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综艺》文章】题：当权者的更迭使东德电影工作者能自由探讨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题材
十年前，昂纳克被挑选出来接替他的前任乌布利希，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东德就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电影政策。昂纳克摒弃了“我们不是为电影工作者拍电影”的说法，代之而来的是以下的保证：
“对那些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电影艺术家来说，应该没有任何禁区。”
于是，在东德这块土地上，就出现了这样三个电影工作者——沃尔夫，拜尔和京特。他们有着从事电影工作的经历，但到现在才有机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更深刻地挖掘社会问题，更广泛地揭示其政治意义。
另外还有三个老一辈的电影工作者——赖施，卡鲁夫和瓦内克，他们以更圆熟的技巧、独特的风格来处理社会政治题材。而新的一代电影工作者——屈恩和斯特凡也已崛起，他们的影片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性的电影节上赢得了声誉。
从历史上看，东德的电影事业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
由于德国的电影现在在一些地方特别吃香，所以有必要在这儿对这个曾被忽视，但却很有意义的欧洲国家的电影作一番扼要的介绍。
第一个高潮是战后的“反法西斯电影”。一九四六年，施陶特的影片《杀人犯在我们中间》问世，它检讨了过去的罪恶，指出了今天的危险。这部非纳粹化的影片使得新成立的德发电影制片厂一举成名。随后，一系列这种题材的影片就出现了。“反法西斯的题材”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例如沃尔夫的《我十九岁》和《妈妈，我还活着》。
第二个高潮时期有份量的影片是梅齐希关于台尔曼的一些影片和杜多夫关于工人阶级的一些影片。这一高潮一直延续到一九五八年前后，直到新的一代电影导演从莫斯科电影学校和从布拉格电影学校分别毕业出来。
遗憾的是，在电影史料中，梅齐希和杜多夫两人战后的影片，都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阴暗一面的影响。
现在我们有理由来指责那时候电影的狭隘心胸和对思想的束缚了。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梅齐希还是杜多夫都不是那种俯首贴耳的导演，在他们的电影生涯中，他们保持了个人的见解和人格。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的去世使整个东欧出现了“解冻”的局面，使东德的第二代掌舵人很快走到了前台。
克莱因一组关于柏林的影片（其中包括一九五六年的《柏林情话》等片）为第三个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引进了“新形式主义”创作方法，用以处理社会主义的题材。这个时期强调的是要写轻松愉快和富有人情味的内容。
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文化部重新负起审查德发电影制片厂电影剧本的责任不久，这一“新的道路”便忽然到了尽头。“社会主义的主题”取代了其他内容，这意思是说，意识形态应该得到保护，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当代重大题材的影片中更应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柏林墙的修建和边界两边德国保卫力量的加强，一种新的“限制”政策开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推行开来。这样，由于政治环境上的原因，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的电影事业受到了损伤。
一九五八年，在一次专门的电影工作会议上，一种渐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得到了肯定。这种理论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主义的电影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气候。
一些早已拍完、或正在摄制的影片则被暂时搁置起来。
六十年代被称为“稳定时期”。引人注目的是这个时期生产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影片。其中最主要的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摄制的。
在这个渐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一批新的电影工作者崭露头角。波茨坦—巴贝尔斯贝格电影学校的第一期导演毕业了。这些人连同从莫斯科和布拉格电影学校毕业出来的人组成了第三代电影工作者，或称巴贝尔斯贝格团体。
一九七一年，在第八次党代大会上，昂纳克为艺术表现形式打开了禁区，尤其允许电影工作者可以自由自在地仿效各种风格，刻划人物性格。这就为东德电影进入国际电影节找到了机会。结果就有了京特的《第三者》，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奖。影片对婚姻和带着两个私生子的女工的问题提出了直率的处理意见。
七十年代初举足轻重的影片是京特的《钥匙》。该片反映了作为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的京特艺术上的偏见：
他认为不同的生活方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悬殊差别。
七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在魏玛创建一千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京特放映了他根据托玛斯
·曼小说改编而成的影片《洛特在魏玛》。第二年他又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搬上了银幕。两部影片表面上是叙述故事，骨子里却是在批评东德的社会。
