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访华后对中国为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中国人正以他们能克服种种障碍的自信心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个沉睡的巨人正在觉醒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月二十五日文章】（作者：詹姆斯·卡拉汉）题：中国为什么希望西方挫败俄国人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已不再像二十五年以前那样与世隔绝了。它越来越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角。世界上的力量关系正在改变，如果要维护和平，缓和紧张关系，中国就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在从中国回来后，对于这将是什么作用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
在我们同华总理会见时一开始，我总结了我认为在早些时候同黄华外长以及韩念龙副外长举行的讨论中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点：自从去年秋天我们在伦敦见面以来，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增长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侵犯了它的独立，我们双方都要求苏联撤军。
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力量大致平衡这一点，意味着战争在欧洲发生的可能性比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对和平的主要威胁是在西南亚，这是因为它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石油供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我们一致认为越南军队必须撤出柬埔寨，虽然我们对河内推翻的那个政府的评价并不一致。我表示了工党对波尔布特采取的恐怖措施的谴责。
简言之，由于苏联的或苏联支持的军事干涉引起了对东南亚和西南亚和平的威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最可能保证人质安全返回的办法是通过政治或外交行动，而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或经济制裁。不能容忍人质继续被扣留，我们必须给美国提供最大帮助。
华总理记下我的论点，并且逐个谈了我提出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他的那种细致方式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是，俄国人不是正在机会主义地利用那些可能利用人民的贫困和不满的地方的革命形势吗？或者，他们不是有一个统治全世界的总计划吗？
华总理重申中国的观点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确实
是从侧翼包围他们的最终目标——西欧——的全面战略的一部分，其手法是向南推进到印度洋和波斯湾，取得对中东产油地区的控制权。
同俄国人谈判是否有意义，我们对这一点的看法不一致。由于估计苏联在阿富汗的军队多达十万人，中国人明确地认为，谈判不会有成果。他们还认为，目前中立化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原则上，他们不反对举行谈判，但是在他们看来，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必须通过我们的抵抗迫使苏联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中国人没有充分阐明这种抵抗的性质，不过他们说，他们同阿富汗反政府力量没有接触。当苏联处境困难并认识到它不能取胜时，谈判的时机就来到了。
我毫不怀疑他们的强硬立场，也毫不怀疑，他们对对话和谈判的价值或许是过分悲观了。同样，华总理使我相信，他和他的同事们完全有理由、并完全希望维护世界和平。他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解决他们迫切的经济问题：严重的住房短缺、原始的工作条件、很低的生活水平和低生产率。当我们离开首都宽广的大街和庄严的建筑物，到六大城市旅行时，我们亲眼看到了这些问题。
我在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许多国家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没有作出努力转移我对中国贫困现实的注视。中国各级领导人的务实态度给我的印象更深，他们愿意考虑在以前是不能设想的解决他们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副总理在同我举行的范围很广的一次会谈中说，尽管去年气候条件不好，但取得了好收成，这是国家鼓励实行新的刺激制度的结果。在各个公社，现在让各个家庭和小组负责部分土地，用准许他们单独保留和处理农产品的办法，鼓励他们生产更多的农产品。
国家对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也提高了产量。结果，有些过去依靠国家给它们补充粮食供应的地区现在粮食产量等于以前的两倍到三倍。
我看到和听说正在兴建一些巨大的新工业企业
——水坝、化肥厂和卡车工厂、钢铁厂。
我很想探讨一下英国怎样才能帮助中国的发展努力，当然，还有英国怎样才能从中得到好处。除了我已提到的石油和采煤技术外，邓副总理提出水利、机床和电子学是值得探讨的领域。
我听到的关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情况比我原先预料的要少。他们造成的损失是真实的，而且是大量的，但是我觉得华总理和邓副总理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政府都不能老是气冲冲地回顾过去作为解释当前困难的手段。
他们的眼睛盯着将来，他们希望到二○○○年使中国每个人平均收入增加两倍，达到一千美元，他们估计，那时中国人口将达到令人惊愕的十二亿。即使他们成功了，中国仍然是个穷国。访问者在许多地区获得的极其深刻的印象，是男男女女从事艰巨的、难以忍受的纯体力劳动的印象。
但是，中国人正在以相信他们的技术能力能够克服种种障碍的自信心开始进行现代化建设，这种自信心来自中国是不可毁灭的信念。这个沉睡的巨人正在觉醒，如果他们保持团结，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宰者。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中产阶层的白人又陆续从郊区迁回市区
【纽约《华侨日报》三月二十四日文章】历史是喜欢作弄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迁徒潮，白人居民纷纷迁离市中心区，到郊区去居住。然而曾几何时，如今又出现了人口向城市回流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白人重新返回市区。
