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共产党强调行动比政治表演更重要，大规模游行活动很少举行，礼节性的场面也减少了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六月八日文章】（记者：奈杰尔·韦德）题：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原编者按：在当今的中国，正在大力提倡农民富裕起来；基督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又可以做礼拜了；橱窗里摆出了彩色电视机。但是，过去曾经进行压制的阴暗的中国还有多少残余呢？奈杰尔·韦德专门写了一篇报道。韦德在北京驻了四年后回国。他现在任《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
在我四年前抵达北京时，北京只有四十名外国记者；而在我于几周前离开时，已经有了八十名外国记者。一九七六年，北京饭店几乎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住，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可是，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使全世界都感到引人入胜——自由市场、黑市、外国电影和外国服饰打扮。当你知道狂热分子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该是何等令人欣慰。
中国正在大力提倡农民富裕起来，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已经正式为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摘掉了帽子。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从未听说过可口可乐或《时代》杂志，官方规定只有外国客人才能购买这些东西。
大多数外宾从来看不到乞丐在餐馆附近乞食的情景，被彬彬有礼的导游迷住了的游客完全遵从预先安排好的旅行计划，而不知道现在中国人和常驻中国的外国人之间要进行非正式接触比一年以前困难多了。
象“反帝路”和“反修路”这样的地名已经改回到狂热的六十年代以前的名字，一些写着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牌已经拆除或者是把语录刷掉了。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又可以作礼拜了，尽管一切宗教活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按照现在流行的看法，人们认为中国人终于朝着一个明智的方向前进：他们对俄国人的看法一直是正确的，因此，西方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
四年的时间不能判断出这些变化的深刻程度，但是，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生活变化的一些总的情况。
我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到北京的，当时，毛已病危。尽管政治的和社会的形势发展接连不断地出现，但是，仍然有这样一些时候：北京的单调乏味看来十分闷人，以至有必要想方设法，摆脱呆在屋子里只靠电话联系的境况。除了在去年的“民主运动”期间以外，记者几乎没有机会去中国人的家里采访。直至前不久，还不允许外国记者直接去中国各政府部门。要询问什么事情都必须通过外交部“新闻司”，有时，外交部“新闻司”的唯一答复是：“我把你的问题记下来。”
在北京，甚至最简单的事情，譬如到北京饭店问件事往往都很困难。几乎无法向住在那里的任何人打电话，除非你知道房间号码。要找人往往必须亲自到饭店服务台请求查找，在那里有三、四个男青年翻着一大叠登记卡慢吞吞地查找。这比起先前来已算是有改进了，过去，他们把一叠登记卡交给你，叫你自己去查找。有一次，我去那里找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一个个说出姓名要求找几位代表团团员。服务员马马虎虎地翻了一下登记卡，就给了一个意料中的答复：他们不住在饭店里。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在前一天晚上到的。这位服务员又敷衍塞责地查了一下，再一次说，查不出他们住在这个饭店里，然后又建议我去饭厅找找看。在这些上下两院的议员开始从电梯里走出来过门厅时，我气呼呼地嘟嚷说：“刚才你不是说他们不住在这里吗？”
这种使人沮丧的事情在中国各地都是平常的事情。工人们知道不能把他们解雇，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工作努力些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北京饭店的收费却象香港豪华的饭店一样高，吃饭和打电话要求必须付现款，而且总是从那些倒霉的外国人那里捞一把。我总忘不了邓肯·桑兹勋爵大步走过门厅哀叹的情景：他绝望地挥起双臂大声呼喊：“这个饭店杂乱无章！我想见经理，但是他不愿见我。我告诉你这个饭店简直杂乱无章！”
