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鞋业新闻》六月二日报道】题：中国设法翻新花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开始做塑料凉鞋和布拖鞋的买卖，而它还希望生产一些别的种类的鞋。
官员们说，他们之所以想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可以提供必要的外汇收入，帮助他们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是，看来他们存在的问题在于要搜集足够的情报，以决定和了解他们在美国市场上能向何处扩展，以及怎样做才能吸引新的主顾。
为了寻求答案，福建省的负责人在五月广交会结束后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国总领事馆组织了一次讨论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驻北京的代表理查德·格洛弗对十几名轻工业部门的官员说，他们应增加同进口商的接触。他还建议，他们不仅只为美国制造商搞来料加工，还要试探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他举例说：“一家美国公司对在中国搞鞣皮感兴趣。在美国市场上倾销，皮革质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你们的头脑必须很活，而且必须纵观全局，研究怎样才能赚钱。”
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迪克·威廉斯说，如果他们想经营比较时髦的商品，他们必须注意质量管理和按期交货。这是美国公司在购买中国其他时髦商品时一直遇到的问题。
他说：“如果你们依靠别的工厂向你们供货，你们同答应交货的美国公司签订合同时，要注意这些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
他还说，生产时髦款式的鞋可能给不习惯于迅速调整的工厂造成困难，虽然中国的制鞋厂仿造能力是很有名的。
他解释说：“一旦你着手生产一种流行款式的鞋，你必须能够立即改变，开始时，这对你们也许是困难的。”他举例谈到驻中国的美国纺织公司怎样要求工厂以六十天为一个周转期生产新产品并运给它们。
【纽约《华侨日报》文章】题：快餐业在美国
七十年代以来，快餐业在美国蓬勃一时，近年的营业额超过两百亿美元，汉堡包、烧鸡等食品深入每个家庭，成为美式生活的一部分，“麦当劳”、“汉堡包王”、“温迪”等快餐集团，支店越开越多，遍布美国各地。由是之故，有人把七十年代称为“快餐业的年代”。
美国快餐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和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妇女就业人数的增加。现在，美国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女性中，每两人就有一个外出工作，职业妇女在外间工作之后，回到家中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厨房里了。同样，过独身生活的美国人，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他们大都不愿意自己煮食，于是快餐店便成了他们的好去处。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社会越来越讲求效率，快餐食品颇能适合人们紧张繁忙生活的需要，因此便大行其道起来。
然而，美国快餐业的经营目前似乎已经开始出现业务停滞的征兆，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原料和成本不断上升，例如牛肉价格前年涨了三成，去年又涨了五成。“麦当劳”的食品价格在前年提高了百分之十一，去年又再加价，使消费者望而却步。其次是美国快餐业经过连续多年的迅速增长后，市场达到饱和点，由于竞争激烈，快餐店在美国已遍地开花，街角林立，很难再找新的立足点了。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燃油加价和能源短缺，也使快餐业受到打击，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驾车出外用餐。与此相反，超级市场出售的快餐配菜（供人们在家烹煮）的数额则增加了许多。
与此同时，快餐业职工的劳动条件及工资等问题，近年也频生事端。在这方面，“麦当劳”所出现的纠纷最多。美国“麦当劳”的从业人员大都是十几岁的男女青少年，许多人多属兼职，因而大部份工资仅够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前年是每小时二点六五美元，去年升至二点九美元。由于工资偏低，美国各地“麦当劳”快餐店的职工辞职率，每年达到百分之三百，平均每人的工作期只有四个月，这种不稳定的现象，便是过多地依赖流水般青年劳动力所产生的结果，由此也引起了上下摩擦、工作热情减低、怠慢顾客等副作用。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美国快餐业人士认为，今后快餐业的好景恐怕难以为继了。这并非杞人忧天之说。事实上，一些规模较小的快餐店集团已关闭了若干分店或削减业务计划。就以“麦当劳”来说，如果除去由于售价提高和开设新店所带来的利润，则其前年的营业额基本上只停留在上一年的水平，去年的境况亦不见好转。
为今之计，美国的快餐业集团除了千方百计保住阵脚之外，不得不着眼于向外拓展新的市场，首先以欧洲为重点，进而扩展到其他地区，原因是欧洲的情况与美国近似，即生活节奏急速、妇女就业增加，出外进餐者多，同时快餐店尚未如美国那样普遍。在这方面，“麦当劳”早已先拔头筹，在英国、西德、澳洲、日本、南美及东南亚开设分支机构，其他快餐业集团也步其后尘，正在相继打入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一场关乎汉堡包、薯条、烧鸡的争夺战，从美国本土扩展到海外来了。
说人们一年比一年更不喜欢在家用餐。时代的标志是：企业应越来越多地注意工作人员的膳食
【西德《世界报》文章】题：为快餐而进行的艰苦斗争
烤好了出售的阉鸡、松鸡或兔子比人们在市场上买活的要便宜，甚至比自己动手烹制的还要便宜。这就是当时人们经常去快餐馆用餐的最初的原因。喜爱佳肴的法国人早在四百年前就懂得把舒适愉快和实用联系在一起。
对市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表明，人们一年比一年更不喜欢在家里用餐。时代的标志是：企业应越来越多地注意工作人员的膳食。
还是在数年之前，研究饮食的预测学者曾对正在大发展的企业膳食充满了乐观的幻想。因为他们估计昔日的家庭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工作会有利于这个新市场，并估计收入较高的一口和两口之家的数目将增多，并且希望由于工作场所和住宅之间的距离很远许多人将会在食堂就餐。然而这种打算落空了，因为企业雇员中的许多人在工作期间喜欢有短时间来换换环境。生产甜馅饼的温皮斯公司，生产麦克唐纳包的麦克唐纳公司和生产一系列小吃的其他大公司用价廉物美的商品吸引着顾客，对于每天坐办公室工作的人来说尝一尝这些食品就是一种舒适的休息。
它们竭力争取工人成为自己的常客。而这场斗争肯定在今后几年内不会仅仅在本企业内部进行。
街头拐角上的餐馆、旁边的小酒馆和快餐铺将不会丧失自己的吸引力。如果食堂要博得顾客的好感的话，这只会对顾客有好处。
