【纽约《华侨日报》５月１日文章】题：一条鞭的教育制度不适合中国青年
中共开国之初同心合力，众志成城。继则遭“四人帮”十年的破坏，俟其垮台后，因消除了安定团结的障碍，在国际间之声望始与日俱增，才有了建国之转机，同时国内又开放言论，推行法制及民主政治，仅仅三年时间，已有很多重要的演进。中国的前途应该是光明灿烂的。但“四人帮”和封建的余毒均死而未僵，稍不留意，便有死灰复燃之势。
最近有一美籍华裔寡妇，６０多岁，千辛万苦把在国内的一位４０几岁的儿子一家五口接来美国，全不懂英文，无法谋职业。这位美籍老娘遂变成侍候儿媳全家的老妈子，入不敷出。一天三餐不能少，儿媳连厨房都不肯进。托人在华人餐馆、洗衣馆找零工贴补家用，儿媳全家均认为此乃低下人之工作，决非他们这些文化水平很高的知青们可以做的。由此可见，在中共统制的社会里，一些受教育长大成人的知青，比我们生长海外受资本主义教育的老朽，头脑还要封建，还要落伍，不是亲眼看见，真难令人相信。这种人垂头丧气，认为自己生不逢辰，牢骚满腹。
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中共教育青年不得法之所致。事实上，现在的教育方针和制度完全是邯郸学步，仿效美国学制，这是绝对错误的。
笔者身受美式教育，经过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所谓一条鞭的教育制度。从３岁起到２６岁时带上方帽子止，除了一般三年即可学会的普通知识外，别无寸进，至少白白荒费了２０年时间。在大学时玩得很痛快，一旦文凭到手，便须独立谋生，这一来难怪许多毕业青年都六神无主。社会国家对他们的希望和要求，早抛出九霄云外。
中国现在的教育家应该替中国的青年前途仔细策划，落实新的教育制度，使人人都成为有用之材，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决不准有废物存在。
笔者并非教育家，只能从本人身受的教育过程中考虑是非优劣各点，同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随感直书，略抒管见而已。
第一，务必取消一条鞭的贵族式教育制度，不是每一个青年非读完小学进中学，读完中学进大学不可，读完大学便等于前清时中了状元一样。事实上，即使真中了状元，也不过是依然故我，无一技之长。
第二，中国根本要废除小学、中学、大学等名称。自７岁起便进国民学校，分八级。至１５岁时应有充分的普通应用知识。１６岁有志深造者可入专业学校三年。２０岁时则须半工半读获得实际经验。遇有智力特高的青年，则应保送研究院工作。苟有需要，可资送出国考察研究，与世界第一流专家分庭抗礼。若能臻此，则青年人不会耽误青春宝贵的时光，而每人所学都有所用，毕业就是立业，人人都有专长，都有出路。
说如何使每次考察访问产生预期效果是中国主管方面需要探讨和改进的问题
【香港《大公报》６月２８日文章】（作者：江南）题：谈出国访问
中国目前还没有私人出国旅游这回事，因此能有步出国门的机会，除非移民、探亲，否则就是官式访问。
任务虽是考察访问，考访之余，自然少不了旅游，既免费游埠，兼增广见闻，何乐而不为。于是趋之若鹜，争相效尤，浮滥在所难免。浮滥的现象，包括不该来的来了，该来的没有来。
溯本追源，这是长期关闭的结果。
如何使得一个生动活泼的考察产生预期的效果，是当前主管方面需要探讨改进的问题。
本来，两三周走马看花，再大的专家学者，也只能捕捉到一些表面现象。深入和时间是紧紧相连着的，甭说制度、程序、结构需要仔细钻研，那怕一个百货公司的陈列、布局、操作，亦需相当时日的融汇贯通。因此，出国成员的选择，极其重要。（一）必须是与业务有关的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不得以走私夹带的方式，滥竽充数。（二）审查该员的素养和吸收能力是否具旺盛的求知欲。（三）考虑到国家和业务的迫切需要，换句话说，不能为出国而出国。（四）检查其健康条件。身体条件差的，或上了年纪的，经不起过分舟车劳累，应予防止。（五）具有被考察国语文条件的，列为优先。
当选的成员，出发前夕应首先进行集训。通过讲习，对被访国的历史、地理、人文、社会风俗，获得通盘了解。就专业性访问而言，通过集训，对被访国的该业的组织，分布和概况有所认识。其次，把访问参观的目的制订得具体点。这样做，免于盲目来去；准备好，收益大。
团体出国多，政府何妨设一机构，专司其责。师资，可临时向各部会、大学等借调，务使其秩序井然，计划周到。
考察归来，除向原单位，作口头报告，向同事上级，公布其旅游心得，更硬性规定用文字纪要，择优者，印刷转达相关行业，俾扩大其影响。
到达外国，举止言行，处处影响国家和全民的声誉。仪表服装，都须认真注意。我个人的经验，到美国的一些访问团员的西装，大都是１９４９年前的古董，洋人很容易觉得中国大陆来的人个个衣衫褴褛。
翻译负责语言的传达，不仅要精通外国语，还要有专业知识，否则难以胜任。中国通外语的人为数不少，高手口译的却聊聊无几。幸而，美国各公司都有华裔职员，可资应急。访问的副产品是文化交流。团长团员很可能应邀致词，或者交换一些意见。遇到这种场合，致词不妨简短扼要。态度不卑不亢，谦和有礼。
有一点，洋人甚难理解，为甚么每团都少不了团长、副团长等一大堆头衔。有的副团长达二至三位之多。纵无官僚主义之实质，实具官僚主义之形式。国内新闻报道，更少不了“以××为团长，××为副团长的×××××”这种公式。（５月１６日于旧金山）
