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华盛顿六月七日电】（记者：罗伊·古特曼）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讲话在国务院高级官员中间引起了一场争论，并且使人们对卡特政府的立场产生了混乱看法。
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本周说，对北京和莫斯科采取不偏不倚态度的“三角外交”政策不再是考虑对华关系的适当基础了。
关于这篇讲话的一些新闻报道说，他已正式宣布放弃保持平衡关系的政策
。
在北京，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听了电台报道这篇讲话之后对这篇讲话表示满意，认为这意味着美国在今后同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时将优先考虑北京。
在国务院，人们的反应是混乱的，对于竟然会发出这样的信号感到气愤。
一位官员昨天说，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维斯特大发雷霆。国务卿马斯基和负责制订政策的助手安东尼·莱克正在逐字逐句地阅读这篇讲话。
一位官员对路透社记者说：“这又使我们显得愚蠢了。”
他又说：“请考虑一下这将在西欧、东亚和日本产生的影响吧。我们不得不说明政策没有改变，而且这样就能把双方都激怒。”
不偏不倚的政策是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国务卿基辛格从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对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访问时开始采取的。
卡特政府第一次背离这项政策是在去年十月。当时一些官员透露了放弃对中国的贸易限制而不放弃对苏联的贸易限制的计划。
今年一月，国会利用公众对苏联干涉阿富汗的愤怒情绪，急急忙忙通过了这项法案。
从那时以来，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军事装备。
因此美国政策的明显“偏向”至少在八个月以前就很明显了。
一些官员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是压倒当时的国务卿万斯的反对意见、支持改变政策的推动力量。
今年一月，国务院发言人霍丁·卡特说过，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使实行不偏不倚的政策变得不可能了，但是他又说：“我们仍然希望，从长远观点来看，这项政策将是可能的。”
霍尔布鲁克的讲话实际没有超出这项政策的范围，讲话中的关键句子的措词也是慎重的。
他说：“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众所周知的三角外交不再是看待对华关系的一种适当的概念基础了。”
关于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
关于这句话的意义是在介绍“背景”——也就是说不许透露讲话的官员的姓名——时向记者解释的。
官员们对一些记者说，霍尔布鲁克认为这篇讲话是重要的，而且他愿意亲自同他们讨论这篇讲话，这是助手们为使人们注意本来不会引起注意的一篇讲话作出的一种异乎寻常的尝试。
但是到昨天，这次“介绍背景”成了使人混乱的根源，霍尔布鲁克的助手们说，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单独介绍这篇讲话的背景的汇报会。
在国务院昨天举行的每日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问道，美国现在在对华关系和对苏关系方面奉行什么政策。
是否永远放弃或者埋葬了不偏不倚的做法？
美国是否打算在同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时偏向北京？
发言人托马斯·赖斯顿没有回答，一位官员说，原因是国务院内部仍在争论这个问题。
说此行一个重要目的是就苏联的威胁提出警告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六月六日电】中国外长黄华从下周开始将对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行十天访问。这里的观察家认为，黄华此行显然有一个重要目的：就他的政府所认为的苏联的威胁提出警告。
黄华接受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外交大臣的邀请，定于六月八日——十一日访问瑞典、六月十二——十五日访问挪威、六月十六——十八日访问丹麦。
观察家们说，北京同这三个国家没有分歧，它们是一九五○年西方第一批承认大陆中国的国家。因此，黄华同三国外交大臣的会谈将集中讨论增加正在扩大但数量还很小的贸易问题。
这三个国家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地位以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观察家们说，因此，黄华在谈苏联构成威胁的程度上将有所区别。
瑞典是中立的，而丹麦和挪威是北约的成员国。丹麦还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这使它对苏联有自己的政策立场。
黄华最近在接受一系列北欧记者的采访时谈到，“北欧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他强调，中国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声明“就其性质来说是策略性的，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
观察家们说，这个问题肯定将同瑞典和挪威的外交大臣讨论。
观察家说，预料在这三个国家中，都将讨论加强商业联系的问题。
中瑞一九七九年贸易额达到八亿二千四百万克朗（二亿零六百万美元）。
在挪威，正象康世恩上星期访问所表明的那样，发展贸易协议的重点是在石油方面。
丹麦与中国的贸易在一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达三亿五千万克朗（七千五百万美元）。在丹麦，贸易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和中国一九七八年签订的协定规定的。
【新加坡《星洲日报》六月七日社论】题：美国改变对华政策
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公开宣布“中美关系不再是美苏关系中的一个简单函数”。是否真如他所说呢？中美重建邦交，始于尼克松政府的后期，卡特上台以后，彼此交往，主要也还是局限于人物交往和经济关系的逐渐恢复，步调是缓慢的。
