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11日参考消息 第2版

    【美联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菲尔·布朗)中国的主要报纸今天说,当一个人的个人好恶可以影响全国时,灾难性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迄今为止最坦率地公开谈论已故毛泽东主席的错误。
    发表在党报《人民日报》上的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总结过去的把领袖个人神化的教训,“使这种悲剧不致重演”。
    这篇文章并没有把中国引入这种局面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毛一个人。文章说,中国的封建习惯势力以及某些人出于野心而利用对个人的盲目崇拜也是造成毛的神化的原因。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6月30日刊登该报北京分社社长稻田晃久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7月1日将迎来创立59周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遭到破坏,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党被“极左路线”搞得满身创伤。今年2月才好容易解决了为被称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恢复名誉的问题,但却没有作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总结。
    党中央拼命号召“解放思想”。就是说,想从被过去的极左路线严重束缚的革命至上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换成能够看清国内外现实的灵活的头脑。
    党中央迟早必须解决评价毛泽东这一最困难的问题。
    以实事求是为党的根本方针的共产党,如果不冲破禁区,对毛泽东进行评价,那就等于失去了指导国民的理论根据;党的真正的现代化也必须从这一点出发。
    中国共产党是从制度方面开始进行改革的,不管怎么说,总算迈出了再生的第一步。集体转让权力方式就是改革之一。恢复党中央书记处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呼声就是基于不再培植“皇帝”的愿望而发出的。
    党中央现在的方针不是一举推倒一切、然后再进行建设,而是采取慎重抽掉旧柱子、换成新柱子的方针。
    应该换的柱子很多,诸如:越来越受到人们批判的党员干部的特权问题、不想积极搞经济现代化的党员和干部的思潮等。
    焦点可能是什么时候着手处理评价毛泽东这根主要支柱。


    【美国《纽约时报》5月17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克雷格尔·惠特尼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题:北京以货架上的商品比莫斯科充裕而自豪(原编者按:下边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的社长,他最近访问了中国。)
    中国由于会作生意的传统和大力发展轻工业,因而设立了各式各样的商店,出售在苏联早已停止供应的消费品,并且提供着各种服务。
    苏联消费者梦寐以求的是,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去采购东西。那里的副食店里有新鲜的鱼、活鸡、调料和种类繁多的蔬菜。百货商店还为成年人和儿童准备了价值几美元一双的式样大方美观的鞋子。玩具商店摆有模型汽车和飞机以及价格便宜的塑料面具,这些玩具吸引着顾客而且随时都可买到,用不着象在莫斯科儿童世界商店那样,争着排队疯狂地挤来挤去。
    北京开办了一家精工表店。在苏联,精工表只准卖给外国人。北京的古玩商店纵然价钱昂贵,可真是一家古玩商店,它与在苏联充作是古玩商店的那种诈人钱财的倒卖二手货的委托店迥然不同。中国的旅馆简朴而洁净,苏联的旅馆整个说来是华而不实、杂乱不堪,给人毫无舒适之感。中国有许多餐馆可被列为世界上最佳的餐馆,它们备有很长的菜单,上面列有厨师随时可以烹调的几十道菜肴。在苏联的餐馆,想吃道好菜则很不容易,菜单是一种理论性的文件——上面开列着厨师也许能够制作的一道道菜肴,如果他们打定主意去作的话,但是他们通常不去制作。
    上海的第一百货商店,是真正的百货商店,绝不是红场的国营百货商店那样象是一座空荡荡的仓库。它备有用塑料纸包装的棉纱衬衫、不到一美元一件的背带裙绣花童装、瓷器和玉石纪念品,以及日本的袖珍计算机。
    杭州——上海西南的一个游览胜地——每年生产几百万码的优质丝绸锦缎,那里和上海的国营商店货色齐全,可供中国的顾客广泛挑选,每码印花丝绸价值6.40美元。在大的城市和旅馆里,为方便外国旅游者而建立了友谊商店。外国旅游者在那里可以更好的选择自己要买的东西。
    苏联驻北京的贸易代表说:“友谊商店有点象我们为去莫斯科的旅游者建立的别尔尤兹卡商店。”当有人告诉他别尔尤兹卡百货商店的货物主要是西方商品、伏特加、威士忌酒和香烟时,他回答说:“咳,我们是西方,这是东方。”
    在上海广东路的古玩商店,售货员用英语讲话,给外国顾客倒茶,并以最佳的香港服务方式向顾客推销古玩。一位老售货员说:“解放前,这是一个古玩货摊。现在,我们大家都为国家工作,商店经营情况良好。”
    这家商店还在玉佛庙设立了一家分店,这家圣殿是许多富有的日本人普遍想要膜拜的地方。
    在中国,小型消费品比较丰富,而在苏联却十分缺乏,这是有着一些实际原因的。在苏联,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赶不上国内的需求。在中国,轻工业是去年经济发展最快的部门。1978年轻工业增长了9.6,%同期重工业据称增长了7.7%。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时期以来一直大力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生产今年计划增加4.2%。去年许多消费品的指标没有达到,这促使当局承认“在满足全体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方面存在着困难”。
    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阻碍了苏联商品和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几乎所有的零售店完全为国家所有,合作社主要是从事农产品的生产,而不是消费品。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开始鼓励企业主建立小型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由地方管理,但是它们要向国家上交利润。在文化革命的十年中,这种集体企业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备受打击,但是,现在甚至有人在十三陵出售可口可乐和纪念品。
    这种大事宣扬的私营企业在苏联是见不到的。在那里,零售和批发百事可乐都是通过国营的商店。也许一个原因是,俄国人从来就不是善于经营小企业的人。中国人会做生意是久负盛名的,而且越做越精;随着中国想方设法吸引外国的资金来发展其落后的经济,看来对于人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要做什么也不会限制。