克格勃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是收集公开的情报。因此，有外交职业掩护、得到豁免权保护的以大使馆为基地的克格勃特工人员便方便地来到美国。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联邦调查局日夜不停地跟踪鲍里斯
·康德拉采夫这样的人。
一个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间谍——非法间谍网的间谍——如果在当场被抓住，就可能被逮捕、指控进行间谍活动和受审。如果联邦调查局证实鲍里斯·康德拉采夫参与了与他的外交官身份不相符的非法活动，那么对于他来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的情况就是被从美国驱逐出境——要么是悄悄地被驱逐出境，要么是在故意大加宣传的情况下被驱逐出境。苏联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两名雇员在１９７８年试图购买美国海军的秘密时落入了海军情报机构的圈套，结果被判了刑。实际上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都反对审讯那两个人，主张悄悄地把他们驱逐出境，以免苏联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进行报复（这是情报战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但是卡特总统赞成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意见，下令对他们起诉。
象鲍里斯·康德拉采夫这样的特工人员很可能要设法同美国人建立联系。常常有政府在防务方面的工作人员出于经济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可能愿意偷窃和出卖秘密材料。有时这些美国人以他们认为是谨慎的方式自愿去找苏联外交官（他们可能是克格勃特工人员，也可能不是），提供服务。任何这种找过一名苏联外交官的“自愿人员”都立即落到克格勃的一名“侦察人员”手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克格勃的特工人员积极招募可能成为间谍的美国人，进行讹诈或投以经济诱饵是他们招募间谍的手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联邦调查局才这么密切地注视着鲍里斯·康德拉采夫及其同事——以便了解他们的一切活动和可能的秘密接触。
招募人员的情况没有两个是一样的。友好的美国人，通常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可能为克格勃发现一个可以招募的对象。之后克格勃的侦察人员就耐心地建立起这个候选人的个人档案，以便确定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价值和所包含的风险，尤其是要弄清有没有美国反间谍机构设下圈套的危险。对这个可能成为间谍的人的个人方面的、职业上的、感情上的和政治上的特点进行研究之后再由驻华盛顿的这位间谍头子或者由莫斯科作出决定：是否应该当真招募他。
在美国的克格勃也在广泛以先进的电子系统用于间谍活动——这是一个新方法。在七十年代中期，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和在旧金山及纽约的苏联领事馆的克格勃特工人员利用微波电路不仅偷听到平民的电话谈话，而且偷听到美国政府的电话通话。
虽然政府拒绝明确地说明这种偷听活动是怎么发现的，但是人们认为，这是国家安全局发现的。国家安全局除进行其他许多秘密活动外，还专门研究电子间谍活动。实际上国家安全局早在一九七四年初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情况，但是有好几年的时间详细情况一直保密。在发现苏联偷听之后，卡特政府不得不把政府的电话联系改为通过地下电缆进行。这项工程在１９７９年完工，耗资一千多万美元。卡特政府的这项计划还规定要扩大政府的行政保密通话网，这个机构利用改变频率使通话不被窃听的特殊装置把通过电话进行的敏感的谈话改为密码。政府的高级官员完全意识到苏联偷听电话的危险，所以他们非常警惕，在汽车里打电话时也不说任何那怕是很不机密的话。
由于苏联人同样能偷听美国公司的电话和用户电报的通话——这些通话常常包含有同俄国人有着利害关系的经济情报，所以商务部在１９７７年底建立了全国电信情报局，帮助企业家们保守他们通讯联系的秘密。这里的问题是，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收集情报并不限于收集有关政府的情报。美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克格勃和苏联其他机构正在收集的有关美国的极其复杂的情况的一部分。今天，情报工作是一种无法分割的事业。