美国此次批准“军事支援设备”售卖给中国，事实已完全摆脱过去对中苏等距离的政策。一句话，它是需要中国助其阻遏苏联的对外扩张。
中美化敌为友，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更重要的还是苏联的对外扩张政策，尤其是进兵阿富汗，威胁波斯湾的行动，已经惊醒了美国，造成它们相互合作。但美国依然还是把中国当作对付苏联的一张牌。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六月四日电】题：霍尔布鲁克谈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准备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的题为《美中关系前途》的讲话，全文如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国经历了二十年的怀疑、犹豫以及常常是激烈的辩论之后，我们在不到十年以前开始朝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迈进了。在五百天多一点以前，我们实现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目标。
今天，我们很难回顾围绕着关系正常化进程发生的争议。新近举行的全国民意测验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印象良好，与近在一九七七年刚刚举行过的类似的民意测验相比，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转变。全国显然一致赞成继续发展我们已经同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建立起来的密切、友好与合作关系。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以来，我们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发展速度之快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由我向你们这些了解情况的听众详细说明美中关系发展的明显速度是不必要的。我们在各个方面已经为我们的关系建立或者即将建立起要不是拖了三十年才承认本来已经建立的大体相同的基础。
实现关系正常化时的反对派所表示的担心和疑虑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当时所抱的很大的希望已经实现或者超过了。让我简单地为你们回顾一下我们当时希望通过“正常化”得到什么，用这些目标衡量一下所发生的事情。
请回顾一下我们看到的六十年代的中国吧——那时中国陷于自己造成的混乱之中，声称它希望把革命动乱扩大到全球，在许多地区积极支持叛乱活动，以原始的核武器武装了自己，容易受到外部干涉，由于国际上不承认其合法地位而孤立和愤怒。那时看来中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世界舞台只能深刻地破坏世界和平，威胁我国的安全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国的安全。谈卡特政府开始执政时对中国的四点希望
本届政府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虽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些目标必定过于野心勃勃。我们曾希望：
——以有助于而不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方式为中国完全进入国际社会提供便利。
——承认出现一个能在亚太地区和最终在全世界发挥正当的和建设性作用的强大、可靠、繁荣和友好的中国是符合我国利益的。
——要缓和台湾问题等使美中意见分歧的争端，要消除一个新兴的核国家和地区性大国可能作出灾难性估计错误的危险。
——造成同中国人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建设性的格局并且同中国人在经济、商业、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建立达到上述目的所必要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这些目标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
说中国十亿人口已开始在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方回发挥作用，中日美之间长期紧张关系现已为真正对话和磋商所代替
至于中国本身，这个国家现在开始享受长期没有得到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十亿人口已经开始在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朝鲜经过台湾到菲律宾这个弧形地区一直处于大国争夺和不稳定的正中心，而现在这个地区所受到的压力比四十多年来的任何时候都小，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现在已为真正的对话和磋商所代替。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三国第一次享有密切的和合作的关系，并且共同关心朝鲜半岛的独立、和平和稳定。
在东南亚大陆，不到十年以前还是我们双方势不两立的主要地区，而现在我们已同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目标，即使我们有时在应该使用什么恰当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在西南亚，我们一致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并停止向南扩张。我们各自都强调支持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邻国的安全，而另一方面谋求改善我们各自同印度的关系。
我们本身同中国的关系是良好的，而且在不断地改善。人们普遍担心“现代化”对台湾以及对我们同台湾岛上的人民的欣欣向荣的民间关系会产生的影响，现在已经证明这些担心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我们已不再承认台湾当局而且同该岛也没有官方的关系，但是同台湾的富有生气的社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继续在蓬勃发展，就像台湾本身也是如此，尽管它内部有些困难。
