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官员说，苏美在华盛顿的情报战，现在比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激烈。苏联正以使美政府极为忧虑的方式逐步扩大它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和使这些活动现代化
【美《华盛顿邮报杂志》文章】题：克格勃在华盛顿
（原文提要：这里大约有二百名苏联特工人员。他们阅读了大量的材料，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同适当的人选共进午餐，当然，他们还招募新人员。）
我们就叫他鲍里斯·康德拉采夫，他每日上午准７时４５分离开他在华盛顿西北区马萨诸塞大道的公寓房间，走向斯科特街心广
场，然后到第１６街向左拐，几分钟便到达苏联大使
馆。苏联大使馆是一座老式建筑物，紧挨着大学俱乐
部。在他穿过由警官守卫的铁门进入苏联大使馆时，他可以看到第１６街上相隔四条横街的白宫。
每天早上在他从家里去办公的路上，都有两个穿制服的人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这两个人一直在这座公寓楼对面的街上等着他。在这座公寓楼里住的是苏
联大使馆的一
些官员及其家属。这两个人是联邦调查
局的特工人员。鲍里斯·康德拉采夫名义上的职务是苏联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实际上他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的特工人员。鲍里斯知道有人跟踪他。这不过是克格勃和美国反间谍机构在华盛顿（以及在美国别的地方）悄悄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情报战的一部分。这是一场有着明确规定的规则的战争。
美国官员们说，这一场斗争现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其原因在于苏联正以一种使美国政府极为忧虑的方式逐步扩大它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和使这些活动现代化——从复杂的间谍活动一直到为了在这个国家安插长期潜伏的有政治影响的宝贵人物而进行的努力，各种活动应有尽有。
当然，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始终是极为活跃的，但是华盛顿的安全问题专家们深信，俄国人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作出了重大的政策决定，要改组、加强和改进这些活动。有一切迹象表明，莫斯科，正象它极力谋求取得军事优势一样，正极力要在情报方面取得压倒美国和北约联盟的优势。华盛顿的专家们说，这些行动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官员们说，苏联在美国的搜集情报的能力自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已增加了九倍，这表明克格勃的计划工作是很长远的。因此，政府现在对苏联的情报活动特别敏感，对于允许苏联官员和来客进入这个国家越来越小心谨慎了。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工作人员认为，位于第１６街的苏联大使馆是苏联情报活动的主要中心（一些极为非法的间谍网是直接由莫斯科控制的），由大使馆向克格勃的许多特工人员提供外交掩护——从而也使他们取得豁免权。
根据美国反间谍官员所作的描述和所提供的情报，鲍里斯·康德拉采夫是克格勃在华盛顿有外交职务掩护的官员之一。国务院１９７９年“蓝皮书”开列了苏联大使馆从多勃雷宁大使起１４３名官员的名单，鲍里斯·康德拉采夫是其中之一。在这里的官员中每个人都有配偶，这么一来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总数就增加到２８６人。此外，在华盛顿还有１０１名不拿外交护照的苏联“雇员”，还有２４人属于设在首都的贸易代理机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雇员”都没有配偶。因此，派到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苏联公民的总数是４１１人。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否定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几年前所作的估计：苏联大使馆的官员中有４０—６０％属于克格勃。流行的看法是，苏联大使馆以及苏联驻纽约和旧金山的领事馆，从广义的情报工作上讲同克格勃是无法区分开来的。
联邦调查局在１９７８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中说，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９月，苏联驻在美国的官员人数从９０１人增加到１１２５人，其中包括纽约联合国秘书处雇用的人员。纽约联合国秘书处是苏联在美国的另一个情报中心。联邦调查局说，“过去的经验已经明确地表明苏联喜欢把外交和情报任务合为一体”。
鲍里斯·康德拉采夫就是苏联这种“喜欢”把外交和情报任务合为一体的主要例子。他在华盛顿活动的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苏联搞情报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既通过公开手段也通过秘密手段收集情报的重要性。在现代情报活动中，过去那种搞间谍活动的神秘作法已不再通行，尤其是在象美国这样的开放社会里，就更是如此。