但是，对于美国和苏联来说，反间谍工作可能是情报工作中最秘密和戒备最严的方面。通过招募“鼹鼠”（掩护得很好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的间谍）永不停息地努力打进美国的情报机构（以中央情报局为主要目标），是克格勃最大的野心。中央情报局自然也设法以同样的方式打进克格勃；是否已经成功和成功到什么程度，是中央情报局的最大秘密。埋藏在兰利总部的一只苏联鼹鼠，是不断使中央情报局恐惧的问题。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过去是否一直存在着这么一只鼹鼠，或者现在是否还存在着这么一只鼹鼠。虽然一些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一直在隐晦地暗示在兰利确实有一只苏联鼹鼠，但是他们除了笼统地说说而外没有公开地提供任何情况。此外，一想到了不起的英国情报处也有苏联人通过英国叛国分子——一些有着无懈可击的背景的人——打进上层机构就感到心寒。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被安插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能接触美国最敏感的机密。
最重要的情报活动都是有长远打算的，而不是为了眼前的结果。今天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是极不可能被克格勃招募去的。因此它招募的对象非常可能是较低级的官员，它的这笔投资将在许多年后收到实效，那时他的职位已很高了，已能接触极重要的情报。如果在中央情报局确实有一只克格勃鼹鼠，那么他一定是在，比方说，２０年前被招募的。今天新招募的人可能在本世纪末开始出——意义重大的——成果。
无论是克格勃还是中央情报局，都不限于在从事情报工作的官员中招募“有地位的间谍”，即“有权势的间谍”——人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中央情报局招募的最重要的间谍中有一些人是在３０年或更多时间以前在美国大学上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这些男人和妇女今天可能是他们国家的内阁部长或其他重要官员。美国反间谍机构认为，由于同样原因，克格勃一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招募年轻人。
这么作的理论是，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即使只有很少的人，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政府、政界、军工或情报机构渐渐高升，不仅成为宝贵的情报来源，而且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还会参与美国的决策过程。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最近在接见记者时说，今天在美国最有可能成为克格勃招募“对象”的是“持不同政见的人”或少数民族。在他看来，在苏联人为将来发展他们在这里搞情报的宝贵人物时，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美国共产党对克格勃几乎是完全无用的：它的党员没有权势，而且不能接近重要的情报或决策工作。
这位前局长和另外一些美国高级情报官员已经信服，克格勃目前在美国正在从事万来最大的攻势。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多层的情报机构，从广泛全面地收集公开情报的计划一直到采用先进的电子侦查系统和组织新的难以捕捉的非法间谍网。政府是那么重视苏联的这种活动以致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１９７８年下了一道绝密的命令，要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能力和美国的反间谍能力进行检查。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克格勃滥用外交豁免权的情况。鉴于人们认为苏联的情报机构正在发动大规模攻势，所以政府采取的是保护性的措施。虽然联邦调查局在１９７８年曾试图在给予苏联人和东欧人进入美国的入境签证方面实际上行使否决权而显然未获成功，但对入境申请的审查是很仔细的。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是不给那些由于被指控进行间谍活动而被驱逐出北约国家的苏联外交官或其他人发签证。例如，联邦调查局在１９７８年成功地阻止了给要同美国谈判一项新协议的苏联文化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发签证。其中的一个人是伊万·阿扎罗夫。他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５年曾在华盛顿工作，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２年又在华盛顿工作，在１９７１年被英国驱逐出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