党的八大开放绿灯以后，拜尔和贝克尔合拍了《说谎者雅各布》。影片的背景是华沙犹太区，很适合表现拜尔关于“向无望的时代作不屈的斗争”的中心主题。该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银熊奖，并被提名参加外国影片奥斯卡奖的评选，正在纽约首轮影院放映。
七十年代后期的作品有：拜尔的《封闭的社会》，提供了一幅东德社会的图画。沃尔夫的《体育场上的裸体人》，《妈妈，我还活着》和《佐洛·佐尼》，三部影片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和体现时代性上都是值得注意的。
随着七十年代的结束，东德的电影看上去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今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给我们提供了判断整个社会主义电影发展的线索，因为东德准备怎么走，其他东欧国家也就会怎么走的。
【美联社里约热内卢四月二十七日电】（记者：汉德勒）一位妇产科学教授说，妇女应当学习南美印第安人，蹲着分娩。
帕西奥尔尼克博士坚持认为，蹲着分娩对孩子来说比较安全，对母亲来说比较容易和健康。
这位六十六岁的医生在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当妇女躺着时，产道成一条急剧向上的曲线直指天花板，她必须用劲才能使孩子顺着这条曲线生出来。”
“但是当妇女采取蹲着的姿势时，她使产道变成一条松弛的向下的通道，利用地球引力顺势而下。”
帕西奥尔尼克博士在巴西偏僻的部落村庄里发现了印第安式的分娩方法。
他在巴西南部一个六十万人口的繁荣城市库里蒂巴他的产科诊所里，把他的理论，教给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将做母亲的孕妇。
他说：“直至一九七八年，我们诊所百分之九十的孕妇说，她们宁愿照平常的方法躺着分娩。”“她们认为蹲着分娩可笑。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产妇赞成使用印第安人的方法了。”
帕西奥尔尼克的诊所，一个月接生二百个孩子。
帕西奥尔尼克博士把“标准”分娩的许多并发症，归罪于医院和医生。
他说，事实上使分娩现代化的努力是公然违反物理学和生物学法则的，这会给母亲和婴儿造成风险。
这位医生说，巴西蹲着生孩子的印第安妇女得分娩并发症的病例少得多，几乎很少需要用产钳助产或在最后一分钟进行剖腹产的。
为争取持怀疑态度的妇女使用印第安人的分娩法，帕西奥尔尼克提出了一些简单的问题：
“把一辆车推上山容易，还是推下山容易？”
“一个分娩的母亲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她自己的婴儿出生：是把她的腿悬起来，还是牢牢地放在地上？”
帕西奥尔尼克博士用葡萄牙语出版了一本书《蹲着分娩：让印第安人教你该如何生孩子》。
这位医生说，他的诊所教的产前蹲操以及蹲着分娩的动作本身，都将大大地增强妇女的阴道肌肉。
【塔斯社莫斯科五月二十日电】题：五月雪
莫斯科市民今晨一觉醒来，惊奇地看到白雪铺盖大地。这雪犹如一个个洁白的岛屿座落在翠绿的草地上，又活象一条条轻薄的绒毯覆盖着屋顶。但是，不屑几个小时，雪都消融了。
气象服务站对塔斯社记者说，这种现象在莫斯科并不算是稀有的。最近的一场五月雪是六年前下的。而在一九四七年，这样的雪甚至到了六月四日至五日还下呢！说真的，这种现象，据气象学家观察，每隔五十年才发生一次。
今年五月下雪，这种现象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寒流入侵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部而引起的。在芬兰和挪威北部已形成雨雪天气。
气象学家认为，这种冷得出奇的天气在莫斯科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晚上还会下雪。
【苏《农村生活报》报道】医生建议人们从事体育运动，但同时也告诫大家不要让心脏负担过重。基辅科罗列夫生产联合公司制造了一种代号为ＰＣ—１的小型仪器（心律信号指示器）。它可以帮助人们控制运动量，不超过心脏负担的极限。这种仪器挂在人的腰部，两个电极固定在胸部。一旦心脏稍有过载，心律过快，这个仪器就发出警报声。这种仪器很受医生、运动员和心脏病患者的欢迎。
【苏联《劳动报》五月一日报道】西伯利亚季夫诺戈尔斯克市的居民，亲眼看到一次不寻常的飞行。
一个肩上装着轻翅膀的人攀上了叶尼塞河左岸很高的峭壁。他走了几步，便从山顶起飞，并在离河面三百五十米的上空飞行。这位勇士飞行五分钟之后在对岸顺利着陆。
乘三角翼飞越叶尼塞河的是季夫诺戈尔斯克市运动员、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水电站电工丘哈切夫。他为这次飞行做了四年的准备，他同朋友们制做了飞行器。但是，第一次飞越叶尼塞河的试验失败了，最后不得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到对岸。失败并没有使他气馁，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苏联《劳动报》四月二十九日报道】意大利人菲雷罗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航行。他从巴利阿里群岛的伊维斯岛乘「温德谢尔费」号——一块木板加一个不大的桅杆帆——出发，航行三十六小时后顺利抵达西班牙的巴塞罗那。
这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是一百五十海里。这位勇士身穿特制的胶布服，在整个航行期间一直站着驾驶极小的「船」。一只油船一直为菲雷罗护航，船上有一个小组将做他创纪录的见证人。气候对航行很有利，但有时也需要运动员使出浑身解数。
【瑞士《今日新闻》四月八日报道】一个名叫布罗吉的瑞士人，昨天使用一个摩托飞翼飞越阿尔卑斯山，成为使用摩托飞翼飞过阿尔卑斯山的第一个人。
四十来岁的布罗吉昨天十五点从海拔四百四十米高的阿尔特多夫出发，经过二千一百○九米的戈塔尔山口，飞了一百三十分钟后，于十七时十分在位于九百九十米高的昂布里—皮奥塔军用机场降落。飞翼装有一个十五马力的发动机和一个可装十八升汽油、重十五公斤的储油罐。
创造使用飞翼飞过阿尔卑斯山的纪录，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抱负。美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准备这样做，但是布罗吉捷足先登了。
观众分别从放映获得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从右到左）影片的影院走出来。（原载匈牙利《人民自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