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美国务院官员不否认美对华政策使俄国人感到焦虑不安；中国关于苏联威胁全球的看法在布热津斯基总部受到欢迎
【英国《观察家报》六月一日文章】（记者：乔纳森·米尔斯）
“我期望美中两国军队建立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我们打算采取平行的行动。”当美国国防部长布朗今年一月在中国提出这一政策时，他就为上周签订的美国向北京提供非杀伤性军事装备的协定铺平了道路。
由于签订了这项协定，预计中美现在将订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美中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决策官员对我说：“中国不再是敌人了。”他否认华盛顿会干诸如利用中国整俄国人这样鄙俗的事情。但是，他又说：“自从发生阿富汗事件以来，看得很明显，俄国人把这个时期看作是显示力量的时期。我们多半会同中国建立某种安全方面的关系。”
有时，人们会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一些。不久前，卡特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要是我们同北京攀交情，我们就会激怒俄国人。凡是使他们恼火的都是好政策。”
这意味着美国现在准备向中国出口“美国所拥有的某些军火”。国务院最近出版的一期《新闻通讯提到了直升飞机、飞行员训练设备以及雷达系统。
今后要出售的这些装备以及它们可能派的用场，扩大了布热津斯基同最近辞职的万斯之间的鸿沟。布热津斯基希望卖武器给中国。
在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并不否认，美国的政策正在使俄国人感到焦虑不安。他说，“这会使他们考虑，如果西方同俄国开战，中国将会怎么办。或者是，如果苏联人打中国，我们将会怎样。”他还说，这将使俄国人的决策工作变得更为复杂，从而使他们从事冒险的能力受限制。他说：“看看他们部署核武器的情况吧。由于目前这种情况，他们不得不把核武器分散，三分之一对付我们，三分之一对付中国，三分之一准备‘调拨’。他们以前总是以大多数核武器瞄准我们的。由于中国，现在他们不能冒这个险了。”
从战略上来说，中国对华盛顿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军队虽是老式的，但兵力超过四百万，而且已拥有核打击力量，可以打到苏联境内很深的地方。
邓小平和他的同志尽管向莫斯科作了某些姿态，（一部分目的是要使白宫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俄国人威胁着全球，而像万斯这样的美国人却不去注意这种情况。这种看法在布热津斯基总部是受欢迎的。一位顾问说：“我们可能不把苏联称为‘霸权主义者’，但是事实上，我们同中国人是一致的。”
说在整个越南，特别是在西贡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不满情绪暗流；河内是处在衰败的最后阶段中的旧式法兰西式城市，坏事样样都有
【英国《卫报》五月二十九日文章】题：越南的不满情绪暗流
当局在几周前就安排了一整套庆祝西贡解放五周年活动的计划，但是最令人感兴趣和最引人注目的事并未列在官方的这张单子上。
当经过选择的干部和军官在旧剧院里开会听取严肃的讲话和观看“文艺演出”时，在外面大街上却挤满了数以千计的年轻人，一心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纪念西贡失陷的那一天。
结果是举行了一整夜的摩托车马拉松赛，参加的人有好几百，在高潮时，有几千人观看。警察无能为力，他们在一大群不断移动的人群外围跑来跑去，他们对空鸣枪，想驱散人群，可是没有成功。当负责西贡行政工作的那些年纪较老的干部向大街上骚乱的人群瞥了一眼又匆匆钻进高级小汽车回家后很久，参加比赛的车队还在继续呼啸而过。
这种摩托车比赛——是小伙子显示本领、会见姑娘和行为不端正而又不会遇到警察干涉的大危险的时机——在西贡是屡见不鲜的，但是，这次的规模是最大的。
孩子们嘲弄警察和当局，他们对这种做法感到高兴。这是一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从侧面无视当局的行动，同时也表明在整个越南、特别是在西贡存在着非常强烈的不满情绪暗流。
尽管进行了改组和再教育，但是西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象一九七五年以前那样的一个城市——商业上不受约束，贪污手段很高明，始终想寻找新的途径来打击现制度以此来坚决维护自己的尊严。西贡现在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看样子靠变卖从运货卡车上掉下来的东西所得的钱为生。
沿着主要大街首都大街往前走，你可以看到街角聚集着一群群年轻人，这些人没有明显生计，脸上带着很世故的笑容，你的钱包仍然可能被看来好象没有什么的孩子所扒窃。西贡的货币黑市——那里美元的价格比官价高三倍——几乎是公开的，而不象河内那样是躲在角落里搞交易。
