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1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说尽管西德是个工业大国,但整个体系中仍以中小型厂家占大多数
    【香港《明报》五月二十三日文章】题:在废墟上创造出经济奇迹
    西德今天能够跻身于工业强国之列,并不是依赖积累的财富或自然资源,事实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掉国土上大部分工厂。
    在略多于十年的时间里,西德发展为领导性工业经济的因素是:科技知识、高度训练标准,以及人民的勤劳素质等。
    由于在战后必须从头开始,西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碰到的阻碍较小,这也可说是因祸得福了。直至目前为止,对国民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分是工业,差不多构成七七年整体经济的一半。商业和运输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四点九,大致保持一样,但急速的变动正在出现,运输业中以汽车居首,公路较铁路更活跃。至于商业,剧烈的竞争造成严峻选择性和结构变化,令西德的零售贸易公司变成欧洲最现代化的组织之一。
    农林业在一九七七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七,但今天西德大多数农场都实现机械化,效率非常高,生产的粮食足以应付国内需要的七成。其他重要的经济部分有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公共部分则占百分之十三点二。
    回顾一九四九年,西德政府承受一个沉重的包袱,不少城镇和工厂毁于战火,五分之一的人口是难民,不论是食物、住屋和职位都极其紧张。不过,在一段极短的时间内,西德便步向复苏,经常被人称为“经济奇迹”。城市和工厂纷纷重建,难民再次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一分子,生活水平迅速上升。以七○年的物价计算,国民平均收入由一九五○年的四千马克,跃至七七年的一万三千二百五十马克,增长超过三倍。近年来,西德马克的大幅度升值,战后的工业奖励和技术全面革新都较难再现,所以估计未来的经济成长会减慢。
    收入的增长反映了经济的成长,在一九七七年,西德的全国收入达到九千三百五十亿西德马克,较二十七年前急升了十倍,要是扣除货币的贬值和人口增长因素,每个人的购买力仍然有四倍的升幅。
    西德的机械工业是国内最庞大的一门工业,雇用工人近一百万名,跟着是电器、汽车和化学工业。在一九七七年,上述四项工业总共拥有三百二十万名工人,占工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而它们都是主要的出口者,机械业占海外贸易的百分之四十五,汽车制造业占百分之四十一,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这些比例是颇高的,也显示世界市场和西德之间关系的密切。
    外国货同样不遗余力拓展西德市场,每两具办公室机械中的一具,三分之一的成衣,以及五分之一的汽车都是外国产品,也引起西德工业结构的重大变动,煤、纺织、鞋类和钢铁工业,皆受到整顿,以便和海外较有利的生产条件竞争。在中等技术水平的工业上,许多新发展的工业国家正在角逐西德的位置,逼使西德公司不仅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也要求劳工经常吸收较新的生产知识。
    尽管西德是个工业大国,但整个体系中仍以中小型厂家占大多数。目前全国共有九万四千家工厂,只有百分之一是雇员超过一千人的大厂,其余四分之三都是中小型厂家,工人的数目少于五十名,因此德国企业的典型特色是中小型规模。
    闻名于世的西德工业机构有西门子、德律风根、福士及平治汽车厂,以及拜耳药厂等,每家工厂雇用的工人都在十万名以上,西门子更达三十万名。西德政府极力保存中小型企业,设法令它们步向高效率和有竞争力,同时保证支配性的大工业不会误用自己的力量,制订价格排除竞争。法例规定,工人可参予资方的决策过程。
    外贸方面,西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进出口国家,仅次于美国而已。它也公开本国市场,施行自由贸易的政策。


    【香港《明报》五月二十三日文章】题:从一个广泛的民意调查中看西德人民的愿望是什么?