当年，大量城市居民迁移至郊区，是因为市区人口过度稠密，犯罪率剧增，街道治安不宁所致。有能力的白人，纷纷在郊区居住以求得宁静；而更大的原因，还是拥有汽车的人普遍的缘故，因为自五十年代以来，汽车的数量激增，人们出入多靠它代步，所以迁往郊区居住而返回市区工作，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
城市居民大量移居郊区，零售商也随着迁徒，新的购物中心在郊区应运而生。这样一来，造成了城市商业区的雕零现象，市区成为“中空外密”的状态，市当局的税收亦随之缩减。在另一方面，涌进市区的是“下层阶级”和有色人种，而其中失业的很多。结果，市当局面临税源枯竭和社会服务负担加重的局面。美国城市一个接一个面临财政危机，与此很有关系。
白人迁徙潮在六十年代达到了最高潮。然而，所谓“物极必反”，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出现变化，中产阶层的白人又陆续从郊区迁回市区来。一九七六年，首都华盛顿的人口统计显示，白人市民人口增加，这是二十五年来首次出现的现象。与此同时，纽约等大城市郊区人口增加的趋势也缓和下来，不少白人居民陆续迁回原来的居住地区。
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郊区呈现饱和状态，而且继承了过去市区所面临的问题，如犯罪、贩毒、人口拥挤、高房产税和污染等等，郊区已不再是静土和安乐窝了。同时，由于市当局推行市区重建计划，结果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挤到郊区去，向来是“纯白”的郊区日益变成黑白混合区，种族摩擦现象开始增加。
在另一方面，当局为了控制郊区无限制的发展，实行零度发展计划，即通过划界方法，拒绝装置自来水和排污水沟渠，反对建筑廉价平房，以便遏止人口继续拥挤的现象。就是想迁移到郊区去的居民，也只好望而却步。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郊区新房子的价格，每年涨价超过百分之十，租金也在不断上涨，要继续居住下去实在不易应付，于是，不少人退而求其次，购买或租用市区旧房子。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能源问题。汽车虽然方便，但没有汽油则成了累赘，许多人为了节省汽油和排队购油的时间，于是又迁回市区。
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个老扒手在洗手不干十年以后又开始行窃了
【美联社伦敦五月二十五日电】（记者：尼基·芬克）现在更多当爸爸的穿更便宜和更普通的花呢衣服，更多当妈妈的出去做兼职工作，儿女们则用褐色袋子装上饭带到学校去吃，而不吃学校提供的较贵的饭，以此帮助家里节省开支。
英国人还面对着其他一些挑战，正在为工业化的西方中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进行搏斗：以特有的“顽强不屈”精神对付着过日子。
就连伦敦有名的扒手也感到日子不好过。扒手希尔达·怀特（八十七岁）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在洗手不干了十年以后，又开始行窃了，这是本月在英国一个法院以抢钱包的罪审讯她时她的律师对法庭说的话。
她的律师呼吁说，“在这样的时世，不要审判她可能是更仁慈和更宽大的。”
玛·撒切尔首相政府预料，“更糟的情况还在后头呢。”
虽然西方其他地方也由于石油涨价而给通货膨胀火上泼了油，但是英国北海储藏的丰富石油并没能够对英国一轮又一轮的无尽头的物价上涨有所帮助。
本月，撒切尔夫人管财政的大臣们宣布，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率是百分之二十一点八，是四年来最高的，也是工业化世界最严重的。
从伦敦派头的打杂女工到切尔西的社会名流，都对“能够凑合着用”老式的煤气灶和穿破旧的冬大衣感到自豪。
在“超群”商店，伦敦每年举行两次大拍卖，拣便宜货买的妇女很可能是一位公爵夫人。
对马克斯和斯潘塞这个大商店网（每三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在此商店网购买其内衣的）来说，来自对通货膨胀感到厌倦的顾客的信息是：少一些饰边，多一些实用价值。发言人艾伦·斯彭斯对美联社记者说，该商店已使其多数服装生产线改了式样，取掉那些不必要和花钱多的虚饰部分，并且减少花色。
现在不再时兴“太时髦的”东西了。
教育方面的官员说，本学期有一百万学生不再吃学校的午餐了，因为他们的父母花不起这份钱。最近，有些地区这种费用从三十便士（六十五美分）猛增到五十便士（一点一五美元）。
有些地方政府自治会已下令检查褐色袋子装的食物的营养价值如何。
这意味着英国母亲们的活儿更多了，统计表明，为了增加家庭预算，她们大批大批地重新去工作。
许多人与其他手头拮据的母亲分干一个工作，当然也分领工资。
在劳埃德银行，有五百名妇女干这种与别人分干的工作。有些人是你这周干，我下周干，或者你今天干，我明天干，有些人则是上、下午倒着干。
玛·撒切尔政府说，由于工会要求用提高工资来解决问题，英国的通货膨胀很厉害。
本月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工资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几乎与通货膨胀齐步。
但是《现在！》周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作人员——从企业经理到学校教员，从司机到建筑工人，从机床工人到厨师——的平均工资比其他欧洲人少得多。
【英国《观察家报》五月二十五日报道】（作者：丹尼斯·布拉兹沃思）
我随着卡拉汉南去参加一次又一次的宴会，越往南，中国越活跃。陪同的女干部，在北京穿的是合体的灰色制服，不久就换成天蓝色的，后来又换成彩色的外套和百褶裙，最后在广州送别时穿上了连衣裙。
在重庆，自由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声嚷成一片，官员们坦率、轻松。在上海，个体街道“合作”企业招徕了许多人——修鞋匠在路边设一个摊子，裁缝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桌子上裁衣服，木匠在弄堂里做衣柜。
商店橱窗里摆满了引人注目的商品，从彩色乳罩、漂亮的西式服装到高压炊具，日本计算机等应有尽有。据估计，三口之家现在每月能积蓄十英镑左右。
四川省为权力下放和私人企业自由发展树立了榜样，在那里，一些工厂完成定额以外生产的东西可以随意出售，可以利润提成。一个工人月工资十六至十九英镑，每人一律补贴一点五英镑来弥补食品提价所受的损失。食品提价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工人超额完成任务每月还可收入十英镑。
在公社里，七分之一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当自留地，农民把他们的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售，但是现在可能还要把七分之一的集体的土地分给个人或家庭，农民种植的庄稼上缴集体以后剩余归己。
重庆的官员说，农民们自己干活时，产量提高一倍，但是，当问他们，那么把更多的土地分给农民是否更合乎道理呢，他们很快就回答说，农民们还必须懂得，带来繁荣的是集体化而不是资本主义。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矛盾”之所在。
人民是满意的，因为他们现在有了比较多的东西，但是他们还不满足，因为他们还要求得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