从咖啡馆里传出《关塔纳纳莫》和《阔老的世界》这样的乐曲，在餐馆里，越南人坐下来吃很贵的饭，有葡萄酒和法国白兰地，一瓶法国白兰地酒的价格比一位高干的最高工资还要高一倍多。
贪污并不只限于向可能要离开的人提供美元现金这样的交易。而且还扩大到了国家的制造和销售系统，其中包括象在黑市倒卖车票从中牟利这样一些小小的活动。但是，据一位消息灵通的非共产党人士说，这种贪污活动还发展到大举敲诈勒索，释放过去阮文绍时代的军官和文职官员要敲一笔钱，释放一名中尉要贿赂一万四千盾（按官价约三千英镑），被释放者级别越高，要交的钱越多，对于最后这一种形式的贪污，西贡的一位高级官员坚决否认，但是他相当坦率地承认了其他的贪污行为。
只描述西贡的黑暗面，而不看产生这些“缺点”的内在原因，是错误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七五年进入西贡时带去了一些要对西贡进行迅速而激进的改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因遇到了难以对付的社会现实而不得不作出修改。当时他们认为，把当时该市的四百万人口减少到二百五十万，并为剩下的人安排工作是可能的。
但是，这两点都没有实现。新经济区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工厂也不可能一挥魔杖就会建立起来的。
结果，西贡成了这样一座城市：五十万人做小生意，五十万人在政府部门或各行各业工作，二十万人失业。
西贡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在其他许多城市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这么明显。南方其他城镇存在着类似的名声不好的情况，甚至连河内和北方城镇也有这些紧迫的问题。
小规模的犯罪和盗窃是河内的严重问题。据一些人说，河内的贪污现象也象西贡一样普遍存在，尽管程度没有西贡那么严重，也没有西贡那么明目张胆。一家共产党杂志最近指责说：“新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公开贪污的流毒已扩及北方。”
北方腐化的最明显迹象之一是出售数量极大的西方香烟，如英国的三五牌等香烟都是为人们喜爱的，二十支一盒大约要越币二十盾。
鉴于工业工人每月的工资约为八十五盾，中层干部约为一百一十盾，香烟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谁会用自己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去买一盒香烟呢？同样的，一碗牛肉汤面价格十至二十盾。
据西方居民说，在河内坏事“样样都有”，包括卖淫在内，也许贩毒除外。河内这座城市仍然是座有秩序的，但是有人认为，河内的秩序正从其薄弱之处开始崩溃。
越南大报《人民报》主编黄松列举了几个工业方面腐败的例子，越南人现在正在把这些例子作为一个大的问题加以宣传。‘“一辆卡车离开一家国营建筑仓库时装有三吨沙子，抵达目的地后只运交了一吨沙子。一辆装有一百麻袋大米的卡车到达目的地后运交的也许还是一百麻袋——但每个麻袋里都拿走了少量的大米……船在河里航行时会停下来，非法出售运载的部分货物。”
农民、党和军队的联盟带来许多问题。农民的优厚地位（包括低税）以及庞大军队的巨大开支，必然削减可供城市用的财力物力。这一点人们在河内是能够看出的。人们最恰当不过地称河内是处在衰败的最后阶段中的旧式法兰西式城市。
但是，重要的不仅是忽略了房屋建筑、公路和城市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广大阶层被认为是到时候必然会消灭的残余阶级。产业工人也许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待遇，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受宠的。商人阶层，尽管当局作了策略上的让步，只不过是为国家所勉强容忍而已。
其次，可以说问题在于政府企业的效率不高。由于是采取社会主义体制，政府企业上缴的国家收入作为最大的积累基金使用，而要想扩大这个基金，在企业的生产效率低的情况下，就要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然而，这样一来，就不能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热情。因此，如果为了给予物质刺激而扩大工资或其他直接付给工人的部分，只要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国家积累的基金理所当然地会缩小。矛盾就出现在这里。
再有，工农之间的差别也是个问题。为改善农民生活相对提高农产品价格，立即反转过来影响工人生活。因此，通过发给补助金来抵销农产品价格的急剧提高。由于把国家筹集的基金用于现在的消费，这种作法理所当然地会减少国家基金用于为将来的发展打基础的部分。并且，中国的情形是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侧重于依靠个人储蓄，这使我感到吃惊。但最近，尤其是青年人开始对消费生活产生兴趣，我认为，这样一来，也就不可能扩大个人储蓄了。
