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3日参考消息 第2版

    【日本《宝石》月刊文章】作者:经营评论家三鬼阳之助
    松下幸之助,至今仍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担任领导工作(顾问)。
    松下幸之助,在一九七七年决定越级提拔山下俊彦担任公司总经理之后,又决定让他的孙子松下正幸从美国回国,从而作出了决定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命运的重要决策。作出这一决策,是为了让正幸就任统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物资流通部门的“松下物资流通仓库”的董事和总经理,走上担任松下集团统帅的道路。
    有人感叹说:“真不愧是松下幸之助,可能早就考虑了第三代——新的经营者的诞生……”
    一九四○年,松下幸之助要了名门、旧伯爵平田荣二的次子正治作养子。正治生于一九一二年九月,一九三五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学历显赫,曾在三井银行工作。松下让正治与他的长女幸子结婚,并让他进入松下电器产业公司。
    大东亚战争结束后,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接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关于解散财阀的决定。联合国军司令部通知说:“可以只留一位负责人。”松下的内弟井植弟兄(均在该公司任重要职务)说:“那么,请姐夫留下。”于是,井植岁男和井植祐郎同其他人一起设立了三洋电机公司。井植熏年轻有为,松下爱惜他的才能,把他挽留下来。但是,不久他也加入两位哥哥开办的三洋电机公司。
    后来,到创业的第六十一年,松下作出了很多振兴企业的重要决策,使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成为“世界性的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人们称松下幸之助为“经营之神”的重大决策是什么呢?漂亮地转任董事长——复兴的决策联合国军司令部对解散财阀有所放松时,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恢复了战争时期中断了的“新年送货”。一九四九年一月,松下出现了很久没有过的热情,他以强硬的口气说:“过去三年我们公司没有增加利润。在这期间,借款增加,仓库库存减少,实际上出现了亏损。不能这样经营。从本月开始,至少要提高利润。从早干到晚,不出成果不行。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如果成为那种无用的公司,那就可以解散……”他对以后的十年作出了三条重要决定:
    第一,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实行企业部制,使它彻底竞争。如果其他公司的产品比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企业部的产品便宜,就不从本公司企业部购买。
    第二,扔掉企业过去那种经营者同职工分别负担一半的概念,“领导人要负担百分之七十,企业兴衰的责任大部分要由经营者来负”。
    第三,采取这样一种达观态度:“虽然不是非常时期,但是,超过六十岁的经理也要攀登三角架,深入车间只管干活,不负责培养职工。”另外,在一九六○年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决定重新设立董事长制度。
    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中,创新式的经营观到处都是。直截了当地表现了这一点的是设立董事长制度。那时,松下首先进行了实地考查。他从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总经理退任为董事长,每周要去公司视察两三次。结果,他了解到,公司职员比自己以总经理身份每天视察时工作得更好。因此,认为“这是成功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他把松下电器产业公司总经理的交椅让给养子松下正治副总经理,自己退任董事长。
    松下曾向我透露他当时的心情说:“即使总经理是超人,也自然有个限度,因为毕竟是人。特别是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那样一代创业的公司,事事依靠创始人的倾向很严重,有陷入一人经营的危险。我已注意到这种弊病。虽然我本人还能积极经营,但为了培养接班人,我想提前退出经营第一线。”
    这是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出色决定。
    在松下这些决策的指导下,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生意年年非常兴隆。董事长兼代理营业本部长的头衔——危机时的决定事情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即松下把总经理的宝座让给养子正治,自己退任董事长之后的第三年。
    松下退任董事长后,居住在“真真庵”热衷于搞宣传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这样的议论:“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以百分之百的信心设立的‘美国松下公司’,出人意外地没有发展。此时,如果董事长不采取果断措施,那就不得了。在正治总经理的领导下改组的负责人之间,关系未必能说是融洽的。这是最严重的危机。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直属的销售代理店经营恶化,象松下感到骄傲的G社一样,已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听到这些议论之后,松下立即以董事长的名义,命令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全体负责人、所有企业部长、全国的营业所长、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在七月九日、十日和十一日这三天到热海新富士屋饭店开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松下热海会议”。
    松下慎重地布置了这次会议的会场。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松下亲自到新富士屋饭店检查会场,并提了几个注意事项。
    松下看到比一般席位高出一截的松下讲坛后很生气,他用手指着讲坛说:“这不行。这次不是在这么高的讲坛上逞威风的会议……”当时就让人把讲坛改为与一般席位同样高低。另外,开会之前公司职员在松下胸前佩戴大红花,松下马上大声制止说:“在今天的会议上我要向销售公司的诸位道歉。我怎么能佩戴这样的大红花!”
    会议开幕后,神色紧张的正治总经理坐在松下旁边。松下退任董事长,把“公司的事务”全部交给了正治总经理。但是,松下决没有放松对正治的“教育”。正治当时是五十三岁,如果是普通职员,则已接近退休年龄了。不过,在创始人——董事长看来,正治作为松下联合企业的总帅还不合格。从私人感情来说,虽然是独生女儿的丈夫,但作为自己创业并发展起来的公司的总帅、总经理,总觉得应该多多磨炼。因此,松下每当看到正治时,就怒气冲冲地教训他。因此正治有时见到松下企业的副总经理和专务,竟不知不觉地发牢骚:“你们真幸运,我很羡慕你们。有时我即使同董事长一起吃饭也尝不出味来。”
    所以,在松下董事长破格召集的这次热海会议上,正治总经理感到紧张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这次会议开幕之前,正治就已经受到了董事长的严厉批评。
    不出所料,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纷纷向松下诉苦。七十岁高龄,在与一般席位相同的“讲坛”上坐了十三个小时,并担任讨论会的主持人。结果,松下作出了这样的“重要决定”:从八月一日起以董事长身份兼任前所未闻的“代理营业本部长”,并大幅度地改变路线。
    我乘飞机到了大阪,以便直接会见松下,从他本人那里了解经营者松下的心情。他很愉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还向我解释说:“常务兼营业本部长安川洋君,有时因病休息,于是出了问题。不过,本部长的工作并不是谁都能胜任的,它需要有经验。我以前搞过,能立即代理这项工作。所以,就上任了。不过,我想在尽量短的时期内收拾局面。”
    这时,松下根本没提总经理松下正治的名字。但是,松下决心为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及其最高负责人、总经理——他的姑爷、养子竭尽余力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松下八月一日任董事长兼代理营业本部长之后,在六个月的时间内,采取单独或几家公司合在一起的方式,同二百多家主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举行座谈。通过座谈彻底地了解到萧条和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结果,制定了所谓的“地区差销售制度”。
    过了不久我再次采访松下,他面带笑容地说:“三鬼先生,我开的处方在半年到一年之内不会有实效。但是,请你注意,过不了多久肯定会见效。”
    果然,“松下处方”从一年后的决算报告书中开始看出疗效。后来,导致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电器行业中占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于其他电器公司。松下的意外决定把松下电器产业公司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上)


