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尽管有阿富汗事件和美国呼吁抵制奥运会，但是苏联仍然从欧洲共同体得到有补贴的黄油和廉价的全脂奶粉
【西德《明镜》周刊五月十二日一期文章】题：别见怪
波恩的农业部长约瑟夫·埃特尔在对外政策上进行了尝试——但是吃了败仗。
上星期，他作为唯一的内阁成员坚决拒绝从西欧的冷库中拿出欧洲共同体的两万零九百吨黄油卖给苏联：埃特尔说，美国盟友的愤怒情绪似乎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不要再用欧洲黄油来宠爱那些自从在阿富汗采取冒险行动以来，在西方变得臭名昭著的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了。
然而，他的反抗来得太晚了。通过正常的交易，波恩的所有有关部门早就批准了同苏联的交易，这些部门包括根舍的外交部、施密特的总理办公厅和埃特尔本人的部。这位农业部长怒气冲冲地规定，今后对东方集团的所有比较大的农业出口项目都必须经过本部政治领导的审查。
共同体的冷库早已装得满满的，在一九八○年的有补贴的农产品进入这些冷库以前，原来的库存就必须卖出去。这时候东西卖给谁都是一样的。
就在英国和欧洲共同体的某些小国反对同莫斯科做生意的同时，德国人却同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一起打通了做这笔生意的道路。
苏联将由于运到东方的黄油而从欧洲的纳税者那里得到大笔资助。有利于欧洲共同体农民的加价黄油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是每公斤八点零二马克左右。但是俄国人却只付世界市场价格即每公斤三点一马克。这四点九二马克的差额则由欧洲共同体的钱库来付。
同布鲁塞尔做的这笔新交易并不是由于美国实行禁运而处于困境的苏联人得到的唯一的一批黄油。就在三月底，一万五千吨散装成小包——最重为五百克
——的新鲜黄油刚通过属于百万富翁、共产党人让—巴蒂斯特·杜芒的法国安代拉格拉公司出口到了苏联。同样是从欧洲共同体的钱库中为每公斤黄油拿出四点九二马克的补贴
另外一个法国公司四月底通过杜芒——此人多年来在欧洲共同体同苏联人的农业贸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向莫斯科出售了两万吨全脂奶粉。欧洲共同体的补贴是：每公斤二点五一马克。
今年年初已经向苏联出口了三万一千吨黄油。这一次欧洲共同体的补贴甚至是每公斤五点一八马克。这四次东方贸易加在一起，欧洲共同体光花在补贴上大约就有四亿马克。
德国人对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是甚为感兴趣的。因为在美国对苏联实行制裁以后，欧洲共同体国家只是决定，不用共同体的库存来代替美国以取消的出口，但是不应中断西欧和莫斯科之间“传统的贸易往来”。
美《新闻周刊》评论说：“实业界人士象交战国那样行事。工业间谍活动变得日益频繁，活动方法变得日益残忍。”
【纽约《华侨日报》三月二十四日文章】题：西方工业间谍活动惊人
今天，西方的工业间谍活跃于电子工业、飞机工业、汽车工业、制药工业、石油工业、火箭和原子工业等重要工业部门。他们染指的目标，除了科技新发明、图纸、样本以外，还包括企业的计划、资料、业务动向等等，简直是无孔不入。因此，有人称之为“工业海盗”。
意大利的工业间谍活动研究家伊沃认为，今天，“工业间谍活动是最有油水的生意之一”。请看以下的统计：法国时装联合会由于生产秘密被盗，每年损失大约四千五百万美元；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对手们在一年内偷盗这家公司有关提取和提炼石油新流程的几千份材料，其中每一份都值一百万到五百万美元；另据美国防备工业间谍活动全国委员会的统计，由于各种经营秘密被偷盗，美国公司每年的损失高达五十亿美元。
根据对美国一千五百五十八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一千三百二十四家公司公开承认，它们经常对竞争对手搞工业间谍活动。这些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拥有自己的“间谍网”。
在美国，汽车工业的间谍活动是最为猖獗的，美国大多数汽车公司的总部设在底特律，这里也就成了工业间谍活动的中心，汽车业被窃的秘密，其价值每年约为二百亿美元。不久前法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首脑兰区文曾经断言：仅仅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用于工业间谍活动的预算，就等于法国所有情报机关合在一起的预算。