由此可以看出，要进行资本积累和使经济获得发展，就不得不依靠借外债，因此，自力更生的哲学也就不适应了。我认为，如果要把自力更生贯彻下去，就只能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发展。但是，如果认为四个现代化是颇为迫切的需要，那么最迅速的方法是从国外引进资本。我感到，现在正朝这个方向转变。
石川：这里，我想就最近的经济形势，根据长期的观点谈一点我的想法。
首先我想谈一谈经济形势的前提——中国经济政策的基干，至于怎么称呼它，这无关紧要，过去有人称它是“毛泽东战略”或“中国模式”等。过去，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非常低。经济的各部类和各个组成单位之间的相互依存率，处于极低的原始经济结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战略很灵验，发挥出了伟大的力量。的确，从这一政策的成果来说，虽然中国今天取得的成果还不大，但是已经有了完整的现代工业的体系，不能再说它是不发达国家了。而且经济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增大了。
问题在于，作为毛泽东的经济战略的结果，一旦建成了现代工业，经济各部门的相互依赖增大，那么，单纯靠毛泽东战略就不能很好地加以控制了。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会立即产生可以适应新的客观形势的新政策体系。
例如机械工业。过去，中国有的仅仅是机械修理工厂，而今天，仅仅同民需有关的大、中型企业就有六千多家工厂，行业几乎是应有尽有。但是，其中，甚至百分之八十是“万能工厂”，每个厂从零件制造到组装，什么都搞，效率非常低。各个从事零件制造和特殊工程的工厂，如果不专门化和建立以此为基础的合作产业组织，那就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率。现在正是到了这样的阶段。
再拿农业来说。今天，要想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业生产率，就必须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杀虫剂、灌溉泵以及其它农机具等，进行大量的现金投资。就拿农田基本建设来说，在今天，也越来越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木材和炸药等。毛泽东战略在农村的作法，是以生产队这种小地区的自力更生利用当地资源或者劳动积累方式为基础的。在不用化肥或者是无需现金投资的阶段，这个方式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方式今天已经行不通了。
从中国去年公布的数字来看，七十年代的经济形势困难不少，我认为这是由于这种结构变化和经济政策体系不协调、不统一造成的。中国的新政权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积极进行尝试，对经济制度和组织进行改革。作为代替措施，采取了想尽可能利用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否果真有效，我认为还没有受到检验。
宇泽：这不光是农业，工业部门好象最近也正在改变方向，尽可能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使用机械来提高生产率。去年十二月我去中国时，就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心里觉得有点不安。
内田：对此情况之所以感到不安，恐怕是因为您有着下述想法：虽然毛泽东路线在有的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但是，克服这种情形的战略，基本上不改变过去的路线就可以克服。或者是从长远考虑，仍将回到那条路线上去。
宇泽：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从一九七六年到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化。也就是说，实行了这样一种战略转变，即：基于中国闭门造车，继续实现独自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样一种认识，所以向外国广泛地寻求先进的技术，以尽快地推进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化，大幅度地提高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
我认为其原因之一仍然在于对苏关系。即必须尽可能快地充实在军事上同苏联抗衡的力量。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