北京过去扬言要以武力“解放”台湾，现在也代之以尊重台湾现实的稳健政策。北京现在谋求恢复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显然，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已到达三十年来的低潮，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我们同中国人的双边关系已经迅速地得到巩固和制度化（这在我们的政府系统中是最重要的），因此，这种关系不再是依靠少数几个人秘密地活动，而一直到去年年初为止，总是依靠这种做法的。关系是涉及广大美国人的利益，今后执政的任何美国政府要改变这一趋势是困难的。（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到今年年底，我们建立基本的法律和制度基础的工作将完成，在这个基础上，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关系可以发挥充分的潜力。这种潜
力已经逐渐被认识到。现在每个月有多达一百个中国代表团在我国访问。今年访问中国的美国人将有六万多人。我们去年的贸易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达到二十三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迅速增长，今年可能超过三十亿美元。美国和中国的商人正在兴办第一批合营企业。
说中美最高领导人和外交官经常磋商，对世界和平前景极其重要
我们终于建立了我们最高领导人和外交官之间经常进行极为有益的磋商的方式——这对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前景极其重要。有关国际安全事务的严肃对话目前正在友好和坦率的气氛下进行。这种方式是去年邓小平副总理和蒙代尔副总统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期间确定的——他们的亲自指导和我们各自的官员的推动，对我们关系的明显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防部长布朗一月份去中国，耿飚副总理上周访问华盛顿，以及章文晋副外长三月份访问时开始的定期外交磋商起了推动作用。我的一些同事和我将在今年夏天访问北京继续这种对话。
现在接近完成的这个重建时期的议事日程一直是简单的，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必须扫除过去的误会和废墟，并且填补我们的关系中由于三十年没有正常关系而造成的鸿沟。我们正在这样做，双方都感到满意。
但是，今后如何呢？我们已经在七十年代为建立正常关系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必须自问，在八十年代，我们应该抱有什么希望和目标。我们只是刚刚开始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今天让我向你们介绍我们的一些初步想法。
说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途抱有希望是有某种理由的，认为到二○○○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美七十年代水平
本世纪八十多年中，人们曾对中国的前途如何不断进行猜测。但是，实际上，每个预言都在事实面前破产了。因此，要求任何人在预言那怕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也要极其谨慎，更不用说预言二十年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我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征求过意见的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感到，中国的领导人对他们的国家的前途抱有希望是有某种理由的。
中国的发展速度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继续保持在每年百分之六或者甚至百分之七，看来并非不可能。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我国二十年代的水平。如果中国的发展继续保持最近的速度，到二○○○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将接近美国七十年代末的国民生产总值。鉴于中国人口众多，这当然只能相当于美国二十世纪初的生活水平。即使是这样，这种成就也会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并不是根据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决定的，而是根据工业、科学和技术威力的总和决定的。
如果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万五千亿到两万亿美元的范围内，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和作用将远远超出现在的水平。此外，如果中国能够在安排十多亿人民的命运方面克服固有的官僚主义的惯性和各种困难（我承认要非常强调“如果”这两字）它将取得它现在所没有具备的那种程度的安全和独立行动的能力。说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取得潜在力量可能预示什么
中国如何利用它重新取得的力量和影响，这对于美国、我们的盟国和中国的邻国是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全世界都在对中国取得潜在力量可能预示什么进行猜测——有的是满怀希望，有的是充满恐惧心理。一个多世纪以来，问题一直是相同的。
——中国人会满足于一个由独立、自主和平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呢，还是他们会恢复过去的看法，认为在一个国家集团中别人应当屈从于他们居中心的优越地位？
——中国将证明它能够接受对它的现代化极为重要的外国见解和技术而不再复发仇外心理吗？
——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将把它的巨大能量用于国内呢，还是证明会向外扩张？
我们既没有把握预测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答案，也没有把握预言现在中国为弥补失去的时间所作的巨大努力的结果。中国现任领导人提供的一些答案是令人鼓舞的。他们说，中国一心要造成一个由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他们说，中国将依靠本国的传统和外国的见解来实现现代化，中国将在友好、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同外国人——和邻国——打交道。