    【哥伦比亚《时代报》6月18日文章】题:中国市场向哥伦比亚开放
    在出口促进基金会提供的关于哥伦比亚—中国贸易前景的最新研究报告中认为,尽管哥伦比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还是比较零散的,但是,由于外交关系的建立,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将可能达到最令人满意的地步。
    根据其他拉美国家向人民中国的出口经验,哥伦比亚可以立即向该国提供如下产品:原咖啡、香蕉、食糖、用于消费的芝麻籽、葡萄、渔渣、生石膏、石英、苯和甲苯、血浆、生酵母、可可油、酒、泵和抽水机、外科医疗工具。
    哥伦比亚在短期内和中期内可以向中国提供皮棉、棉籽饼、发酵的可可豆和杀虫剂。
    中国方面可以向哥伦比亚提供原油、汽油、茶叶、桂皮和桂花、大蒜和其他蔬菜与豆类、油脂和渔油、奶油和猪油、罐头等。
    毫无疑问,自七十年代下半叶开始,中国突然向世界实行贸易开放,而且根据所制定的到1985年的十年计划中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纲领来看,将使中国成为一个对地球上的任何国家来说都具有十分引人注目的市场。
    据悉,目前中国需要更多的还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粮食和矿产品。
    哥伦比亚的农产品和矿产品在这个亚洲市场肯定会有好的机会,而且随着同中国国营外贸公司密切接触,某些半制成品和制成品在中期或长期内,也肯定会进入这个亚洲市场。
    正如进口项目统计所表明的那样,大部分的中国产品同样是哥伦比亚感兴趣的。


