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二十四日专稿】（迈克尔·考夫曼发自印度达兰萨拉）题：达赖喇嘛举出中国的立场说明他有返回西藏的希望
达赖喇嘛今天说，中国对西藏的态度已变得“比较温和、比较合乎情理、比较宽容、比较现实”，因而他现在可以预期他有朝一日回到他一九五九年逃离的这个山地王国，至少是进行一次访问。
这位四十四岁的达赖喇嘛明确表示，目前没有计划进行这样一次访问。他在达兰萨拉的山麓寓所说，“不，还没有。”他在这里掌管着一个其人员分散在十七个国家的流亡政府。
同中国的秘密接触他说，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善。但是，迄今为止，接触的方式仅仅是他的代表去西藏和北京访问。
达赖喇嘛的特使第一次访问西藏是在他们流亡将近二十一年后于去年秘密进行的。代表团由五人组成，团长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登珠。他们于今年一月返回印度。由分布在三大洲的西藏难民委员会的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团预计在两周后访问西藏，这是第二个访问西藏的代表团。在这个代表团访问后再过两周，第三个代表团将去访问，这个代表团将第一次包括喇嘛在内。
达赖喇嘛说，“我希望经常派人去访问。”许多西藏人都把他尊为佛教中大乘教创始人的第十四代化身。尽管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达赖喇嘛总的调子是抱有希望的，但是，他在对中国人进行估量时仍然包含着怀疑因素。
达赖喇嘛说：“看来北京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但是，二十年的经历有时比一个短时期的经历所产生的影响要多一些。”他又说，尽管如此，他对中国的官方言论印象深刻，他说，这些言论似乎非常接近于对征服和同化西藏的作法表示歉意。
达赖喇嘛还说，即将前去访问的各代表团所寻求的东西将是表明“西藏情况已得到改善”的迹象。
【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十日报道】（记者杰伊·
马修斯发自北京）题：中国的官僚主义
一位能讲一口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商人参观了广交会的巨大的展览大厅。他在中国粮油食品公司的陈列柜前面停了下来。对那里的中国官员说：“我不想占你们的时间，你们能给我一份你们的商品单吗？”
这个商人后来说：“在任何别的国际交易会上，如果你这样讲了，就像按了一下电钮……你会被种种商品单埋掉的。”
但是，这是在中国。中国的官僚主义有这样一些方面：慢吞吞地讲几句话和小心谨慎及令人气愤。如果说共产党都无法使官僚们动起来的话，那么，一个来自仅仅有二百零四年历史的国家（指美国──本刊注）的资本主义暴发户怎么能促使一个中国官员从速办事呢。
在粮油展览部工作的王先生微笑着热烈欢迎他新结交的美国朋友。他不理睬这个人提出的要求。王先生说：“请坐下跟我谈谈你是怎么学会中国话的。”
外国人已经创造出两种十分不同的对付这里的官僚主义障碍的办法。
有一些人采取了中国人的办法。他们同有关的中国官员进行长时间的、有礼貌的交谈。他们带他去吃饭。他们请他尝尝美国香烟或去看一场美国电影，他们对他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表示同情。这便是建立关系的一种巧妙艺术。“关系”这个中国词儿，尤其是意味着“个人关系”。当你同人们对坚持明文规则仍然感到不舒服的国家中的官僚人物打交道时，关系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
有些外国人，当他们失望情绪发作（这在这里经常发生）时，他们就把关系丢之脑后了。他们大喊大叫，恨不得中国人穿的也是可以在抓住以后拉来推去的大翻领上衣。有的时候，即当发出某种威胁可以起作用的时候和争论不算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做也还管用。
在这里住了将近三年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总的来说，用软的一手比较好，但是你要这样干就必须得一干到底，而且你必须得有可靠的情报。你得弄清楚你是找准了打交道的对象。”
耐心总是有报酬的，至少是在一些小的问题上是如此。住在北京饭店的一个美国人，每天早餐都自备一杯速溶咖啡，而只要求来一杯热水。有一天，一位女服务员要他付二十美分水钱，于是他表示反对。
这个人在追述这个插曲时说：“我花了三天时间才约见了经理。但是她倒是个很好的人。她说：‘噢，你没错，她那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这样，不合理的收费就停止了。”
一位外国驻北京外交官运一部轿车到北京后，弄到政府部门去检查。
这位外交官回忆说：“他们说刹车不灵。”这位外交官曾当过一所学院的技工，他却看不出毛病在哪儿，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安上了新刹车装置。
