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新闻》社论】我们访问了中国。我们作了为期约两周的旅行。我们深深感到了中国对日本的热切期望。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国举国上下对日本投以热情的好意的目光，对此，我们深感不安。“中日友好”的气氛如此高涨，这大概是前所未有的。
这表明，中国现在正向国内外强调要维持“世世代代”的“中日友好”关系。不能使日中关系倒退回想起来，日本同中国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请允许我们不谈战时日中之间的不愉快和不幸的关系。
１９７２年９月，通过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发表了日中联合声明。从此，日本成了中国的名副其实的朋友。
前年秋天，签署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已立即生效。回顾过去日中关系各个阶段的情景，现在又置身于友好热情的气氛之中，不禁使人更加感慨不已。
与此同时，感到不能使越过千难万险终于发展到这种程度的日中关系再次后退。必须进一步加强亲善和友好关系。日本“报恩”之时“实现四化”的红色标语遍及全中国。无论走到何处，人们都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经济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很低。怎样才能提高到日本那样的水平呢？请指教。”
我们回答说：谈不上什么“指教”。但是，如果可能，日本想向中国报答历史上的恩情。从鉴真和尚到日本授戒传律，不，在那以前日本就从中国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技术和思想。对此，现在日本即使给多少报答也是不够的。如果说忠告，那就是“欲速则不达”。
从历史上和种族上来说，日中两国人民不仅是朋友，而且是兄弟。
两国之间的政治语言因时而异。但是，经济方面的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语言却越过国界，息息相通。而且，现在日中两国的政治之神也基本上相同了。这就是说，日中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位置也相同：站在美国一边，同苏联处于对立面。
【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６月１４日报道】题：社会主义也需要百万富翁
在广大居民中他们大多数还不知名。但是，他们是存在的，这就是苏联和东欧其他共产党国家的百万富翁。他们住在高级别墅里，有多辆汽车，他们能够在黑海海滨最好的饭店度假或者——至少有一些人——甚至可以在里维埃拉海滨度假。
当差不多所有东欧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在考虑克服经济危机而想起私人积极性的力量时，这些“新的富有者”中的一批人看出了这个有利的时机。国家刚刚承认私人手工业、个体商业、小型工厂、旅店和餐馆的占有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国营企业和商业的伙伴，他们就出现了。他们经营得常常很有成效，但是有时候他们也违反法律。
例如，不久前在东德的工业城市马格德堡，有一个５９岁的百万富翁受到审讯。他是一个用手工方式生产工业材料检查仪器的专门工厂厂主，他的产品向４５个国家出口。据说，他的高达２６０万东马克的财产不完全是通过正常的收入获得的。这位一所别墅、三辆汽车、贵重古玩和首饰的拥有者通过漏税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少交了５０多万东马克。
在多年的“歉收”之后，自１９７６年以来，党和国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再次容忍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例如，东柏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声”广播电台在经济节目中说，“共产党人认为，小型商品生产者、手工业者和中小型企业主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也是完全有前途的”。波兰人也同意这种看法。
当１９７９年初忠于政府的左翼天主教组织“帕克斯”协会主席博·皮亚赛茨基在华沙死去的时候，华沙的人们毫不掩饰地说，皮亚赛茨基是波兰、甚至很可能是全东欧最富有的人。他本人虽然不拥有任何工厂，但是他却参加“帕克斯”协会所有企业和公司的利润分配。在“帕克斯”这件外衣下，在波兰首都有一个营业兴旺的报刊和书籍出版社，一个有６０多家商店的宗教仪式用品商店网，几个生产从圆珠笔、鞋油直至唱片等各种产品的小型工厂。
但是，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在波兰也可以有很好的收入。除去７８％的农业掌握在私人手中外，１９７８年以来那里约有１６，０００名个体商贩。他们专门经营饮食店、汽车修配和旅店等行业。在整个东欧独一无二的是：拥有西方外汇的波兰人可以开外汇账户。在５５万多个户头上存入的款项折合２９亿先令。这些人各按存入期限的长短可以得到５—７％的利息。这些利息仍然用外汇支付，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匈牙利，人们也越来越相信“红色百万富翁”的积极性。甚至在医疗卫生方面——在通常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喜欢在这个领域显示优越性——私人开业的医生也敢于出来冒冒风险。不久前，布达佩斯的人士证实，私人开业的牙科医生在五年内“在发展上超过”了国营的牙科门诊所。在日常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私人的积极性也取得了成果。仅在布达佩斯就有１５，０００多名在建筑业富有成效地工作的小手工业者。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源地”
——苏联——不久前个体经济也迅猛蔓延开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了。在苏联大城市的供应方面，集体农庄农民自留地的产品却在许多方面占有最大的比重。最近的报告说，苏联马铃薯的三分之二，牛奶和肉类的３０％以及蔬菜的四分之一是由自留地提供的。
当然，除了个体经济百万富翁这些广泛的阶层之外，还有另一个阶层。经理百万富翁，这些人社会地位的特点不仅是收入高，而且在政治上有影响。这些人就是最大的国营联合企业和工厂以及康采恩和企业的经理们。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耶拿的卡尔—蔡司工厂总经理沃尔夫·比尔曼博士，和他的匈牙利同事、位于久尔的拥有２５，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匈牙利最大的拉巴机械制造公司的总经理爱德华
·霍尔瓦特。属于这个新的阶层之列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有名的斯科达工厂总经理瓦萨拉夫·克拉伊尔。
所有这些人乘坐的汽车都是西方来的——如比尔曼乘的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他们的别墅的设施是瑞典、联邦共和国、法国和意大利制造的。这些人除了在重要的国营企业担任领导职务以外，还都是他们各自国家政治领导阶层的成员：比尔曼、霍尔瓦特和克拉伊尔都是他们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西柏林《柏林晨邮报》６月７日报道】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满目皆是
阿诺尔德·弗赖布格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研究者第十三次年会上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罪犯在押率（每十万居民中的在押犯人数）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三倍到四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法院给大约１／３的刑事犯以拘留的惩处，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受到审判的人中被拘捕的不到８％。
