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日本索尼公司大量采用女临时工，不顾工人身体健康，支付很低的报酬，从中牟取暴利
【日本《世界》月刊三月号文章】（记者：渡边锐气）题：华丽的假面具下的索尼公司
索尼公司大崎工厂是一座七层楼房，它仿佛是用水泥块随便砌成的。象枪口那样小的窗深埋在墙里，不能随便开关，再加上是磨沙玻璃，工厂内部的明暗似乎也都看不出来。
——这种外貌的冷酷和封锁着的情景，完全反映出了工厂内部残酷劳动的状况。
索尼公司大崎工厂，是世界上最早研制出来单枪三束彩色显象管彩色电视机的批量生产工厂。遭受摧残的肉体岛崎阳子（二十八岁，假名）是感到身体异常的女工之一。
一九七二年六月她从装配组调到调节信号盘的调整组，和福井纪子搭邻。这年八月，公司提出了准备取消传送带。女工发出了反对的呼声，但是索尼公司采取强硬的姿态，强制实行了。她们对使用手递的方法表示不满。
一天的生产每流水作业小时从四百块增加到四百三十块。以传送带送时，从一个工序到下一工序之间有几秒钟的时间，用手交的方法就省去了。动作上一点微小的无用劳动都不产生。实行手递的方法，操作比较慢的人就非常突出了。
岛崎说：“去厕所回来一看，自己的工序已积下了三四块，着急也没用，左右两邻的动作也看得见，只好说哎呀，我落后了，就自己加紧干。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也曾有过副班长来叫，说上厕所的时间太长了。说要养成休息时间去厕所的习惯。”
采用了手递方法以后，岛崎就感到肩膀和腰都非常疼痛。
一九七三年八月，索尼公司大崎工厂对八十人进行了“健康调查”。答复者有六十人，其中五十人说背痛、手指痛、全身疲倦、握力和肌肉无力。“扣不上孩子衣服上的钮扣”，“肌肉和握力都没有了，端饭菜盘子经常掉下来”等等悲惨的呻吟声都出来了。我还听说过，也有的女工因为全身疼痛难忍，突然自杀了。但是由于公司的压力，不能在宣传媒介中发表。
然而公司怎么也不肯承认这种病症发生于生产工序本身，不仅不认错，还对诉说肩痛的人说，“由于你的体质”，“那是更年期的症状”，丝毫不加重视，对女工的健康完全不表示关心。
但是从一九七一年到现在这大约十年中，在索尼公司造成了大批“颈肩腕痛并发症”的患者。仅仅被认定是职业病的人也达到将近三十人。大崎工厂判定的患者六人，岛崎阳子和福井纪子两人也是这样的患者。
公司对这种事态采取什么措施呢？
现在我手头有印有“注意不对社外”的刊物《公众时间》（第二十九期）。
——少数人利用的社外医生中有人而开诊断书，说是“由于职业而发生的颈肩腕病症”。其实，是否由于业务原因，应由劳动标准监督署来判定的，不应由医生判定。从来没有看过社内情况、本人工作条件、车间环境的社外医生能够提出业务上的意见来吗？可以认为，开断定性诊断书，是社外医生的越权或轻率行为，或者是别有用心的行为。
索尼公司的思想很明显是对断定是颈肩腕痛并发症的医生和患者充满敌意的。索尼公司一方面进行这样的“宣传”战，一方面强制调离这样被判定的患者和诉说身体异常的人。现在留在制造流水线上的判定的患者，只剩下岛崎和福井两人了。
索尼公司想要用调动的办法从制造流水线彻底消除发生患者的痕迹。
岛崎和福井在东大医院诊断为“颈肩腕痛并发症，应半休”以后，已经是第九年了。当她们感到身体反常的时候，曾带着不那意思的表情，同信赖的上司商量说，“可能是因工作而发生的吧！”但是以前什么都坦率商量的上司却翻了脸，以象是另一人的神情说，“这不是职业性的，是体质。如吃不消，也可以到其他公司去”。态度恶劣，骂声不绝，两人内心感到失望。她们从那时下定决心要同毁坏身体的因素作斗争。女临时工沉默不语一九七八年年底，索尼公司新工会要对大崎工厂的职工进行健康调查。
但是公司横加阻挠。说是只对正式职工进行。调查按照公司的意旨进行了，但是不发表结果。而公司和新工会却一唱一和地说“没有职业病”。然而只以正式职员为对象，是不能掌握大崎工厂实际情况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崎工厂生产的主力现在变成了称为索尼合作者的女临时工。索尼合作者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各种人都有。每六个月订一次合同。不只大崎工厂如此，索尼的制造定工厂现场，有过半数被索尼合作者占领着。