鲍里斯是克格勃派到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名政治军事专家，尽管他渴望得到尽可能多的实际军事秘密，但他的兴趣既在收集实际军事秘密上，也在了解美国在防务方面的决策过程上。他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军衔是少校。第一总局负责在国外的全部活动，但是他具体地分配在第一总局第一处。这个处分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活动。第一总局还管反间谍和“非法活动局”——不暴露的潜伏得很深的间谍网。为了活动安全，鲍里斯同非法活动网没有联系，各自独立行事是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每个负责人只知道他需要知道的东西。
鲍里斯在华盛顿感到自在，因为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年了，而且在这之前还在联合国任职三年。他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进克格勃工作。他在克格勃学校里呆了两年，然后在苏联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呆了三年。美国研究所是苏联研究美国问题的中心，它不仅为外交部和克格勃，而且还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整理和解释公开得到的有关美国的情报。在这个研究所，鲍里斯成了美国问题专家，并且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今天，他的英语会话通俗流畅，他在华盛顿的相识还以
为他是在美 国上学的呢。他是美国电视的忠实观众，同他的妻子伊里娜（她是贸易代表机构的雇员，大概也是半个克格勃官员）去电影院看电影，甚至关注雷德斯金斯足球队的胜败。
典型的作法是，鲍里斯的一天是从看日报开始的，日报是克格勃的特工人员的主要情报来源。他的工作靠的是《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明星报》、《纽约时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从这些报纸上寻找同防务有关的文章。所有这些报纸都拥有报道军事问题的优秀记者，而鲍里斯则从报上了解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有关考虑到阿富汗问题引起的危机增加今年防务经费的讨论、ＭＸ导弹的部署计划和为建立一支快速部署力量以供世界各地发生的紧急情况使用而正在采取的步骤。这对苏联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情报，而诀窍在于懂得如何在报纸的报道中发现新的宝贵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同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其他情况联系起来。例如，《华尔街日报》几乎每天都使鲍里斯了解哪个军工承包商订了合同，陆军、海军和空军订了什么合同，合同金额有多少。然后鲍里斯再去看专业刊物。《航空周刊》是他特别爱看的杂志之一。这家杂志大概是有关军事问题的最有用的刊物，通常它对航空、导弹和航天发展情况的报道比所有其他报刊都早得多。它大概是有关，比方说，五角大楼制造旨在对付苏联截击卫星的卫星计划最可靠的消息来源。
贸易方面的刊物尤其是那些报道电子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刊物，对鲍里斯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他从这些刊物上了解美国军用飞机为对付苏联的地面或空中雷达所使用的电子干扰一类的先进技术。这就是从公开的消息来源耐心地收集情报的方法。在莫斯科，苏联的专家们将从鲍里斯送回的材料推知更多的材料。
参加国会委员会有关防务问题的公开听证会占去了鲍里斯的大量时间，但是他在这方面所花的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鉴于鲍里斯经验丰富，他专心致志地听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提问以及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的官员们的回答，就能使他对有关防务的具体想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当然，参加国会听证会的并不仅仅是鲍里斯一个人。甚至在有关对外政策、经济、与美国生活和决策有关的一切方面的最不引人注意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能看到他的大使馆同事和克格勃的同事。苏联大使馆从政府印刷局大量购买有关国会听证会和国会报告的印刷品。俄国人和其他人显然认为，通过利用美国的一个发行批发商，他们不会漏掉任何那怕只有一点点重要性的东西。此外，这么作还不那么显眼。
鲍里斯和他的克格勃同事还积极参加社交活动，虽然人们始终不清楚他们的这种活动在专业上有多大成效。他一周里有两三次邀请一位美国相识（一位被认为是消息灵通的记者、一位专门研究外事和防务的学者、甚至是一位政府官员）到华盛顿的一家豪华的饭店来捞取情报。
克格勃的特工人员并不期望在进行这些午餐时得到官方的机密。他希望了解对美国政策的意见、估价和评价。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政治情报，他希望，转呈到克格勃在莫斯科总部的是“了解内幕的人”的看法。克格勃显然居于大大超过中央情报局的优势。在莫斯科，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得要以非常困难的方式来获得情报——俄国人不公开发表政治、经济或防务资料，也不出来与人一道亲切地吃午饭。但是在美国，象鲍里斯·康德拉采夫这样的特务可以在一个公开的社会里活动。除了接近华盛顿的要人之外，重要的情报是通过美国报纸和国会取得的。