    爱自由、爱轻快、不像以往那样一心想着进步,沉醉于电视节目,同时又是一个活跃的运动爱好者。这就是民意测验钩画出来的一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人民的形象。他们最希望的是在自己的家里,享受那没有人打扰的安适的生活。他们喜欢住在一个没有贫富之分的国家。总的来说他们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重要。我们都可能是这样的人吗?在真实的生活中似乎不可能碰到刻画的这些形象,然而民意测验确实很科学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性格和习惯。很多统计甚至显示曾经被认为是典型德国人的性格已不再那么典型了。向往悠闲的生活今天,德国人已不再像他们有时表现的那样勤奋。他们对工作的热情似乎有些消退,一九六二年,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德国人认为最美好的事是不需要工作,一九七六年这却成了百分之三十的人的愿望。百分之四十七有工作的人最快乐的时刻是在他们不工作的时候。在一九六二年统计的数字只是百分之二十九。工作和闲暇相比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喜欢前者,百分之五十六都愿意得到后者。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绝不是工作。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德国德国人在想到德国时,联想到的不是森林和草地。而是一幅工业的图景。一次民意测验中列出了十五个不同的内容,参加测验的人应回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给他甚么样的印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如家庭、成就、进步、一个分裂的国家等等,而工业居首位。其中还有联想及巨大城堡、清洁、国际公认或绿色的田野。只有很少数的人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军队联系在一起,而“世界强国”则居于末位。三十年来的变化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活上的顾虑比三十年前少得多了。例如在一九五四年,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有较大的经济困难。今天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抱怨衣袋里没有钱。现在,德国人的忧虑不是金钱,而是其他的问题;百分之二十三的人担心健康不佳,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的忧虑与职业有关或担心有可能被解雇。参加测验的人有百分之二十九享受得很好,他们自称没有任何忧虑也没有特殊的困难。
    一九五四年民意测验中只有百分之九的人被列为乐观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有悲观感。当时三分之二被询问的人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困难。宜人的乡村若有可能,理想的住房应是一幢单独的小房子,周围是田野,离工作地点不太远;有一个花园和友善的邻居。很多人梦想着这种质朴宜人的房子。但被询问的人当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住着这种自己的房子。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的人住得不舒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与其他家庭共同居住一幢房或住在公寓里也很舒适,其中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认为还可以。即使住在多层高楼里,亦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说过得不愉快。多数人喜欢乡村,故城市肯定将会逐渐缩小。离开城市居住的趋向将难以控制,因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喜欢住在有阳光、有青枝绿叶的环境和安静的地方。


    【台湾《联合报》五月三日报道】我国自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至六十七年(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的人数达五万人,但同时期学成返国服务的人数却只有六千人,说明高级人才外流的情形严重,亟待改进。
    这是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院长毛高文博士日前在中美高等教育研讨会中,介绍我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现况时举出的数字。他说,人才外流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五项困扰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