这种政策显然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我国的利益。重要的是，我们要鼓励这种加深中国同西方和日本的关系的倾向。简而言之，我们的政策应当是设法确保中国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继续符合我们自己的和我们的朋友与盟国的利益、意愿和习惯做法。谈指导美今后几十年对华政策的六点原则
因此，指导我们今后几十年对华政策的原则已经明确了：
第一、我们将根据他们本身的情况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外交工作不仅要估量潜在的敌手的反应，而且要从盟国利益来衡量政策。我们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就会促进我国的繁荣与安全——也会促进盟国的繁荣与
安全，其方式要充分地、足够地考虑到会受到这些关系影响的各种外部因素。虽然战略因素仍然是我们发展关系时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但是根据七十年代初著名的三角外交这种概念基础来对待同中国的关系已经不恰当了。美国以及各盟国和朋友的大量利益与各个权力中心（诸如日本、东盟、印度、石油输出国组织和西欧）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世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欢迎中国以全球性和区域性事务的积极参加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而结束了它长期以来闭关自守和相对来说不卷入国际舞台及多边外交的状况。中国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其中很多问题与安全和战略考虑全然无关）起重要的作用。
说美国同中国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以美同苏联的关系为转移，在两国共同利益未遭正面攻击情况下两国仍是朋友而不是盟国
总而言之，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并不简单地以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为转移，虽然这些关系的发展的速度过去已经受到、将来还会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正如毛主席早在一九七三年就私下告诉我们的那样，美国不应当设法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打击苏联。
他这番话是正确的，尽管事实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和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对付苏联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的问题始终是，并且仍将是对外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我们各自都有其它的利益，并且关心着其它一些问题。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政策有时可能是并行不悖的；但是很少是一致的。我们的社会基于相当不同的哲理，我们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在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共同的利益未遭到正面攻击的情况下，我们将象现在一样是朋友而不是盟国。
第二，我们同中国的新的友好关系不需要而且也不会以损害我们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为代价。与此相反，我们对华政策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增强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而我们同中国日益发展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转过来又会加强这种作用。
我们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打算履行我们自己的作用或者让中国人去发挥这种作用。在东南亚或其它地区，不存在同中国“分工”的问题。就象日本以及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尊重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
美国仍将是太平洋的一个大国，西太平洋、东北亚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周围的其它地区的稳定关系到美国的切身利益。我们将保持和增强我们在这个地区已经很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这样做对于我们亚洲的朋友和盟国来说是很重要的，并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这证明我们既不打算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也不允许其它国家在此谋求霸权。
说美继续认为友好的、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利益
第三，我们将继续认为，一个友好的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我国利益的。我们在技术转让方面的政策正在逐渐演变来反映出这一利益。