德国饮食业联合会主席莱奥·伊姆霍夫谈及此问题说：越来越多的企业让所谓的包办伙食的人来负责他们成员的身体健康，这些搞包办伙食的人都是些办集体伙食的专家。
这些企业彼此之间的竞争越大，服务就越好。如果出现企业以外的饮食业的竞争的话，那么食堂的负责人就必须加倍地努力，不使顾客从自己身边跑掉。这不仅在我们行业是这样。
在品味的竞赛中企业食堂的质量时常不如旁边小酒馆。
据统计，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在自家企业的食堂里就餐。
顾客对伙食和饭店的要求将会增多，没有时间细细品尝精美食物的顾客愿意吃快餐，并希望能够在不同的食品中进行一番选择。
中国开始的新长征，既没有革命宣言中的那种高调，也没有死教条，只有一种明确的含义：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和历史的发展。明确的现代化目标看来使中国又朝着全人类的发展方向迈进
【阿根廷《号角报》六月五日文章】（作者：胡利奥·达马托）题：中国的变化：悠久文化的现代化
一个多世纪以来，长城是中国与世隔绝的象征。外部战争、国内革命等许多因素决定了这个亚洲大国象缩在甲壳里一样闭关自守，只是在人类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才常常露面以表明它的存在。
现在，长城已经不一定是中国最逼真的形象。从一九七六年起，中国开始了一次新的“长征”。这次新的“长征”既没有革命宣言中的那种高调，也没有三十年来的那种死教条，只有这样一种明确的含义：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跟上世界和历史的发展。
只图吃饱穿暖的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回顾了从前的五年计划以后，现在正在让位于一个准备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把改变落后面貌作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据中国领导人估计，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在落后了十五年。
访问者在每一次谈话中和每一个报告中都会听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现进程就是“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改革”和实行国家管理权力下放。这些因素是实现“四化”的基础，它们已震撼了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并且正在改变中国的整个文化领域。
农业由于近十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都生活在农村，毫无疑问，农业问题仍然是中国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国家规定生产定额，但由于权力重新下放，公社可以自行处理超产部分。这些超额产品可以在各地区集市——也是在这个进程中重新恢复起来的
——上出售，并且所得的好处由公社自己处理。这些变化已经成为对生产的一种刺激。
三年的时间对于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还是不够的。劳动条件仍然是非常艰苦的。工分值在最近几年大大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大城市发达地区。他们几乎是从早干到晚，并且在收割季节是没有星期日的。
工业对在一九七六年访问过中国的人来说，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更加显而易见。成套住宅的居民大楼在逐步取代古老矮小的瓦房。作为建筑业标志的起重机和升降机点缀着大城市的画面。除进一步扩大轻工业以外，工业现代化优先考虑的目标是能源和交通方面的基本建设。显而易见，这些现代化的目标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使之早日过上舒适的生活。
经过长期的建设，基础工业得到了发展。但是，现在推动其它工业发展的动力也是管理下放。
工厂——城市社会结构体系的心脏——自行对超额产品的处理和工人工资的增加，化为更大的消费能力。无论谁只要到北京或上海的商业中心逛一圈，立即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十亿人消费的愿望已被激起。与此同时，中国必然要逐步打破旧的生产方式，发展工业，移风易俗和改造社会。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尽管谈不上消费主义，但是，它也在逐步摆脱文化革命的平均主义。各大城市的玻璃橱窗和购买商品的人民表明现在正发生的深刻变化。伴随着这一进程，中国必然要引进技术和打开科学与发明创造的大门。
一九六六年，专业和技术干部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化”。业务和技术能力似乎成了一种负担。由于现代化的需要，科学技术目前已在大学和企业中恢复了它的社会地位。专业和技术也重新得到它在中国社会中的原有位置。中国需要世界和平来改变其落后状况，与此同时，它正准备在那些保障自己安全的战略方面搞技术上的相互依赖，还努力争取在象空间技术这样一些复杂领域取得进展。我们把毛泽东是否想到了目前的进程或者中国共产党是否必须对其年迈领袖的许多观点加以检查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而什么是中国发生的新变化的重点，则可以用一条千古不变的真理加以归纳：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然而，某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从新的进程中看到了与毛主义不同的东西。
现在的一切都似乎把现代化进程的面貌装扮一新。中国在继续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教条主义少了，内部的灵活性大了，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内加速了现代化，并且留下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印记。在“新的长征”中，已是旧貌换新颜。
千年文化在本世纪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似乎落入了黑暗的深渊，现在又获得了新生。
明确的“现代化”目标看来使中国又朝着全人类的发展方向迈进。这种变化的一些突出方面预示着将出现一种文化彻底复兴的局面，这在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关系中已经有所表现。
我们还想知道，处在现代化世界这种急速而又历史上少有的变化的环境中，上述目标是否能象领导人们期望的那样并行不悖地实现。与此同时，观察这种挑战和注意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作出的努力，可能是认识下一个世纪的世界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