外国人能够同中国人接触的程度甚至还不如在莫斯科，他们被迫例行地去参加外交宴会和招待会这一类使人窒息的活动。化装舞会特别少。
毛之后的时代已使中国普通百姓重新得到了一些快乐，并使他们免除了参加象使人厌烦的政治“学习班”和强制性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样的许多活动。
现在，共产党强调行动比政治表演更重要，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很少举行了。礼节性的场面也减少了。外国要人再也不会在北京机场受到一群群头戴花环，有节奏的欢呼的姑娘们的欢迎了。现在也不要求外交官们聚集到机场参加正式的外国要人的迎送仪式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底为止，每一次重要访问的开始与结束都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各国的外交官和记者在人民大会堂聚集每星期多达四次。
由于中国敦促其人民集中精力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庆祝全国性节日所组织的庆祝活动的规模缩小了。过去，每逢国庆节和中国的新年，都举行正式庆祝活动，并在北京各公园里举行华丽的文艺表演。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许多变化之后，那个时代现在似乎几乎变得陌生了。如果认为中国是在突然模仿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错了。
一些较大的城市现在出售数量有限的进口电器日用品，特别是电视机和电算机，但是这些东西的价格很高，只有全家都积蓄才能买得起。尽管如此，这些货物仍销售得很快。
中国仍然在小心谨慎地拿主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它究竟能允许向西方影响和西方商品开放到什么程度呢？政府现在允许外国做广告和在商店的橱窗里展出日本最新的家用设备（现时商店里还买不到这些东西），这是在向人民许下危险的诺言，因为即使人民买得起这些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因为缺乏电而不能使用这些机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点的人，对他们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灰心丧气。
比较活跃的使馆在各方面都与中国人保持着官方和半官方的联系，但是，想自由地私下与个人接触的希望破灭了。中国官员对比较不易驾驭的年轻人中出现的对西方音乐、时装和发型的狂热感到吃惊。
【英《金融时报》四月十五日文章】题：放大镜下的蔡司联合公司
在东德许许多多老的工业管理人员中，难得有几个人材，但是，沃尔夫冈·比尔曼博士是杰出的管理人员。
比尔曼是“卡尔·蔡司·耶拿光学精密仪器制造联合公司”（十五家工厂）的领导人。公司的职工有四万六千人，生产七百种高级技术产品，从透镜到供空间研究用的测量仪器和光学仪器。
比尔曼经常同蔡司·耶拿联合公司的极其重要的研究和试制工作（蔡司公司有五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它不断努力向西方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销售产品的活动保持密切接触。
比尔曼在东德工业改组、分成一百二十九个联合公司的最近几年里显然起了有影响的作用，每个联合公司有一个领导该公司的经理，而且享有不依附于政府机构的相当大的独立性。
比尔曼作为一个“实干家”在东德享有很高的威望。一九七五年他被调到蔡司·耶拿公司，当时该公司在为苏联空间计划出力，在制造供一九七六年发射的“联盟—２２”号宇宙飞船使用的ＭＫＦ—６多光谱摄像机上遇到了困难。
在比尔曼的鞭策下，并借助所谓的“物质刺激”即奖金，该公司按时完成了这项任务，从而提高了声望，虽然该公司花了很大的代价。据说，比尔曼是很严厉的，就象西方的一位大老板，他的部下要是有谁不符合他的标准，他就予以撤换，另一方面又大大奖赏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杰出才能的人。他最近在给一家官方刊物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蔡司公司能够在“今年年底”发给职工“很大一笔奖金”。
在东德，对国营企业经营好坏，直到现在仍然主要是根据他们每年增产多少来评价，这是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已有三十五年的传统做法，而且管理机构的任务大体上是确保完成计划指标，而不管成本如何。
在东德面临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现在将对这种情况加以根本改变。比尔曼在最近同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产品能否赚钱。”
据比尔曼说，蔡司公司每年营业额为二十多亿马克（约十一亿美元），是赢利的。
今天，比尔曼比耶拿市市长的影响要大得多，蔡司公司不断建造工人住宅，并在附近建立托儿所，照管一万八千名女工的孩子，此外还有俱乐部、体育设施等等。这一切关怀产生的一个结果是，蔡司公司的劳动力流动率很低，仅为百分之五，而东德其他公司的劳动力流动率要高得多。蔡司公司的工人月薪六百至九百马克不等，视其资格而定。