另一支战斗力是名叫中年和高年正式工的工人。
中高年正式工是四十五岁以上的男工。一直用到退休的五十五岁。公司把申诉身体不正常的正式职工调离流水线，以后就用索尼合作者来填补，制造流水线是摧残身体健康的地狱。女临时工的健康受到摧残是一开始就很明显的。
现在——
索尼合作者中越来越多的人在大崎工厂诊疗所注射止痛药，暂时消痛而拼命工作。
家庭电器制造公司如今因国内市场萧条，同行之间的价格竞争很激烈。
行业的这种动向直接反映在劳动现场。
（持续）
【法新社南京五月七日电】（记者：德隆）在内河轮船餐厅那间漆得透亮的木房间里，外国旅客在王侯般的荣华中孤零零地旅行着，尽管他可能更喜欢同中国旅客们混在一起。中国旅客们在这艘轮船——“东方红四号”
——靠船尾自取式餐厅中愉快地聚集在一起。
这条船是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往返于上海与重庆之间的几条轮船之一。
从芜湖到南京途中，农村的景色十分优美。
用餐的时候，这位孤单的外国游客由三名之多的服务员招待，他们给他送来了专给外国人准备的西餐和浓茶，江水拍打船头的声音淹没了他们送饭时放轻了的脚步声。
【美联社北京五月四日电】（记者：罗德里克）令人畏惧的王夫人出现在门槛时，就连强壮的男子汉都感到胆怯。她负责管理一座住有大约一千名外国外交官和外国新闻记者的公寓大院。房客们都对安装厨房的碗柜、粉刷房子或安装空气调节器的高昂要价表示受不了，她熟视无睹，冷若冰霜。
她知道，不管房客们如何抱怨，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她和她领导下的一支水暖工、木工、电工、粉刷工、清洁工和工程技术人员队伍都是属于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他们，也只有他们才可以为这个“外国人”的限定居住区的居民服务。在北京有三个外国人限定居住区，这是其中之一。
这三处的居民是一个贫穷社会中娇生惯养的高贵者。在这几个有门卫、有围墙的舒适但是备受束缚的院落中，他们的生活是豪华的，但又是无聊的。
外交人员服务局细心照料现在住在中国首都的大约三千名外交官、外国记者和他们的家眷，为他们服务，但偶而也敲他们的竹杠。
它不仅提供寓所——各种规格的套间——而且提供人员，解决外国人生活中遇到的琐事。这些人员包括译员、厨师、司机、女服务员、办公室的侍应员和电传打字员。期待着用人的雇主没有选择余地，只好给谁要谁。这些人情况各异，有的十分称职，有的叫人泄气至极。
在这几个外国人限定居住区流传着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比方说，厨师不会做饭，司机不会开车，译员是应再到学校去重新学习的水平。
这些资产阶级的贵人所住的公寓套间的大小和房租相差甚大，有的套间只有一间卧室，有的套间有四间卧室。房租从四百元至一千二百元不等。尽管房间常常很宽敞，但是有的房间的暖气却时断时续，热水供应的时间不合适，下水道也臭味难闻。厨房中蟑螂成灾。
然而，生活可以安排得很舒适。很多厨师都是他们那一行的高手；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准备好招待十几个宾客的丰盛宴会。还可以请到临时的男女招待员，大约每人每晚付十五美元。
他们掺合鸡尾酒，倒烟灰缸，传递吃的东西，十分娴熟地为来赴宴的宾客服务。宴会一结束，他们就收拾打扫，使房间又几明桌净了。
要是有谁不愿在家里而愿意到外面去请客，那么，有好几十家上等中国餐馆可供他选择。价格也各不一样，看你上哪一家。
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尽管过得很舒适，但是发现生活中可能遇到危险或者某种程度的敌视。他们可能遇到的不是行凶抢劫的危险，这种情况很少，而是来自在自行车拥挤不堪的街道上驾驶汽车。
这些骑车人在街上横冲直撞，在汽车前面横穿而过，一般来说无视一切规则。夜间行车更有意思了，因为晚上开汽车不准开前灯。
另一种风险是气候。一月份寒风刺骨，皮肤干裂。空气被大量烟煤气体污染了，人吸了这种气体就会喘气、打喷嚏、咳嗽和得肺炎。春天，树木长出了幼芽，但是也带来戈壁沙漠的沙尘。夏天热得使人难受。只有秋天是个令人愉快的季节。