    毛高文指出,近二十年来,我国赴国外留学与归国服务的人数之比是十比一强,显示我国高级人才外流情形严重。他建议教育主管当局应考虑对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如科技、工程等方面大专毕业生,试办先在国内服务两年,了解国内实际状况及需要后再出国留学,将来学成返国服务的人数必将多于现在。
    毛院长认为,许多留学生学成后仍滞留国外,因素固然很多,但大专一毕业就出国留学,没有在国内工作过,不了解国内需求及选择自己深造方向,易造成学用差距和所学与国家社会需求不合等的脱节情形。同时,留学生在国外深造后,即接触外国社会,致使他们较易接受国外事物,而不愿回国。这种缺失,可以用留学前先在国内服务一段时间的作法来改善。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有的困扰问题,毛高文认为,合格教师的缺乏是其中之一。其次,青年因受升学主义影响,只重书本学习,记忆一些死知识以应付升学考试,领会能力的培养普遍缺乏。他指出,我国大学亟需重新设计新课程及教材内容,培育国家需要人才,目前多仿照或沿用欧美教材,非培植高级人才长久的作法。
    【台湾《联合报》五月五日报道】国立清华大学原子科学院培养的科技人才,有四分之三流往国外,但国内核能电厂兴建后却求才若渴,往往找不足额。清华大学核子工程系,决定从七十学年度起,向教育部申请招收双班学生,并设立博士班。
    核工系主任曾德霖表示,核工系招收双班之后,虽然仍会有同学出国,但留下来的同学,也会增加。他相信将来国内核工人才,能达到供需平衡。
    国内目前以清大原子科学院,培养的核工人才为最多。中正理工学院,只在电机系中有一组,训练的学生较少。但何以国内发展原子能科学已有二十年了,现在台电迫切需要核工人才却不容易找到。曾德霖博士认为这和国内的待遇,研究环境有很大关连。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行政院经建会顷完成一项六十九学年度大专及研究所系科之调整方案,该项方案建议六十九学年度宜扩增机械、电机、电子、化工、土木等研究所,并增加机械、电机、工业设计、建筑、通讯、医学等大学科系。
    该项调整方案目前已提请行政院研考会、青辅会暨教育部等有关单位共同研讨,大部内容并已通过。工科方面:①为配合未来高级科技之发展与应用,及大学工程系科之扩增,有关机械、电机、电子、化工、土木工程研究所,应予增设或扩充招收名额,并向专精方向发展,同时,另应增拨经费,充实各研究所之师资设备,延揽人才,以作重点发展。②大学程度宜扩增班次或提高招生名额之科系包括机械、电机、工业设计、建筑、通讯工程等。医科方面:医学系宜再扩充,但应以公立学校为主,并分期实施。而私立医学院则应视其教学设备和师资,再决定扩充之可行性。


    台湾《自立晚报》说,目前研究所师资不够,设备不足,而且没有足够的就业环境
    【台湾《自立晚报》五月九日述评】根据教育部最近的一项公私立大学研究所资料统计,台湾研究所已从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年)仅有的三所,增加到目前的二百零七所,人数也从寥寥数人累积至万人以上,这是教育当局在一片出国留学的热潮中,为防止人才外流,培养国家需要的专门人才,所作的努力。
    从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周道济通过教育部口试,成为我国第一位法学博士后,直到去年十二月底,教育部已陆续授予博士学位者三百人,计有文学一百三十六位,法学一百五十八位,理学四十一位,工学三十七位,农学二十四位,教育四位。而目前在校的博士班研究生则共达五百四十二人。
    而历年来,获得国内各大学硕士资格的人数更达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七人。目前在校的硕士班研究生则共有五千一百九十四人。
    显而易见,我国内的研究环境也并非不足以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目前令人担忧的却是研究所的师资与设备。根据大学研究所组织规程,规定所长一人由系主任兼任,教授、副教授、讲师,则可由系里调用,因此,师资的不够导致了研究所的课程无法作完整的规划。
    另一方面,设备的不足,也是令研究生头痛的问题,因为教育部每年给予公立学校的设备费,文、法、商科研究所是五十万元。理、工、农、医科是一百万元,事实上,对许多需要精密仪器设备的理、工科研究所来说,一百万元实在是“九牛一毛”。
    站在教育当局的立场,广设研究所固然不错,但除了师资,设备能否配合外,能否符合国家经建所需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许多出路极窄的文法科研究所,不但不能造就出国家可适用的人才,反而衍生出严重的失业问题。
    目前国内已获得博士学位者,大多留在各大专院校任教,出国再深造者亦不乏其人,而大量的硕士,则在国内尚没有完整且足够的就业环境来供给他们的时候,大都有“壮志难酬”之慨,继而再出洋者为数颇可观。
    因此,教育当局应该善加规划未来的研究所,对现行的研究所则进行评鉴、督促与辅助之职,使研究生的质与量能够相配合。
    更重要的要具体照顾,保护这些“有心”的国产博士、硕士,使他们能发挥所长,贡献国家,以不使教育经费与心血白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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