说该小组的第一份报告对波兰情况进行了深刻总结，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说波舆论对下述问题感到不安：由于波苏的不平等关系，波兰会被拖入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事件中去
【法《费加罗报》六月十日刊登该报驻华沙记者贝尔纳·马尔凯里特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了扭转经济和社会局面，波兰：一项新的深刻改革计划（原编者按：我们的报纸曾在去年十月份第一次发表了介绍“经验与未来”小组起草的那份报告的文章。这份文件，对波兰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它无论是在波兰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产生了极大反响。实际上，这份文件绝不是出自持不同政见者之手，而是由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很多党员）起草的。今天，我们的报纸再次能够首先对该小组起草的第二份报告加以分析，这份报告是他们最近向国家最高当局提出的。）
这份新文件共有七十五页，题目是《怎样摆脱这种局面》。如果说第一份报告主要是谈形势的话，那么第二份报告则超出了这一点，因为它在力求确定一项改革计划。在此期间，这个小组扩大了。它现在由一百四十一位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六十九人是科学工作者，这里面有三十九位大学和高等学校的教授。这些人中，有一些天主教徒，但也有五十一名党员以及参与行使权力的两个小党的十五名党员。
这个小组的成员指出，不管怎样，他们想要回答下述问题：“为了使政权能够不再象现在这样继续统治下去。同时为了避免造成一场民族悲剧，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形势下社会能够作些什么，应该作些什么呢？该小组提出了三个基本目标：
——保持民族的同一性：就是“完整地保存丰富的遗产”，但也可以说：“创造各种条件使民族文化能够充分地自由地生存下去。”
——提高民主共同管理的能力：由于有了共同管理的能力，“才能使国家尽快创造它自己的历史”。
——“建立一个经济运转良好的社会，更广义地说，就是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生活和行动的能力，而波兰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取决于这一点。”
按照这份报告的看法，这些目标只有在进行非常深刻改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报告的作者认为“国家的形势极为令人不安，并且看到情况在不断恶化”。
按照这报告的说法，波兰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经济混乱、计划和管理情况恶化、外贸逆差、外债增加（一百八十亿到二百亿美元）、购买力降低，这些都“助长了危机气氛的加剧，及工资最低的居民的贫困化”。“日常的供应困难”、住房和保健服务问题、能源及运输方面的危机、环境的恶化、军事开支的负担（波兰的军事预算可能居世界第八位）也是问题。为了摆脱这种局面，该小组提出了一份五点计划。
然而，进行改革还有两个重要前提。首先应该“充分说明国家目前形势的真实情况”，这是“其他一切宣言可靠性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波兰是华沙条约的一个成员国，并与苏联是结盟的，但也应“向社会表明，一切有关国家的根本性决定都是由国内作出的”。
这一点在舆论对下述问题感到不安的时候尤为重要，这个问题即是：“波兰，由于它与其最强大盟友的不平等关系，会在既没有进行磋商也未得到它预先同意的情况下被拖入一些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事件中去。”
今天，切断或削弱与西方的联系只能使波兰处于经济瘫痪的威胁之下。
在经济方面，应该对计划工作和投资重新进行安排，应该冻结物价和工资，直至进行改革为止，应该重新组织运输业和能源资源的开发，不再偏重于大型国营农场，而忽视私人小企业。还应该发展中、小型企业，因为在波兰，职员不满百人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占百分之五十一点五，在日本占百分之八十，在联邦德国占百分之八十八。报告首先要求党本身进行改革，突出的是扩大党内民主、采纳人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替代计划，对领导职务的任期加以限制。照小组作者的看法，“极少数人手中掌握着有关领导国家生活的一切特权，这种状况导致‘沉默的多数人’日益增长的不满，并导致社会生活停顿。”
最后是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应加强，应当消灭“政权机器中的工作人员隐蔽的特权，这些特权会激起舆论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