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业周刊》五月五日一期专稿】题：中国：实现它的迅速发展的目标作者：珀金斯
中国跟其他大多数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不一样，在今年和明年的情况将会相当好。虽然中国不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国家超额完成了一九七九年经过修正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八和农业增长百分之四的目标，而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的前景几乎同样良好。当然，这样的增长要靠中国是否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和保持经济政策的持续性。
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的详细计划还没有公布，但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发表的一九七九年成果，提供了关于今后两年经济发展的一些极好的线索。
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工业产量可能会稳步增长百分之八，比估计一九七九年达到的增长率百分之八点五稍有下降。虽然这看起来使人充满希望，但是工业方面也面临一些实际的问题。仍然缺少进口工厂设备需要的外汇，计划和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仿效苏联制度的，因此还有一些严重的僵硬情况。从政治局通过各部到中国的各个企业的垂直联系是相当有效的，但是在各部之间，或者在不同部的企业之间的纵向联系是非常糟糕的。
目前，工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电力不足的问题，它是中国工厂的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利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这个国家某些动力不足是计划不周造成的，但是，主要原因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源——煤——拖了后腿。
有一段时间，人们曾希望石油能弥补能源供求的差距，但是经过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石油产量在一九七九年仅仅增长了百分之二，日产量大约为二百万桶。中国石油计划人员现在说，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石油产量增长速度仍会很慢，因为要集中力量勘探近海和西北的新油田。
目前在中国，对于发挥这个国家巨大的水力发电潜力也有很多谈论，现在这种潜力只有百分之二得到利用。
虽然中国显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它具有基本的实力作为它工业潜力的基础。无论按什么标准看，这个国家的国内资本形成比率都是很高的。目前投资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率之高足以使人们相信，即使降低比率也能使增长速度加快，因为这样会使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对工人的刺激——增加。修正目标至于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四的农业，如果气候只是发生通常的变化，前景是相当光明的。一九七九年的大米、小麦、小米、玉米和马铃薯的收成要比预料的好一些，产量上升到三亿一千五百万吨，而不是计划的三亿一千二百五十万吨。但是，这个数字仍然不足以使平均每个中国人的食物提高到政府希望的水平。
计划者们已经放弃了要在一九八五年使粮食基本自给的尝试。四亿吨的产量是不可思议的，这将需要中国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而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充其量，中国也只能使它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计划者们现在在谈论到一九九○年达到四亿吨的目标——也许到时能达到。
棉花在制造国内需要的纺织品和出口纺织品方面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棉花的收成甚至更令人不安。刺激农民中国主要由于有广泛的水利工程，因此它的农业生产的波动要比苏联或者印度小。但是北方数省的干旱仍然可能使这种最有利的前景遭到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在过去二十年中，可耕土地面积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原因是不断修建公路和建立新的工厂都占掉了农田。而且一大部分土地本来产量就不高，这样要养活九亿七千万中国人就越来越困难了。所以中国正在采取让农民有较多自由的政策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产量。这些方法看来正在起作用，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象四川这样一些省份农业获得了迅猛的增长。
由于出口比原计划的一百九十二亿元多大约二十亿元（一点五元等于一美元），由于进口比原计划的二百四十八亿元要低，因此中国的贸易逆差比原计划要低。这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外国贷款来弥补它的外汇收入。低质商品看来中国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一年将会继续从国外借款，但是它的借款也许不会超过二十亿美元。
由于农业生产和石油生产有种种问题，中国要增加出口将越来越取决于它向工业世界出售制成品的能力。美国向它提供“最惠国”关税待遇应该说是有利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为一个受控制的国内市场生产低质商品的。合资企业、香港提供市场援助和其它一些正在尝试的办法对中国应该有所帮助，但是中国的出口计划者们似乎把希望过分寄托在他们扩大出口，特别是纺织品出口的能力上。
【西德《波恩评论报》五月十五日文章】题：中国的声望大大提高
自从苏联进攻阿富汗以来，中国的声望和影响大大增加。北京的政治家们利用了有利的时刻，他们越来越善于以正在崛起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身份出现。
