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像兰州一样变成了一个工业城市，人口由四十年代的八万增长到一百万左右。难以形容的新建筑和工厂使城市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和建筑特色。吐鲁番绿州就不是这样了。从乌鲁木齐坐车到吐鲁番有五小时的路程，它是世界上最深最热的洼地之一。到吐鲁番途中，我们穿过了被人们遗忘的地方。当我们走下光秃秃、黑沉沉的陡坡时，风就刮起来了。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里的温度升至华氏一百度。我们被呛人的沙土包围。再也看不见地平线。灰色的戈壁沙漠和飞沙走石的天空混为一体。一辆驴车从尘土中出现，驾车人在驴背上睡着了。
最后，我们终于在沙漠里看到一排又一排的大麻点。这些大麻点是一个个洞口。吐鲁番人就是通过这些洞走下去整修他们挖成的地下水渠的。在吐鲁番大概有九百五十条地下水渠。有些渠道早在中国汉朝时代当地下挖渠的想法从波斯通过丝绸之路一传到吐鲁番时就挖了。就是这些地下生命线才得以使色彩单调的戈壁世界现在迸发出几乎源于圣经的瑰丽多采的文化。我们还在中国吗？我可以在撒马尔罕看到像这里人的脸，在喀布尔看到这里人穿的衣服。我敢发誓我曾看到过那位长胡子的老人，拿着拐杖，骑着驴子到耶路撒冷去。歌舞杂技团里，有漂亮的杂技男演员，歌舞女演员们服饰华丽、神采飞扬，他们就像在庆祝乌兹别克斯坦的丰收。他们的喜剧演员一定是从美国来的。
吐鲁番似乎是和外界隔绝的。但很多世纪以来，在商队贸易繁荣时期，这个盛产西瓜和葡萄的绿州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点之一。古代的汉人统治过吐鲁番。许多迁移去的并已在历史上消失的中亚民族也统治过吐鲁番。
在高昌这个要塞城镇的遗迹中，我们看见了一所十四世纪的佛教寺庙，那时正是印度的佛教开始狂热地传遍中国。后来，当伊斯兰教传入时，这所庙就变成了清真寺。
今天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走过吐鲁番的一个最古老的村庄阿斯塔纳时，我们似乎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大部分人家有葡萄架蔽荫，使他们在华氏一百一十度的高温中仍感到很舒服。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大口大口地吃着吐鲁番的甜瓜解渴。铃声叮当的大车把妇女和孩子送到市场去。顺着大路有一条灌溉用的水渠，山上引来的凉水潺潺作响。
共产主义给吐鲁番带来的一样很明显的东西就是树多了。我们由人带领参观了大片森林，或叫防护林带，解放以来，就用它们来阻挡在四五月间袭击吐鲁番的狂风。时速为六十英里的狂风，加上寒流和沙土很容易在春天把无遮无盖的葡萄藤搞死。就是这些防护林带，帮助把吐鲁番葡萄加工业扩展到了只有沙丘和戈壁沙漠的地带。
在乌鲁木齐，最后决定要安排到搭克拉玛干沙漠去旅行实在太困难了。人们告诉我们首先要考虑使我们舒适。我们改为往北走，到要颠簸一天才能到达的一五○国营农场去。这个农场是从戈班图恩古特重新开垦出来的一大片地区，是块两级沙漠地，居民几乎全部是汉人。
一五○国营农场最初是个军事工程，那里离苏联边境约一百五十英里。这里的居住者类似过去中国皇帝派去戈壁屯垦戍边的士兵。农场里有一排排兵营式的房子和田地，主要种瓜、棉花和粮食。约有一万七千名居民，他们编成连队，连队下面再分生产队。
一五○国营农场中有一种压抑的气氛。只有在这里才有见到我们害羞的孩子。当我问一群男人十年前他们有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见一个美国人时，他们笑着摇摇头。’
不知怎么的，我们和农场几名最早的居住者单独在一起了。
“我们那时都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们中的一个名叫魏古安（译音）的说。“我们年轻、热情，一心想保卫和开发边境。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这里没有人，只有狐狸和黄羊。工作很困难。没什么机械设备。”
“我们没有房子”，许永基（译音）接着说：“我们挖土坑，然后用树枝和泥土把它们掩盖起来。每个坑里住五、六个人。大多数是单身汉。家属是后来来的。”
俄国人有没有过来偷过你们的瓜？（笑声）“他们不敢。”
中国人常常因农业落后而露出窘态。在嘉峪关附近，他们不让我们给一个跟在牛后面犁地的农民拍照，这种场面在中国是极常见的。在一五○国营农场，他们特别为日夜干活的拖拉机感到骄傲。
在回乌鲁木齐途中，我们大约碰到三十名农业工人。科学家梁康怡（译音）说，“我想一台拖拉机的工作效率可以超过所有这些人。”我问，“但是让这些人干什么呢？”梁沉思了一会儿说，“可也是啊！”