    【英国《卫报》四月十四日文章】作者:约翰
    ·吉廷斯
    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说明了八十年代中国生活的一个新方面。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
    橱窗陈列着照相馆拍的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真正的外国人——留着大胡子,不修边幅的北欧人——的照片,另一张是一个穿着讲究、戴一副太阳镜的中国小伙子的照片。还有一些穿着传统的白色结婚服的结婚照,但是,在有一张照片旁边贴了一条地地道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城市里的情况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经历中的那种情况。
    这是传统的(中国的)和现代的(大多是以外国为主的)形象和渴望的混杂物。他们也同样提出消费方面的要求,只不过是他们经济的先进程度远不如我们而已。
    在六十年代,许多人攒钱买一辆自行车,而今天,在城镇以及较富的农村地区,他们有了自行车、手表,也许还有了半导体收音机。
    除此之外,由于最近工人增加工资以及发奖金而有更多的钱投入市场,我们看到了所熟悉的现象,钱太多,而东西太少。
    我听到人们对喜爱消费品所作的一种解释:“知识分子希望买录音机以帮助他们学习外语,听音乐。而工人却宁愿把钱花在家俱上。”
    沙发,这是我以前访华时从未听到过的字眼,现在却成为衡量购买力的一个新标准了。有单人沙发(带有扶手)和双人沙发。上海大街上有三件一套的沙发。
    人们可以在当地街头巷尾的市场上看到,一张复印的家俱设计图用图钉按在墙上,花几分钱就可以购买一张。这些自由市场本身是对消费者的要求的一种新的让步,凡是仍然相信应当“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都憎恶自由市场,不过,自由市场的范围很有限,看来很受人们的欢迎。“这就是说,当你到自由市场,你可以买到蛋类,在冬天,你可以买到较多的蔬菜。”
    我看到的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比国营市场上的价格高不了多少。买东西的人很多,熙熙攘攘,如果卖花生的人比当天流行的价格多要了五分钱,旁边站的人立刻就加以谴责。
    在北京和上海大的百货商店外面,人们挤着目不转睛地瞧售价为一千九百元的日本彩色电视机,以及一些其它昂贵的电子用品。这究竟是象人们需要较多的蔬菜和较便宜的家俱那样,反映了大家的向往呢,还是陈列新力、三洋、日立和东芝牌产品,要达到更加令人难以捉摸的目的呢?
    陈列的商品也不完全是供观看的:我亲眼看见两个人买了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常常可以买到中国制造的同类产品——包括立体声录音机和电视机,价格比进口货便宜。不过只有持有票证的人才能买得到。
    我感到最令人费解的是,显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理由陈列这些商品,而且在广告栏里还登了巨大的广告。
    最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最常用的答案,是一个正确的解释。“它将告诉群众,我们必须怎样地努力奋斗,才能赶上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它将激励群众为四个现代化更加努力地工作。”
    这样解释是解释得通的。文化革命的长期神话正在不断地被人们轻蔑地加以揭露,作为文化革命的基础的是反对重物质利益的原则。
    曾经有十五年没有给任何人提薪,而且看来首都北京城好像也没有一栋楼房粉刷过。现在中国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这种完全合情合理的要求部分地填补了这个差距。


    【法新社卢萨卡四月十七日电】卡翁达总统在这里透露,赞比亚将在今后支付它从中国得到的一切援助。
    在过去,由于邻国罗得西亚的战争给赞比亚造成的危险,北京向它提供了无偿援助,包括军事装备。
    他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存在着外汇问题,因此卢萨卡支付它所得到的援助是合适的。


    【香港《中报》四月二十六日消息】题:大陆挥霍浪费矿源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开采矿产资源的平均损失率达百分之四十至五十。
    湖北省有一个石膏矿,共有十二个膏层可开采。开采单位先开质量较好的第七层石膏。这样,在它上面的几层石膏就无法开采了,浪费了大约一千七百万吨石膏,占这个矿石膏储量的百分之三十六。这种采富弃贫,采大开小、采易弃难、采厚弃薄的现象,在各地采掘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这种不合理的开采,在一些社队采掘企业中尤为突出。位于四川省的一个锡矿,是很有远景的大型矿区。当地一些社队企业进入矿区开采锡矿,只采夹在矿层中厚度不到一米的特富矿脉,大约有四分之三的矿石被废弃。
    矿产常常是几种矿共生的,本来应当进行综合开采。但是,各个采矿部门,往往只开采本部门需要的矿种,对共同赋存的其他矿种弃而不采,造成严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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