检查人员说，这还不行。车子得在时速五十英里行进中突然停下时不转向才行。他设法试了试，车子挺好，但是却又没有通过检查，他感到绝望，问那位检查人员：“叫我怎么办呢？”他们说：“大概你得把它送到中国汽车修理厂去修修。”
这位外交官说：“我照他们的话做，中国机械师胡乱拨弄了一阵，然后对我说车子修理好了。我再次把车子开到公路上，一按刹车，车子急转弯了，大约偏出四十五度。
“后来我把车子开到了原来检查过这部车子的人那里，他们知道我这次把车子送到一家中国汽车修理厂修过了。于是检查通过了。”
中国人懂得，他们只要弄点小礼品、香烟和戏票给固执的官员就可以把事办成了，更好的办法是同认识有关单位某某人的那些人交朋友，同官僚主义打交道阅历很深的一个中国人说：“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再去那里，直到他们认为你这个人太讨厌，才会帮你一下，而目的只是把你打发走”。
一位官员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总是以微笑和许诺接待那些遇到困难的人，然后又什么都不管。”
郡试快到了。一天清早，我从杭州动身往绍兴去，因为我们那一区的郡试是在绍兴举行。行李夫用一根扁担挑起行李走出校门，我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扁担的一端系着一只皮箱和一只网篮，另一端是铺盖卷。
穿过许多平坦的石板路，又穿过许多迂回狭窄的小巷，我们终于到了钱塘江边。渡船码头离岸约有一里路，我小心翼翼地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板通过一条便桥到达码头。渡船上有好几把笨重的木桨，风向对时也偶然张起帆篷。船行很慢，同时是逆水行驶，所以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渡过钱塘江。当时谁也想不到三年之后，竟有一条钢铁大桥横跨宽阔的江面，桥上还可以同时行驶火车和汽车。
上岸以后雇了一乘小轿，穿越绵亘数里的桑林，到达一个人烟稠密的市区，然后转船续向绍兴进发。船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我们只能直挺挺地平躺着睡，如果你缩一缩腿，原来放腿的地方马上就会被人占据；如果你想侧转身睡一下，你就别想再躺平。
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达绍兴。寄宿在一个制扇工匠的家里，房间又小又暗，晚上就在菜油灯下读书。
考试开始时，清晨四点左右大家就齐集在试院门前，听候点名。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天气相当冷。几千位考生挤在院子里，每人头上戴着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一只考篮。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桌。监考官就是绍兴知府，昂然坐在长桌后面。他戴着蓝色水晶顶的红缨帽，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外罩黑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朱笔顺着名单，开始点名，他每点一个名，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拖着长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就高声答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随即唱名证明。监考官望了一眼以后，如果认为并无舛错，就用朱笔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红点。
考生点名后就可以进考棚了。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经过搜索，以防夹带，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都要没收。
考生鱼贯进入考棚，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别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编好号码的。考卷上有写好考生姓名的浮签，缴卷时就撕去浮签。考卷的一角另有弥封的号码，录取名单决定以后才开拆弥封，以免徇私舞弊。
考试题目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所以每个考生必须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我在家塾里以及后来在绍兴中西学堂里，已经在这方面下过苦功。题目写在方形的灯笼罩子上，白单子上写着黑字，灯笼里面点着腊烛，因此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灯笼的人把灯笼擎得高高的，在考生座位之间的甬道上来回走好几次，所以大家都不会看漏题目。