说中国布鞋舒适、美观、价钱便宜,整个西方都对中国布鞋有所需求
    【法国《快报》周刊报道】今年,数千法国妇女将选穿进口的中国布鞋。中国布鞋平底,有带,用棉布做鞋面。
    早在1966年,弗朗索瓦兹女士与其兄弟为创建他们的第一个商店——东方和中国公司,到北京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时,就注意到了中国的黑布鞋,经试穿,发现这种鞋舒适、美观,而且价钱又是那样便宜。
    1971年第一批中国布鞋进入巴黎,但号码较小。
    去年法国涌现穿中国布鞋的高潮,大商店以不可击败的价格把中国布鞋陈设在玻璃橱窗内,并用广告加以渲染。巴黎好几家大商店,甚至有以进口异国情调商品著称的商店,都出售了不少中国布鞋。
    今年,这种形势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布鞋到处立足,在时装商店,在繁华的市场,甚至在邮售商品目录中,皆可见到。
    中国人的目标似乎是:每年出口100万双。现在不仅法国,整个西方都对中国布鞋有所需求。首先是丹麦,其次是意大利,美国和加拿大也在迅速赶上来。
    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商品的出口,甚至将在北京举行一个大型的中国布鞋博览会。中国人目前在动脑筋,以使这种50多年一贯如此的布鞋式样有所变化:在鞋底加上后跟,在鞋面上进行刺绣,在传统的黑色和蓝色基础上添加了新的颜色,把鞋号扩大到41号,以适应外国人穿用。
    中国布鞋这种销售高潮能否持久,看法是不同的。某些人认为,仅会流行几个夏天;另外一些人认为,经过一番变革,中国布鞋会像美国工装布一样,将成为一种典型。


    【美《纽约时报》6月7日专稿】(作者:赫伯特·米特冈)题:中国在图书领域正超过苏联
    中国改变了过去几年在图书领域的立场,现在正进行一次大跃进,而苏联在美国书商协会在这里的一年一度的展销会上似乎被完全征服了。
    国际出版界观察家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两种因素:首先是卡特政府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的行动扩大了影响,结果国务院在为苏联图书负责人发签证方面制造了困难。其次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为得到美国和欧洲的出版商的书刊中的技术情报和其他情报进行的竞争。
    苏联代表是否来这里的问题一直是捉摸不定的。美国书商协会理事会曾谋求国务院给予官方指导然后再向俄国人发出邀请。人们认为,正式的邀请是发签证的先决条件。国务院避免对抗,又把这个问题交给美国书商协会。美国书商协会理事会由于采取了支持第一修正案中的保证的立场,所以决定向俄国人发出邀请。
    美国书商协会展销会通常有六名苏联代表参加,而这次预定要来的只有苏联版权局的两名代表,一名是小说和美术部的副主任尤里·乌坚科夫,另一名是对外关系部副主任维克托·杜宁。
    相比之下,中国派出了由北京和上海的主要出版工作者、主编和经理组成的第一个代表团。这个由十五名成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国家出版总局代局长兼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陈翰伯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韦君宜和中国图书进口公司总经理丁波。
    虽然中国人是应美国出版商协会的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而且不正式展出图书,但是他们的一些图书简介通过在美国的称为中国书刊社的书店是可以看到的。这些书店在这里、在纽约和旧金山设有分店。中国人希望进口图书并且鼓励出版商在中国展览他们的图书简介,这对美国出版商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丁波谈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中国政府曾邀美国出版商在六个城市向中国人民展出两万五千册图书的简介。当美国出版商同意合作并且谋求华盛顿拨款组织这次展览时,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不肯给予支持,因为他说,商务部能够拿出的任何经费都应该用于展出电子产品或其他技术产品,这些产品销售的潜力要比图书大。
    这项计划需要商务部拿出35万美元的经费用于组织、翻译和制作目录。本来商务部计划用这笔经费支持美国参加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双日书店的副总经理亚·霍夫曼说,华盛顿不给予支持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目光短浅的而且是愚蠢的”。他说,鉴于去年同中国关系取得的进展,他认为伍德科克大使的态度是令人沮丧的。
    最近,象约翰·威利父子公司、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和麦克米伦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在中国举办了展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陈翰伯说,中国正在研究国际版权法,以便最终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保护出版工作者和作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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