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六月十九日刊登署名锦儿的一篇文章】题：中国的实验
托国比博士曾经在他有名的著作《历史的研究》中预言，“中国的传统的稳定性和现代西欧的唯力论完全合而为一”将取得成功。
欧美发达国家过于富裕而失去了生命力；苏联付出过于庞大的军费，使经济疲弊；发展中国家由于超过实际能力的经济增长，背上了庞大的债务；中东各国为了迅速现代化，破坏了传统社会，苦于政治动荡不安。今天的世界正在各种各样的反常现象中苦心孤诣地探索将来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开始了宏伟的历史性实验。中国具有夸耀于世界的文明历史，却在现代化方面落后于欧美一个世纪以上。然而现在已经着手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纠正社会主义的低效率，在传统的中国文明土壤上试行发展现代工业文明。
它的第一步是作为调整的一部分提出来的改革企业管理制度。以前的企业经营是由国家管理和控制收支、资金、物资、就业、工资等等。因此，经营效率不高，生产力很低，发生了各种问题。要消除这些缺点，对各个企业以确立保留利润制度为主，扩大财务管理权，在采用方面严格实行考核制度，试图改进劳务管理，并扩大生产资料和商品流通的对象等物资的管理权。在工厂管理方面扩大厂长的权限，提出了根本的改革方针。关于整个企业经营，纠正过去社会主义制度的低效率，准备了能够接受现代经营管理的条件。
中国拥有蕴藏量达六千亿吨的煤，一千亿桶的石油等富饶资源和劳动力，同我国的高度工业技术和大量的资本相配合，从客观来看，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具备了。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这在考虑向中国扩张企业的时候是最大的障碍。中国去年九月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后，准备不久即将公布“细则”，以消除壁垒、完备合办企业的发展条件。
中国拥有相当于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十亿人口，是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留下的最大经济新开拓地。问题是使这样的大国在经济上飞腾的前例还没有。要发展经济，首先不能不获得外汇。
因此，必须使丰富的观光资源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充分发挥作用。以偿还计划为大前提的外汇筹划计划提高了对外的信用。
中国的实验要把中国传统文明、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工业文明有机地融合起来。这无疑是本世纪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香港《亚洲周刊》六月六日一期文章】题：中国旅游业初期显露出来的困难
一个外国人，从香港到广州旅行三天要花一千一百五十港元（合二百三十五美元）；如果野心再大一点儿，再去北京、上海、南京和杭州游上十二天，费用就要高达五千七百五十港元（合一千一百七十美元）。一位游客到广西省风景胜地桂林游览了五天，花了二千五百港元。但是，他的牢骚倒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在于他和他的游伴们有两天宝贵的时间是在机场度过的；还有一天，在一位导游告诉他们不要离开住地之后，竟然在一家饭店的休息厅里坐了十二个小时。在中国的旅游业现在完全成了有成百万美元收入的生意的情况下，游客们惊愕地发现，在费用猛涨的同时，服务和整个质量也越来越下降了。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旅游业的市场实际上是被北京国家办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和它的分支机构香港中国旅行社垄断的。大多数外国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过其中的一个安排他们的旅行，而且旅行的各种费用是由这两个机构和中国各地的饭店、餐馆、甚至导游一起定的。
目前，由于想进入中国的外国人——似乎不惜以任何代价想去旅游——不断地叫嚷要去，使中国旅游当局把在中国旅行一天的费用定为高昂的五百五十港元。据香港中国旅行社的一位发言人说，去一趟北京的费用在过去两年中平均上涨了二千港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价格上涨了，游程倒缩短了。当一九七三年开始组织外国人到中国旅行时，通常他们至少要呆上三周。现在，到北京的旅行不过十二天。
此外，香港学生旅行局负责安排去内地旅行的经理戴维·曼说，中国国际旅行社不自量力，接受预订的旅客人数超过了它能够周到地接待的人数，譬如说，北京的饭店床位是二千三百个，但是每天却不得不接待来首都的二千五百名客人，饭店容纳不下的就被送到“邻近的”天津去。最近刚刚结束了旅行的一个旅行团说，中国国际旅行社向他们保证，他们住的天津饭店距北京只有“一小时左右”的路程。实际上，他们发现他们来去每次乘车要花四小时，也就是说他们要赶上早晨六点的大轿车，就得早晨五点起床，提意见管用吗？许多失望的游客说，他们写给香港中国旅行社的诉苦信，除了说那些信都转交给北京了之外，没有别的答复。
谁都不否认，中国刚开始兴办的旅游业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首先，中国的基础设备容纳不了现在每年去这个国家的八十万客人。相比之下，香港每年接待的游客虽为北京的四倍多，但是香港拥有的饭店床位为北京的十倍多。北京供不应求的还不仅仅是饭店这一样：没有足够的旅游车辆，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导游人员，也没有足够的提供支持性服务的其他工作人员。
那么，他们为什么显然故意要超额接受游客预约呢？据旅游业的知情者说，答案可归纳为两个字：外汇。情况会改善吗？当然会，但是建设新的和足够用的住宿设备是需要时间的。而在地方旅游业不受中国国际旅行社管辖的体制之下要解决行政管理方面的毛病，同样需要时间。
要克服外国游客同其东道主之间在文化上的差距，很可能需要更加长的时间。譬如说、中国导游人员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热心地把他们接待的外国人带到友谊商店去。（一位因此而感到为难的游客说，在她十天的旅行中去这种商店的次数竟达十一次之多，而且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出售同样的商品。）香港学生旅行局的戴维·曼说，赚外汇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许多中国人显然认为，在友谊商店里买东西是外国客人所希望的事。他说：“我们没法教他们，他们必须自己一点儿一点儿地学。”曼估计，这个过程需要三、四年时间。在这期间，游客只好笑笑忍受——要末就到别的地方去。
【哥伦比亚《时代报》六月十二日文章】题：哥伦比亚和中国