工业间谍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数年前进行了一次有关工业间谍活动的调查，列举了其中的一些超现代化的装备：装在自来水笔和打火机内的录音机；超微型的无线电发报机、传声器、接收器、微型电视摄像机和红外线照明器、高速翻拍器等等。该委员会为此对企业界人士提出忠告，看一看别人送来的花束中有没有藏着电视摄像机或无线电发报机；查看一下办公室里悬挂画框的钉子是不是传声器；在吞下阿斯匹灵之前先把它化开，因为里面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发报机，在人肚里把周围对话传送出去。
由于环境所迫，西方的许多大公司设有负责反间谍活动的人员，通常是由前军事情报机关的人员、警察或侦探担任这一职务。美国同工业间谍活动斗争全国机构的人员是由两百名侦探组成，而一些大公司雇用了总共十七万六千名看守（相当于十四个师），每年花费十三亿美元。此外，美国企业界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美国工业安全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有美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和这些公司在欧洲子公司的安全部门首脑。在英国，为了抵抗工业间谍，在著名的情报部里设立了专门机构
——工业管理调查局。法国也是一样，前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组织了一个反工业间谍的机构。
许多企业为了自卫和防止工业间谍，不得不购置了昂贵的电子装备。为了保守业务秘密，制造了不燃的板壁、机关重重的专门会议厅，同时，来往信函都通过数字来进行。有的时候为了逮住工业间谍，把反情报工作人员装扮成职员，派驻到企业内去。
像其他种类的间谍活动一样，工业间谍活动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交锋。西方报刊上的新闻不时证明这一点：“设计工程师跳窗身亡”、“采石场发现化学专家尸体”、“彩色照片技术员神秘被杀”……。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是：“实业界人士开始像交战国那样行事。工业间谍活动变得日益频繁，而活动的方法变得日益残忍！”
【日本季刊《现代经济》第一期座谈纪要】（参加者：一桥大学石川滋、东京大学宇泽弘文、内田忠夫等）题：对最近中国经济的看法
内田：石川先生一直研究中国经济，不仅研究现状，还研究历史上的变化。今天，我们请石川先生来，是想就最近的中国经济交换意见。另外，宇泽先生过去曾两次访华，因而请宇泽先生也谈谈自己的高见。
宇泽：我第一次访华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这一年是中国革命的三位实际上的领导人去世的年份，周恩来一月去世、朱德七月去世，然后毛泽东九月去世。此外，七月，发生了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中心的大地震，十月，“四人帮”被逮捕等。这一年曾是大事件相继发生、国内局势似乎不可收拾的时期。
一九七六年时，邓小平尚未恢复名誉和重返政治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指导理论。但是，三年之后，到了去年（一九七九年）九月第二次访华的时候，情况大变，文化革命的现实价值也几乎找不到了。
但是，我想把这种情况作为这样一个动态来看待，就是说，这是结束从前殖民地统治和封建专制的艰苦过程中的一个行动。我认为，作为其目标的新社会，虽然不知道能否贴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标签，但要把实现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来看待。这个社会就是要保证所有居民的幸福与自由。
石川：我也屡次被要求就中国问题发表专门性的谈话，但我感到，正如宇泽先生所谈到的，现在往往容易忽视一般性的看法。
我想谈谈最近发生的事件。包括我在内的看法是：中国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的历程，作为独自的“中国模式”在七十年代或多或少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大的方面成绩也并不坏。但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去世后上台的新班子开始对这种“中国模式”加以重要的修改，并开始公布大量经济情报数字，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极为重要的事件。
如果根据这些情报再次对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重新估价，那么，实际上“中国模式”已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已经明确，遵循这一模式进行经济运营的实际成果也决不能说是好成绩。因此，对几乎所有的专家说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正在七十年代所作的有关中国经济事实的认识和评价。