中国和美国都是大陆性社会，我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对这种社会的对外政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国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对外国人存在着畏惧和憎恨的心理，或者由于受到挫折而在意识形态上采用疯狂的态度，那对于世界秩序来说后果将是深远的。如果中国不能同这个地区的国家保持平等互利的和平关系，那么它在国内的抱负可能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中国进一步落后于较先进的邻国，它在保持全球均势方面的作用就会遭到削弱，这不仅对中国而且也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极为不利。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出现空白的情况，过去不符合世界稳定的利益，将来也不符合这种利益。
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中国恢复活力对于我们——以及全世界——是大有好处的，不仅从贸易和经济往来的角度讲是这样，从科学和技术交流的角度讲也是这样。中国人民是富有才干的人民，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他们以往在增进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和提高生活的质量方面常常是走在前头的——他们还会再次走在前头。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所以它的现代化试验是无与伦比的，它使我们大家对于这一试验所取得的成功的性质都特别感兴趣。举例来说：试想一下，如果十亿或十亿以上的中国人不能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在不对污染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使工业化达到我们这样的水平，那会给北半球的环境的质量造成怎样的影响。
试想一下，要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不得不依靠进口大量的能源以维持它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那会给世界能源供应造成怎样的影响。显然，不仅中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同我们有利害关系，而且它如何实现现代化也同我们有利害关系。我们同中国人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交流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利害关系。中国在实行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发挥这样重要的支持作用，这应当使我们感到满意。
说中国的强大能加强太平洋和欧亚的稳定从而促进美安全，目前国际局势不能使美同中国联合进行军事计划方面的安排
第四，我们将继续关心中国的强大、和平和安全。中国若对它捍卫自己的边界免遭外国侵略的能力抱有信心，那就能加强太平洋和欧亚大陆的稳定，从而能促进我们自己的安全和我们的盟国的安全。
我们不向中国出售武器，也不同中国人联合进行军事计划方面的安排。目前的国际局势并不能使我们有理由这样做。无论是我们，还是中国人，都不谋求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关系。不过，我们能够并且将要允许进行适当的技术转让，包括出售经过仔细选择的双重用途技术项目和防御性军事辅助装备，从而帮助中国加强自身安全的努力，我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在有机会进行这样的销售时，我们将在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安全利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的情况下，逐项研究其利弊。耿飚副总理本周和上周对美国的访问标志着这一政策又前进了一步。他同国防部长布朗、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的会谈对明确下面这一点起了重要作用：美国为了对中国实现的现代化的大量需要作出适当贡献，现在提供哪些东西是合适的和可能的。
布朗部长的访问和耿副总理的访问还使我们两国防务领导机构之间经常接触和对话的过程开始了。我们期望这些有益的交往在今后岁月里能扩大和发展。说美将继续严格遵守两国就正常化达成的有关台湾问回的谅解，美不会阻碍我同台湾和解的进程
第五，我们将继续严格遵守我们就正常化达成的有关台湾问题的谅解。过去一年半的情况表明，美国同台湾人的各种民间关系，在美国没有同那个岛屿建立任何正式关系的情况下，也是能蓬勃发展的。同台湾关系法为我们的国内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种非正式的关系就是根据国内法继续发展的。
这个法还证明了我们对台湾地区持续不断的和平与安全的关注。我们的政策将继续符合这个法令，符合我们的下述长期希望，即由直接有关的双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最终同中国大陆关系的性质和形式得要由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来决定。要是美国人试图那么作，那将是专横的。我们也不会阻碍他们和解的进程。
第六，我们将积极努力使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才智参加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全球性努力。显然，没有中国的积极参加和发挥作用，任何这种问题——不论是环境保护问题，粮食和人口问题，全球能源和资源管理问题，经济发展问题，技术转让问题还是武器控制问题——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中国在这个初期阶段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同我们的合作使我们受到鼓舞。
我们希望能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道在联合国和在其他国际组织和场合密切合作，以确保在提高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质量方面不断取得进展。
简而言之，八十年代是以中美关系进入成熟阶段而开始的。这种关系在双方都是牢固地建立在开明的和自身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已经在发挥作用。人们现在正在认识到它的无限的前景。
（本刊六月六日已刊登了合众国际社报道的讲话摘要。文内小标题系本刊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