我们在乌鲁木齐周围的高山和牧场看到了第三种新疆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哈萨克牧民的生活方式。
在途中，我们的面包车又一次出故障。在新疆，我们已经碰到过三次车胎放炮，一次配电盘坏了，一次汽缸炸裂，一次电池没了，有一次从挡泥板迸发出短路的电花。但是中国的驾驶员很神。不管出什么毛病，都不用花很长时间就能修好。他们带着很多工具和零件。这次水泵坏了。他们把它拿出来，用废料做个零件换了上去。车迷杰克·约翰逊说，“在美国，一个机械师就会坚持要换个全新的泵。”
我们接着爬进了天山，气候越来越凉。我们经过了冲过陡峭峡谷的急流。哈萨克人用三角叶杨和云杉盖成了圆顶的帐篷式的房子。骑在马背上的牧童，戴着草绿色的毛式帽子，背着用以防野兽的枪把牛赶往牧场。在这里狼是个问题，听说雪豹是第二种最让人头痛的野兽。
当我们到达由周围山峰的成年积雪融化成的水库天池时，我们碰上了从北京来的一支年轻的登山队。他们穿着讲究的登山服，每人携带一架值二千美元的德国照相机，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有力的迹象，表明在中国广大群众之中，仍然有得宠的公民的。
步行了两小时后，鲍勃、杰夫和我来到一小片圆顶帐篷周围。
在一扇篱笆门上，用羊毛笔写着：“不关门者是狗熊。”牧民卡迈尔激动地迎接我们，把我们带进了他的帐篷。
卡迈尔粗壮的妻子给我们端来了面包和滚烫的羊奶。她命令说：“吃！”我们想这大概是要我们喝。这种饮料发苦，只好小口小口地喝下去。
卡迈尔和队里另外六个男人管理三百头牲口。有十头可以归他自己，其余的要卖掉，利润由公社分。
几天后，在参观被山岭环抱的东风公社时，我们
经过几个帐篷，看到妇女们正在用篝火烤面包。她们的特征很像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如同来到了一百多年前的蒙大拿的布莱克福特营（该处曾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方之一——本刊注）。
男人和大一点的孩子白天在山里放牧。布鲁斯用长柄平底铝锅很快爆了一锅米花。当平底锅在篝火上来回转动时，孩子们的眼睛也跟着米花来回转。我吃了几把，在我吃以前，没人想吃这种奇怪的食物。接着孩子们吃了。慢慢地母亲们——最后甚至连小鸡
——也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又走了几英里路，我们来到几所土房旁，碰上一个名叫阿拉贝迪的哈萨克人，他拿着一把长柄大镰刀在路上走着。阿拉贝迪五十三岁。他说他正要去割草为了赚点额外的工分。年底时公社根据工分给七千名社员分钱和牲口。人们用现钱去买衣服、煤和香烟。
阿拉贝迪说：“集体化很好。过去我们只能维持放牧生活，但现在每个人，包括孩子在内，都能分到钱。解放前，什么都是富人的。我们给他们拼命干，但得不到多少东西。我们经常挨饿。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我们常住在山洞里。现在我们走出山洞住进了真正的房子。”
“我们很幸福，”他强调说。“我们干活，但不太重。我们病了，有医生给看病。我没上过学，但我的女儿在新疆大学学物理。去年华主席来这里。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通观中国，我们可以感觉到乐观主义。我们从重新获得自尊的生气勃勃的科学家们身上感到这一点。当我们坐在火车上或走在农村小道上时，从向美国人投来的目光中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正在改变的象征。
这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后一夜。北京夏天的热度和湿度仍然使人感到窒息。但我不在乎。我们在全中国，看到人们的精神正在焕发起来。天气虽热，但却使人感到像早春一样。我们在北京饭店终于喝到了一杯冰啤酒。（下完）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三月二十四日报道】十多年来，匈牙利一直是东欧的一个“悄悄的”改革者。它现在就要采取共产党集团中还没有采取过的最大胆的计划，来解决使整个东欧地区感到苦恼的经济停滞问题。
十二年前，它开始实行了它的“新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同苏联计划有些不同并倾向于市场经济的步骤。但是七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使得新经济体制取得成果的速度放慢下来了。
匈牙利的原料比它的盟国少，它依靠外贸的程度要比别国来得大。