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司法机关的这种严厉制裁，并不能制止不断增加的刑事犯罪活动。在学校和教育领域内，所有出生年度的青少年中都有１５％的人“不合格”。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２％的未成年青少年需要青年互助组织的帮助，其他几乎４％的人生活在教养院里，这些青少年都是行为不端或者需要上劳教学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研究者年会是在５月２７日到３０日召开的，这次年会讨论的题目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活方式》。近几年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把“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作为其宣传的中心，以便转移人们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可能保持的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注意力。“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斗争概念，连１３０多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研究者也无法在他们的会议上确定这个概念的确切内容。
然而，如果人们看一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日常生活状况，却找不到多少能说明生活质量的东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到处是“小资产阶级特点”的劳动社会。学校和教育制度制造了一种分裂的意识，即一方面是学到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德国统一社会党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１０—１５％的青少年的不轨行为，主要归咎于他们的父母。《德国文献》杂志女编辑吉泽拉·黑尔维希在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说，虽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教育学家们非常清楚，母亲的职业工作、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教育导致孩子们的不轨行为，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却不能提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许多青年人酗酒、刑事犯罪活动和有害于社会的行为的真正原因。
【英国《金融时报》６月１６日刊登鲍勃·加勒特的一篇文章】题：中国对管理人员进行再教育（原编者按：如果中国要实现在今后二十年内使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增加两倍以上这个目标，工业化就必须快速进行。这个明显的道理，在毛以后的“经济调整时期”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但是，花了更长的时间才使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只有中国的工业管理作风和管理技术得到彻底的改革以及实现“专业化”以后，工业化才能成功地加速进行。本报６月１３日在《管理》版上通过上海形成鲜明对照的两个单位——国营机器制造厂和江湾公社——的情况，考察了当前朝着上述目标前进的进展情况。）
两年前，上海复旦大学的经济系设立了一个管理学校，去年夏季招收了首批学生共４０人。
同中央政府和国营工厂的厂长的看法一样，复旦大学管理学校的教师们也同意这种说法：如果要实现政府关于到２０００年每人每年收入达１０００美元这个目标，中国的工业和商业组织就需要尽快地培养出更多的专门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培养更多的从事管理工作的大学生，而且，还必须对许多现有管理人员进行再训练。
在中国的企业中，有许多现任厂长和高级管理人员都是从工人中选出来的，而不是国家任命的。在四人帮得势时期，选拔过程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条件，而不怎么考虑了解企业的整个系统的能力。
在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平衡关系变得比较偏重于企业的时候，这些厂长就需要进行再教育。由于在四人帮时期失宠的厂长和管理人员纷纷“从田野”回来，上述那些厂长受到的压力增加了。
复职的管理人员在智力上往往比现有的人员强，非常想重新担当原来的职责，然而却很久没有接触技术和组织方面的情况了。所以，从工人中提拔的和复职的这两种类型的厂长都急需得到大学中新办的管理学校的帮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满足可以看出来的要确保年轻干部得到现代式教育的需要，复旦大学正在遵循中国在发展管理教育方面的总方针：把注意力集中在两种关键性人员
——厂长以及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身上。
目前，所有课程都是讲授课，厂长离职学习两年再返回原单位，大学生要学３年或４年。
由于中国继续强调客观经济学，所以特别强调上述两种学员都要学习经济学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特别是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现代工业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包括应用性研究和数学）、控制和管理情报系统，特别是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情报系统以及“现代管理”，特别是各个企业的组织工作。
后者现在刚刚开始加以研究。他们承认，按西方的标准来看，目前对这方面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事实证明，我们的东道主是很爱学习的。
在复旦，人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关于各个组织的管理的新主张和关于客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的新主张的传播，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渗透到上海地区的８，８００个企业中去。就连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教育机构在对付需要得到新教育的众多人员方面也会遇到问题。人们已接受这样一种看法：教育机构要到许多年以后才会触及中间管理
——这是必不可少的“消防”和财富平均化系统。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
中国政府１９７９年８月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企业之间能够“互相介绍经验”，从而弥合中间管理方面的差距。
这个协会把管理人员、学者和公务人员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和批评对方的主张和行动，其做法同英国的经营管理教师协会和其他专门性管理组织的某些部分的做法很相似。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上海分会已经通过会议和各种讨论会帮助传播了最好的做法，并且正在试验通过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让尽可能广泛的听众和观众尽快地知道。
一个显著的奇特的地方是，新的教育方法往往集中在以教学为基础的活动上。在刚刚习惯于以实践为基础的管理学习——在西方，这种学习方法正在迅速推广——过程的欧洲人看来，中国在发展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似乎通通被斥为四人帮的流毒，这是很令人困惑的。等着看看，过多长时间以后这种学习办法才会再次被认为是管理学习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将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