根据国际政策的最高原则，图尔瓦伊总统和他的外长巴尔加斯终止了哥伦比亚同台北政府代表的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接着和辽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任命有能力的工业领导人桑托多明戈行使哥伦比亚驻北京大使的职能。
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华国锋先生领导的政府希望扩大与各国政府的关系，她这样做不是出于霸权野心，而是本着进行最积极的合作的精神。
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在古巴坚持说苏联是发展中世界的天然盟友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
按其经济潜力和人力，中国本可以坐在工业和核大国之列，或者活跃于苏联为首的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她不这样做。她只做为一个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点的中国行事，而不做为自由之轮旋转于当今世界。她感到自己是国际大家庭的基本成员，她希望同所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希望参与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横向合作。
今天，在联合国的一切机构和组织里，北京政府都代表着中国。在联合国里，她和蔼地对待那些同中国还没有直接外交关系的少数国家的代表们。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关系方面有广泛经验的因方特认为，哥伦比亚同大陆中国接近将结出丰硕之果。
【合众国际社纽约六月十七日电】（记者：奎格）（原编者按：在朝鲜战争时期被俘的美国军人在战争结束后有机会回国的时候，其中的二十一人拒绝回国。他们的行动曾使美国同胞感到吃惊。在朝鲜战争三十周年的时候，这篇文章谈了他们战后的生活情况。）
二十一个人在战争结束后留下来了，但是，直到现在还留在中国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死了，三个在欧洲消声匿迹了，十五个人后来又陆续回到美国。
他们回到美国后，统被开除出军队，而且被称为通敌分子，于是，他们再次感到失望了。叛徒这个词刺痛了他们的心。在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三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大多数人连自己的住处都隐瞒了起来。
当然，在中国的两个人还可以找到，而且能畅所欲言。其中的一个很风趣地说：“我比尼克松早几十年，历史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另一个看上去很愁闷：“我的决定给我家庭造成很大的痛苦和麻烦，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但是从政治上讲，他从不后悔。他怀念美国的足球。他们都有了中国妻子，都在中国成了家。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克劳伦斯·亚当斯是在美国可以找到的那些人中比较直爽的一个。他的中国妻子教他做菜，他现在经营一个“中式饭馆”。他说，他是在北朝鲜的战俘营和中国的北京大学“长大成人”的。
他说：“我把它看作是最难得的一段经历。我想，在战俘营和在中国的生活使我安定下来。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穷苦的黑人。要是我当时回国的话，黑人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和邮递员，我知道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到的。”
他于一九六六年回国，本来希望能当个教师或者翻译，但是，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当了汽车司机，攒了点钱开了一个中式饭馆。在中国坚持下来的两个人在工业城市济南。他们过去在济南一家造纸厂工作，现在都是英语教师。本社驻北京分社记者罗伯特·克雷布和雷蒙德·威尔金斯通过电话采访了他们。
霍华德·亚当斯是得克萨斯州科西卡纳人，今年五十五岁，他就是那位说他唯一后悔的是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痛苦和麻烦的人。
他的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一个是实习医生，一个继承了他父亲过去的事业，搞化学。
他曾回美国访问过一个月。在讲到美中关系正常化时，他说：“这很好。我迄今一直在按我自己的方式努力从事这一事业。”
另一个中国通是詹姆斯·维内里斯，也就是那个夸口远远先于尼克松的人。他是一所大学的教授。
莫里斯·威尔斯四十七岁，在中国呆了十二年后回到美国，现在在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尤蒂卡学院图书馆领导编藏书目录。他曾打听是否可以让他作为驻外记者到中国去工作。亚当斯家的屋子里有一张乒乓球桌——他在北京时爱上了这项运动。
亚当斯说：“我感激中国，他们让我受教育，待我很好。在我回国时，联邦调查局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永远不会信任你’，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浪费纳税者的钱来监视我，但我将一直做我的工作’”。
现在似乎已不再监视这些回来的战俘了。联邦政府一位官员说：“我们不再监视这些家伙的行踪了，因为那就会象打一匹死马，你说对不？”
有些人回来后很惨，大部分“叛徒”不见了——一些人大概已经改名换姓。有两个人的母亲拒绝说他们的儿子在哪里。一些人死了。一些人几年前进了精神病医院。
【合众国际社北京五月二十六日电】詹姆斯·维内里斯夸耀说：“我比尼克松早来了二三十年，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在朝鲜战争后，我决定留在中国是正确的。”
他在病床上打电话同本记者闲聊。他俨然以中国共产党路线的发言人自居。谈到他留在中国的决定时，他说：“不，我决不后悔。如果再让我选择，我还会作这一选择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你们知道，我们在朝鲜问题上是错误的。我们在越南问题上也是错误的。”
他一再谈到的一件事是，“在那些战争年代里，我们让俄国熊长大了。”
他引用了希腊的一句谚语说，“你冬天养狼，到了夏天他就把你吃掉。”
三年前，他担任了英语讲师。他自豪地说，“不久前我提高了工资，并晋升为教授。”现在我想把我的两个孩子
——十岁的女儿和七岁的儿子——送回美国学习英语，将来好在这里当教师，这里非常需要英语教师。”
他从未放弃他的美国国籍。他讲着讲着突然唱道：
“让过去的事情永远过去吧！
让所有的人永远成为朋友！
他说，“当然，我也想念美国。我为做一个美国人而自豪。我也为生活在中国而自豪。替我给美国人捎个口信：“醒来吧！美国。同我们团结在一起对付魔鬼——苏联，我们必须迫使熊滚回它的窝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