在经过了一年痛苦的政治辩论以后，提出了一项处理困难的新战略，这意味着，将进一步背离东方集团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的总的态度。
这表明要作一些显著的改变：食品便宜（由国家给予大量补贴）和工资不相上下的老一套做法将让位给“资本主义”的试验：效率、利润、工资袋同以工作表现为依据的刺激联系起来。
去年在两条战线上作了开端。第一，匈牙利最大的工业单位之一采取了有关剩余人员的做法（共产党人通常排斥这种做法，说它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补救办法”。）来铲除不起作用的、多余的劳动力。
然后，食品价格平均上涨百分之二十（农民的产品上涨百分之十一）这样，对食品的补助减少了一半。
每一个行动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本周的党代会上可能听到更多的辩论。
但现实主义者似乎占了上风。
在一种普遍缺乏劳动力的经济中进行重新训练和提供其他就业机会以及工资的增长（看企业的利润而定）缓和了有关剩余人员的问题。
继续保持基本食品的廉价、继续进口优质消费耐用品、给小私有企业以更多的活动余地来加强消费服务项目以弥补不足。一般说，这样就抵销了紧缩的做法。
然而，政府明白宣布并坚持采取效率—利润措施，并似乎决心着手解决劳工者不守纪律这一令人烦恼的问题。
一条新的规定是：对工作一贯不积极的人，要扣工资百分之二十。一位经理人员可能下令罚款。这个措施似乎是严厉的。犯规者可以向一个仲裁委员会提出上诉。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将由基层的工人们自己分别选出。
匈牙利的问题在集团里是普遍存在的。它需要生产能在西方市场里进行竞争的货物。匈牙利需要在西方市场购买发展其经济所需的技术。
【芬兰《新芬兰报》四月十四日文章】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保加利亚看作是一个受苏联严重影响的国家。在保加利亚的对外贸易中，它同苏联的贸易要占一半以上。苏联并为保加利亚的一些发展项目提供资金，这种经济合作与经互会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合作相比确实更具有约束力。尽管如此，人们从去年就已对保加利亚的一些重要政治家的声明给予了注意。这些声明表示要对保加利亚的经济进行改革，使之完全摆脱中央领导的约束，这种中央领导被看成是苏联发展社会的一种药方。
保加利亚的外贸部长赫里斯托夫去年九月在一次采访谈话中说，保加利亚愿意同西方国家在工业上进行紧密的合作。为此，必须对国家的一些法律进行修改。与此同时，保加利亚的外贸部副部长在主持普罗夫迪夫展览会的开幕式时说，保加利亚想对现在已有的某些法律“重新加以解释”。这样一来，在保加利亚建立联合企业将成为可能，这些企业所获得的利润也将允许转到国外。
两星期前，在保加利亚的邀请下，国际商会的十二个西方国家的商业家、银行家和政治家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的一家最新饭店里举行会议进行所谓的东西方对话。当时人们预计，保加利亚的法律修改工作已开始进行。果然不出所料，三天内保加利亚就向大会的与会者宣布了它的经济改革政策、进口外国资本的愿望和可能性以及保加利亚用来提高自己工业竞争能力的新的原则目标。
保加利亚副总理谈到这一变化时指出：“我们学习了我们的邻邦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所取得的经验，并以此为榜样。我们想避免走这些国家所走过的弯路。”
“改正错误”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外国人也可以在保加利亚建立的外国企业中拥有多数的股份。但是，联合公司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是保加利亚人，联合公司也不能拥有土地。第二点是，联合公司的活动范围不受限制。相反还欢迎这些企业参加保加利亚的基础工业的建设，如煤炭和铜矿的开采等。保加利亚甚至还可以用这些原料来支付它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机器设备。还特别强调，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公司的最高领导必须由保加利亚人来担任和公司不得拥有土地外，保加利亚的法律不对外国和保加利亚企业之间所签订的协议进行任何其他限制。联合公司所获得的利润可以自由地转到国外（企业税为百分之三十），或者用来对企业进行投资，这时所收得企业税就比较低（百分之二十）。令人感兴趣的是，企业的利润可以一直以自由货币的形式转到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