敌视从来不是露在脸上的，而是从坚持采取措施阻止中国人和外国客人接触中表现出来的。中国虽然正在设法同西方交往，但是中国的报纸、政界人物和行政官员还在继续提醒中国人注意向外国人透露国家机密的危险性。
然而，还是有许多外国人同中国老百姓来往。
到一个中国人家里作客很难得，是使人心里感到温暖的一种经历。一个美国人——本记者——在离开北京之前遇到过一回。三个学英语的学生和一个理发师作东道主，请我吃了一顿简单的但是热闹的饭，吃的是锅贴，加上北京啤酒。
在这新水泥地，墙上挂着年历，陈设比较简单的二间一套的房子里，在洋溢着友情的气氛中，比在任何一个王宫里都舒适。
【西德《世界报》五月三日报道】（作者：赫伯特·克伦普）题：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中国人的世界中
“现在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国人的小汽车经过，公共汽车要停下来让路；外国人在商店里买东西，中国人就不许靠近柜台；外国人到饭店里进餐，中国人就得马上腾出座位。甚至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友谊商店，古玩分店门口的一段马路，有的不许中国人通行。”
这是对于什么时代的描述？是描述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的上海吗？那时在外滩——一条有名的江边林荫道——的一个公园前竖着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不，这不是对那时的描述。这段描述作为读者来信刊登在近期（第三期——本刊注）的《新闻战线》上。
作者辛豹先生描述和抱怨的是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关系经常使人回忆起“旧社会”。然而这种抱怨不是捕风捉影。我不会忘记一九七六年二月随一个议员代表团参观故宫的情景：陪同人员们干脆把一群正在观赏着出土文物和珍宝的农民推到一旁。
当外国代表团（从中级代表团起）从机场驱车前往普通中国人不能步入的外国人居住的旅馆时，“绿色波浪”就像欢迎地毯一样一直铺到市中心（意即一路上都是绿灯
——本刊注）。重要人物乘坐的大型黑色轿车“红旗”，干部们乘坐的“上海”和“奔驰”轿车，都挂着窗帘，就像“封建”时代的轿子一样。
在飞机场和火车站里设有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接待室和候车室。在火车上，外国人则被安排在“没有中国人”的软卧车厢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这些车厢里至少也出现了一些身着考究制服的干部作为随行者。
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商店里的某些商品“只供应外国人”，书店和百货公司在专柜上向外国人出售首饰和特种印刷品。在北京的一家外文书店，外国杂志成了一件使人恼火的事：这些杂志摆在那里，但不售给中国人。除翻译外，没有一个中国人走进古玩商店。
反过来说，不熟悉情况的外国人也被隔绝在中国的生活之外。人们使他们享受到特权并尽可能严格地把他们限制在事先确定的范围内。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居住在用“围墙圈起的建筑物”里，四周有军队警戒、有较高水平的住宅。只有持特殊证明的中国人才许进入。
中国的隔离政策有许多原因：好客，害怕丢“面子”，害怕间谍。但是，中国报刊现在在反对这类歧视自己同胞的现象。这封读者来信的作者辛豹在《新闻战线》中还描述了这个有根有据的例子：一些少先队员要参观上海交通大学。因为碰巧外宾来了，这群孩子便在大门外边等候。“这天天气不好，大家却秩序井然地坐在寒风里”。
这件事和这段引语出自某一家报纸并刊登在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标题下：“培养孩子们懂礼貌”。
辛豹认为，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是令人讨厌的
——这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