总之，这些事态表明，中国的独立和旨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还处于艰苦的状态中，因此，我想，与上述反省同等重要的是：对这些事态不惜给以强烈的同情与合作。
内田：我强烈感到中国在经济上似乎形成了大有问题的状态。
我认为，第一，是几乎没有统计资料，经济效率极差。经济效率差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那就是：无论从统计数字来看，还是仅从实际情况来看，生活水平都是相当低的。第二，即使从石川先生重新推算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可以说与迄今为止的数字大不相同，过去十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如果减去人口增长率，生产率的上升率是百分之三到四，处于相当低的状况。第三，资源分配和收入等级差别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最理想的、或者是要朝这种理想方向前进的状态，但是是否已经妥善处理好了呢？
实际上，即使在资源分配方面也是相当无计划的，很多方面尚未很好处理。关于收入差别也是如此，地区差别、企业差别很大。
虽然不知道新制度到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多少时间，但至少也可以感到，如果以五十年为单位来考虑，中国可能是大有希望的国家。
宇泽：现在有人说：中国的生产率的提高放慢了。从建国时起到现在的三十年间，农业生产率尽管由于气候及其他原因出现过提高和下降，但总的趋势不是有很大提高吗？
石川：只从粮食上说，我认为产量比五十年代中期提高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但是，由于人口增加了，平均每人的数量几乎没有增加。这一情况是最近才透露出来的。在耕地面积几乎没有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使收获量增加百分之六、七十之多，而日本达到这一点用掉了明治以来的近五十年的时间。由此可见，这也是非同寻常的事。并且，从兴修水利和种植体系等方面来看，中国农业的生产结构面貌一新。但是，问题在于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加。
与此并列的问题是：中国农业仍然是自给自足性质的农业。衡量自给程度的一个尺度是农产品的商品率，但谷物的商品率现在只有百分之十七左右。我想，如果扣除返销给农村的部分，还低于百分之十五。这样低的商品率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受到很大制约。例如，哪怕采取稍稍过头的高速增长政策，城市的就业人口将增加，接着，包括家属在内的整个城市人口将增加，粮食危机就将发生。这样，就必须迅速中断投资、让城市人口返回农村。这种情况曾反复出现过。
宇泽：中国仅仅在三十年中间，即便不能说绝大多数人已变得富足，但解决了能够维持健康的吃饭问题，并且已不需要从事过于繁重的劳动。我想，这是个了不得的进步。其次，如石川先生所说的，土地的生产效率已经提高。我认为，这是由于把重点放在了为尽可能利用农业现有规模经济的基础整备上。
石川：中国叫做“农田基本建设”。
宇泽：是的，农田基本建设产生效果可能将是十年或二十年以后的事吧？
石川：如您所说，过去饥馑的发生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现在这种情况消灭了，收入的分配不言而喻也平等化了。中国的山河得到改造，长期的期待有了依靠。但是，还没有达到解决目前大的经济问题的地步。换句话来说，我认为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内田：中国如果想不要外国援助和不引进资本而实现所谓四个现代化，靠中国现有的储备无论如何是不够的。而且，必须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为此不借贷就不能平衡国际收支。总之，还必须从外国获得储备的源泉。
在这一点上，在我所看到的范围内，总感到进行资本积累的结构本身有问题。例如，整备耕地投资的作法是采取我们在战争中实行的提供无偿劳动的形式，即把自己的时间无代价地用于公共建设并立即转化为资本积累，这种形式如果有计划地恰当运用，是效率高的做法，但实际上却没有办好。
我认为，被称为模范的大寨人民公社的主要之点也是提供无偿劳动来修整土地。最近可以看出，似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积累资本的方向错了。
据宇泽先生说，最近中国改变了想法。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