将近中午时，办事人员开始核对考生的进度，每一份考卷的最末一行都盖上印子。下午四点钟左右，炮声响了，那是收卷的第一次讯号。大门打开，吹鼓手也呜呜啦啦开始吹奏起来。考生缴了卷，在乐声中慢慢走出大门，大门外亲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着，缴了卷的人完全出来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第二次缴卷的讯号大约在一小时之后发出，同样鸣炮奏乐。第三次下令收卷则在六点钟左右，这一次可不再鸣炮奏乐。
考试以后，我们要等上十天八天，才能知道考试结果。因此放榜以前我们可以大大地玩一阵。试院附近到处是书铺，我常碰到全省闻名的举人徐锡麟，在书铺里抽出书来看。我认识他，因为他曾在绍兴中西学堂教算学。想不到不出数年，他的心脏被挖出来，在安徽巡抚恩铭灵前致祭，因他为革命刺杀了恩铭。街头巷尾还有象棋摊子，棋盘两边都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两句俗语。街上有临时的酒楼饭馆，出售著名的绍兴酒和价廉物美的菜肴。一毛钱买一壶酒。醉蚶、糟鸡、家乡肉，每盘也只要一毛。如肯费三四毛钱，保管你买得满面春风，齿颊留香。城里有流动的戏班子，高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戏。
放榜的那一天，一大群人挤在试院大门前一座高墙前面守候。放榜时鸣炮奏乐，仪式非常隆重，榜上写的是录取考生的号码，而非姓名。号码排成一圆圈，以免有先后次序的分别。
我发现自己的号码也排入圆圈，列在墙上那张其大无比的长方形榜上，真是喜出望外。号码是黑墨大字写的，但是我还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连揉了几次眼，发现自己的号码的的确确排在榜上的大圈圈内，这才放了心。连忙挤出人群，回到寄宿的地方。在我往外挤的时候，看到另一位考生也正在往外跑。他打着一把伞，这把伞忽然被一根栅栏钩住，他一拖，伞就向上翻成荷叶形。可是这位兴奋过度的考生，似乎根本没注意他的伞翻向天了，还是匆匆忙忙往前跑。
几天之后，举行复试，复试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初试录取的还得捏一把汗。复试时运气还算不错。放榜时，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居中的某一行上。
第三次考试只是虚应故事而已。除了写一篇文章之外，名义上我们还得默写一段《圣谕广训》（皇帝训谕士子的上谕）；但是我们每人都可以带一册进考场，而且老实不容气地照抄一遍。这次考试由学政（俗称学台）亲自莅场监考。
试院大门口的两旁树着两根旗竿，旗竿上飘着长达十五英尺的长幡，幡上写的就是这位学台的官衔。记得他的官衔是：“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
再过几天之后，我一大早就被窗外一阵当当小锣惊醒，原来是试差来报喜。我已经考取了附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试差带来一份捷报，那是一张大约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红纸，上面用宋楷大字写着：
“贵府相公某蒙
礼部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某考试录取余姚县学附生”
所谓“县学”只有一所空无所有的孔庙，由一位“教谕”主持，事实上这位“教谕”并不设帐讲学，所谓“县学”是有名无实的。按我们家庭经济状况，我须呈缴一百元的贽敬，拜见老师，不过经过讨价还价，只缴了一半。也并没有和老师见过面。
郡试以后，又再度回到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
课余之暇，又如饥如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
两个月以后，寒假到了。奉父亲之命回到乡间，接受亲戚朋友的道贺。那时我是十九岁，至亲们都希望我有远大的前程，如果祖坟的风水好，很可能一步一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光大门楣，荣及乡里，甚至使祖先在天之灵也感到欣慰。
在绍兴时曾经收到一份捷报，不久，试差又用一份同样以红纸写的捷报，敲着铜锣分向我家乡的亲戚家属报喜。开筵庆祝的那一天，穿起蓝绸衫，戴了一顶银雀顶的红缨帽。好几百亲戚朋友，包括妇孺老少，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大厅中张灯结彩，并有吹班奏乐助兴。最高兴的自然是父亲。至于我自己，简直有点迷惘。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
（摘自蒋梦麟自传《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