收集一般情报的工作并不限于苏联大使馆和克格勃。它们还得到驻在华盛顿和纽约的３１名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记者的协助。苏联记者同驻在美国的所有外国记者一样，都可以进白宫和国务院，因此便可以参加每天的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作为记者，他们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很容易同美国记者们有社交往来。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认为，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和其他报刊的记者是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整个情报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它们不肯说明是否这些记者都被看作是克格勃的实际特务。
无论如何，苏联报纸的读者看到的这些记者每天从美国向莫斯科发回的东西是比较少的。苏联驻华盛顿和纽约的记者发回的报道的大部分，刊登在专为政府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阅读的内部发行的每日情况简报上。
据称苏联所有的情报活动到目前为止都是完全合法的，虽然联邦调查局对于这种研究活动的强度和范围越来越感到惊恐了。联邦调查局知道，象鲍里斯·康德拉采夫这样的人在他们的专业方面是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观察员，并且也知道，流到苏联的有关美国的非保密情报可能已到了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步。正如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位官员最近在接见记者时所说的：“不可思议的是，不知有多少重要的材料就散在华盛顿，等着什么人逐一地收集起来，而俄国人现在恰恰就是这样作的……在莫斯科的克格勃分析人员所要作的只不过是把在美国公开说的和写的东西整理出来，这样他们就得到了有关美国的非常完善的全面情报。”但是，正如高级政府官员所承认的，这是美国为保持一个开放社会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谁都没有提出来说这个代价太高了。（上）
【西德《时代》周报５月３０日一期刊登罗斯
·特里尔的一篇访华观感】题：北京的粗暴刺耳的声音，副题：“中国模式”的结束
北京不再——象巴黎那样——是一座壮丽场面多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城市。立体交叉街道和无尽头的住宅群损害了皇帝的光辉。北京的外貌一半象东柏林（斯大林式的新石板路面），一半象雅加达（大街后面的小胡同）。
一种做生意的气氛在压倒一切地蔓延开来。今天中国人在无情地谈论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当中的内行人对国民经济将会如何迅速地发展不愿表态。一些外国商人在这里开设了他们的办事处，外国的若干产品在中国的广告墙上和电视上作广告。经济已经在这么大的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以至于中国的国营保险公司愿意为在这里经营合资企业的外国公司在遇到中国政治颠覆的情况下提供担保！一个认真地致力于经济发展工作的政府正鼓励它的人民艰苦地工作，同时取得更好的物质报酬。
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互相体贴。在公共汽车站他们互相碰撞和推拉。在商店购物时他们互相谩骂。在大街上见到处境极为困难的人时，他们不闻不问——完全象西方人。
在某天的晚上，我在一个家庭作客。这个家庭的小孩百分之百是西方人，但他们的中国话讲得象本地人一样好。我非常惊奇地对我的女主人说，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电话总机，不仅要查问行车的目的地，而且要查问国籍。她苦笑地说，“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们不会那样不辞辛苦地为中国人把车开到这里来”。“您是否了解，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反感情绪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她对这一点肯定是了解的，因为她在北京已经居住了几十年。
“昨天晚上，我的女儿给机场打电话。她想准确地知道，她的朋友所乘的由西安来的飞机什么时候到达。一个抱怨的声音说：‘您有什么事？’正如您所发现的那样，我女儿的声音听起来就象北京一个普通女孩子的声音一样。她回答说：‘您讲话的声音为什么这样粗暴？我是否在同国际机场讲话？您究竟知道不知道谁在同您讲话？’机场的这位职员态度缓和了。当我的女儿表示自己是外国人时，他讲话甜得就象蜂蜜那样，而且对她要知道的一切都一一作了回答！”
我同澳大利亚一对夫妇在峨眉酒家吃饭，这是一个犄角里的简易餐馆。在这家酒店花二马克四十芬尼就可以吃到一顿极好的四川饭菜；当我们在付款的时候，女服务员在端菜和请客人在大小餐桌上入席，因为这里的空位子很多。当我们在埋头吃饭的时候，在这个大厅的最后面发生了格斗。无论争吵的双方还是餐馆的工作人员都不努力在外国人面前保持面子。在争吵到高潮的时候，一个人被从高处的混凝土台阶上推了下去。只有几位客人从他们冒着热气的盘子上抬头看。发生争吵了吗？如果发生了争吵，那么这关谁的事呢？为什么天真的外国人不应该看一眼中国社会这种肮脏的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