例如党和政府首脑华国锋在参加铁托葬礼时懂得不强求地、然而却有效地表明了自己。他作为第一个大国领导人向铁托敬献了花圈，而南斯拉夫人则感激地提到了华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对巴尔干半岛的访问。象当时一样，华不仅支持南斯拉夫的独立意志，而且也再一次支持罗马尼亚国家首脑齐奥塞斯库领导的同苏联人进行的艰巨的生存下去的斗争。
这位中国人因阿富汗问题而示威性地拒绝会见克里姆林宫的首脑勃列日涅夫。这充分说明了相互关系之糟。华还同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会谈。很早以来中国人就主张谨慎地对待阿亚图拉的政权，绝不应把它推入莫斯科的怀抱。
值得注意的是华在贝尔格莱德同印度政府首脑英迪拉·甘地的会晤。二十年来中印首脑没有进行过会晤。在印度，对苏联攫取阿富汗的忧虑无疑在增长。印度正在对莫斯科有所疏远，对北京有所靠拢。但印度和中国对问题的评价还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领导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意识到苏联进一步南下的危险。所以在巴基斯坦总统哈克不久前访问北京时，他们答应给他非常广泛的军事援助。
中国对泰国的保证看来已经在发生效用。虽然听命于苏联的越南还没有把柬埔寨从它的铁钳中放走，但由于中国的强大压力，它不敢进攻泰国地区。越南的经济一团糟，它只有与中国认真谈判并脱离开莫斯科，才能根本改善自己的状况。
中国为争取邻国而进行的努力的中心当然是日本。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签订的友好条约规定的政府间的经常性协商，正在得到使双方满意的实施。
没有原料的日本，在爆发中东持续的危机之后，比过去更加依赖邻近的、原料丰富的中国。
与大多数西欧人相反，日本人渐渐明白过来，在莫斯科到处侵略的时候，他们的国家不可能是“安宁与和平的绿洲”。
华国锋从北京动身前曾要求日本从不断增长的威胁中得出结论，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军事角色，把国防费用从占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一增加到百分之二。中国在南太平洋的洲际导弹试验，强调说明北京的态度是多么认真。
说以军人为主的统治集团种种措施不得人心，反抗分子乃由示威而暴动，再由暴动升级为武装割据，使南韩陷于危局
【香港《快报》五月二十三日评论】题：光州暴乱与南韩前途
南韩的局势实际上已濒内战状态，光州被学生和工人武装割据，且有扩及整个全罗南道之势。光州的反抗分子数以十万计，这就决不能归咎于北韩共党的煽动，只能说以军人为主的统治集团种种措施不得人心，反抗分子乃由示威而暴动，再由暴动升级为武装割据，使南韩陷于韩战以后从所未有的危局。
凡所谓前线国家的统治者，总是以防止渗透颠覆作为借口，无限制扩大政府的权力，相对地也就是遏抑人权和自由。这样做的确可以防止渗透和颠覆，但也同时带来军事统治及特务统治，终于造成个人独裁，而个人独裁又造成权力斗争及人民离心。
但亚洲前线国家也的确不适宜照搬西方民主制，因为土壤不宜。
西方民主制在亚洲只有日本才行之有效，这是因为日本具备了移植民主的土壤和气候，如教育水准、工业基础及充分安全的政治环境。此外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及东南亚各国都不能移植成功，南韩自难例外。
但南韩经二十余年休养生息，教育及经济都有相当发展，增加了许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当政者却无视于此一情况，并未在政治上以开明措施加以配合，这就一定激发政府和民间的矛盾。其实朴正熙在统治后期就应该逐步推行民主改革，但他见不及此，继续推行极权统治，终于在最后阶段已难遏制暴乱，因而死于情报局长之手。朴正熙的十八年统治有建树而无远见，创造了经济奇迹却留下了政治后患。
朴正熙的死亡本来是南韩政制趋于开明的一个机会，但军人势力已在朴正熙长期纵容下坐大，借戒严法而取得权力后再也舍不得放弃，等到悍然解散国会并禁止政党活动，实施军事统治的决心已昭然若揭。这就不但不能矫朴正熙时代之弊，而且是进一步的反动，终于迫出了光州人民的武装割据。
以南韩军队的实力，要解决光州的割据毫无困难，但这需要采取战争手段，死伤可能以千万计，将在人民心头刻下永难痊可的创伤，即使暂时不再发生光州式的事件，终有一日起而与军人集团算账。而在这一段时间内，社会动荡，人民离心，全国势必面临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大危机。
新总理朴忠勋上任伊始，昨日已赴光州地区视察，并传他计划亲临光州与反抗分子谈判，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停止割据。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则局势暂时可以转危为安，至少一场大流血将能消弭于无形，不致造成难以弥补的全国性创伤。
但光州事件纵然平息，并不等于全局从此解决，军人之间及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权力斗争仍然不会消除，也就是动荡及暴乱的因素仍然存在。南韩无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香港《大公报》五月十五日文章】题：南朝鲜反“低能教授”
朴正熙遇刺已逾半年，近月来南朝鲜大学校园又频生学潮，学生不满过去支持朴正熙的维新体制的“低能教授”
所谓“低能教授”，在南朝鲜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他们被学生指责为“御用教授”。许多学生集会要求将他们撤换。
据《韩国日报》报道，该报记者访问了不少大学生，对什么才是“低能教授”，学生的看法如下：
一些学生说：“我们服兵役之前，听教授讲课用的讲义是那些，等到我们三年兵役服完后回校上课，那些讲义一字一句也不改，科技、学术、理论总应该是变化的，不断充实的，不断要有新的内容，否则不成其为学术世界。请问向这些墨守成规的教授能学到什么。
“这还罢了，一些教授偷工减料，缩短讲课时间，迟到二十分钟是常事，还要提前三十分钟结束讲课。我们又能学到些什么？”
全罗南道光州朝鲜大学工学系的学生说：“没有办法。我们大学相当多的教授几乎都是本校毕业生，学识水平不高。他们又互相包庇，以致教学水平低。这样的教学制度，关闭了聘请其他大学的优秀教授入校之路。”
学生说，大学教授的物色和延聘工作不公开，像一间小店和私营企业那样保守秘密，只能造成学府闭锁，大量低能教授涌现。
教授被学生指责为“低能”，颇感困扰。全南朝鲜有八十四家大学，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五名专职教授，不能说他们之中完全没有低能者。教授听说学生的控诉。不少人虚心检讨，重新整理讲义。过去学生与教授之间互不信任。在“维新体制”下，教授与学生有如军队中的上下级关系。教授还承担监视学生的任务。因而造成学生对教授的不满。对教授的不满，私立甚于国立，地方甚于汉城。
南朝鲜要求大学改革，废除朴正熙“维新体制”下的教育，得到南朝鲜舆论的支持。但近来的大学学潮，倾向于要民主，反对崔圭夏统治，可见南韩学潮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