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地理》杂志二月号文章】题：在长期以来的禁区西藏作者：弗雷德·沃德
我到拉萨的第一个晚上怎么也无法入睡。中国主人曾经预言，海拔近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将会引起失眠。但我认为，我的失眠是兴奋造成的。我在儿童时期就抱有的理想实现了。透过宾馆的窗户向外眺望，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宏伟的布达拉宫的轮廓，它建在山顶上，是达赖喇嘛的宫殿。其上，透过闪烁的夜空，银河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它似乎就在我的头顶之上，好象差一点就可以够着它。我终于来到传奇般的西藏！我这次进藏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西藏商人曾经经历过的艰辛，对过去的商人来说，骑马跋涉几个月是很平常的事。而我这次是坐飞机入藏的。我的朋友、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詹姆士·阿布雷兹克通过他在北京认识的中国官员为我们取得了入藏许可。我们乘一架苏联造的螺旋桨飞机从中国成都起飞，飞行三个小时之后，便降落在拉萨的唯一一个民用机场——其实它不过是一段三英里长的水泥跑道而已。它建成于一九六五年，位于两条山脉之间，海拔一万一千英尺（在这个高度，引擎易疲劳受损）。由于机场离拉萨仍有六十五英里路程，所以还要坐小汽车在原始的道路上行驶三个小时才能到达自治区首府。
今天，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它占中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一九六五年以来，由于它在行政上是作为西藏自治区而存在的，所以它比中国其它省份有较多的自治权，但实际权力仍然操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手里。
一个晚上，在喝茶的时候，西藏自治区外办主任旺堆扎巴（藏族人）曾解释过这种制度。他通过一名汉族翻译说：“一九六八年以来管理这一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已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取代，人民政府主席天宝是藏族人。”
对于人民来说这一变化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呢？旺堆扎巴说：“重大决定仍然必须经过党委会，党委会由五名汉族成员、三名藏族成员组成。党委会规定政策，政府则是贯彻这些政策。”
我问旺堆扎巴如何解释中国在一九五○年对西藏采取的行动。他说：“中国并没有侵占西藏，西藏不仅现在是，而且自第七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千多年来，西藏地方官员的任命和后来达赖喇嘛的选拔都是由中国批准的。在发生战事的时候，中国甚至还派兵来支援西藏。”
这种观点同西藏长期以来的独立传统显然是抵触的。去年九月，在达赖喇嘛第一次访美期间，我曾和他谈过话，他对中国进驻西藏一事持有不同的见解。那位四十四岁的领导人以温和的语气用英语谈到他已失去的王国：“当时有很多迹象说明西藏事实上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边界、货币和宗教，而且世界也承认西藏是一个国家。中国无视这些事实，并用过去的微弱关系来证明占领有理。事情非常简单，这是一个大国欺侮一个小国。”
现在的十四世喇嘛在拉萨一直住到一九五九年，当时中国人粉碎了西藏叛乱，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便连夜逃往印度。在他回忆此事的时候，看上去仍很难过。
中国人坚持认为，那次叛乱的目的是企图保持曾使一百多万人处于农奴——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是奴隶——地位的封建社会。大昭寺仍然是佛教徒的圣地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一九五九年以前，宗教完全支配着西藏人的生活。我急于要看到佛教的残余。在拉萨老区的中央矗立着西藏最神圣的寺庙——大昭寺。大昭寺是公元六五○年前后为佛教徒修建的，从那时起，它就一直是藏族佛教徒朝拜的圣地。为了到这里来，他们不惜步行数年，来到之后，便在其周围匍伏下拜，身子平卧，然后再到寺内数百尊佛像面前一一祈祷。
我到拉萨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也去大昭寺朝圣了，当时吉姆和我以及我们的中国主人是仅有的朝圣者。进了铁门，我们穿过了一个用平石板铺面的院落，多少世纪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前来求佛的佛教徒用他们的双手和双膝把这些石板蹭得光亮而平滑。
在殿堂入口处，我遇到了六十一岁的洛桑平措，他身披传统的栗色羊毛袈裟，足蹬牦牛皮靴，鞋尖向上翘着。他双手合十，对每个人都微微鞠躬。
洛桑平措向我们解释了允许宗教活动的新政策：“一九七九年三月，大昭寺重新开放，供人朝拜，这是二十年来头一次。现在大昭寺每星期开放三个上午，每个上午都有一千名藏民前来朝拜。”大部分寺庙都已消失根据西藏独一无二的佛教形式，寺院拥有很大的权力。拉萨以西，哲蚌寺同高山一起拔地而起。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它里面曾住着一万名喇嘛，它控制着两万五千名农奴和牧民，这些农奴和牧民耕种着一百八十五个庄园，照料着二百个牧场。当我登上组成哲蚌寺的街道的狭窄的小巷时，我看到一度曾是宏伟壮观的中央建筑已快成废墟了。
年迈的根敦加措喇嘛带我们看了大庙里的佛像，并解释了哲蚌寺衰落的原因：“寺内喇嘛大约有三千名跑到了印度，生活在达赖喇嘛附近。这里还有二百七十名喇嘛，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看守寺庙，其它的不是还俗，就是归天。现在也没有训练新的喇嘛，我不知道等我们死了之后这所寺院将成什么样子。”事实上，由于中国禁止训练新喇嘛，所以不仅寺院的前途、连西藏佛教的前途也属未卜。
一九五九年，西藏有大约十二万名喇嘛，这足占全体男性藏民的四分之一。土登丹达知道他们之中许多人，土登丹达作为达赖喇嘛的秘书长曾帮助准备一九五九年昙花一现的叛乱。由于他不知道达赖的逃跑计划，所以他就被甩在西藏并坐了三年的牢。这位现已七十二岁的前显贵人物的话反映出现在的喇嘛们在干什么：“他们是不许靠别人的劳动生活的。现有的喇嘛不过一千人，而且他们所有的人除了当喇嘛之外，还必须做各种有益的工作。大多数是在寺院附近的田野上或果园里劳动。”
克桑旺堆一九五九年是西藏制币厂的总经理。他脸庞轮廓清晰，衣着考究，说明他出身高贵。他现在是政府的一名官员。他说：“大多数寺庙现在都没有了。一九五九年有寺庙两千七百一十一座，但许多在动乱期间被摧毁了，因为它们是叛乱的中心；打完仗以后，另外一些寺庙又被拆毁做建筑材料了。然后，在文化革命期间，汉族的红卫兵和群众又进一步摧毁寺庙。今天，只有九座有喇嘛的寺院得以保存下来。”收入虽低，但在不断提高西藏的状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是中国最后被征服的地区。在我访问期间，代表西藏自治区讲话的旺堆扎巴花了两个晚上和我们讨论该地区的人民和机构的情况。
他说：“同中国其它地区相比，在西藏，个人收入仍然是低的，每人每年可得现款大约是六十元（合四十美元），在农业地区，每人每年可分到二百公斤粮食，在牧场工作的工人则可分到一百公斤粮食。
（上）
【意共《团结报》三月三十日报道】题：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作用：意共、欧洲左派、阿富汗问题、裁军和中国
意共领导机构成员布法利尼在一个刷院向为数不多的，但很特殊的听众发表了讲话。这些听众是意共罗马省委会和拉齐奥区委员会的同志们。这次讲话的目的在于就世界问题，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交流思想。
谈论集团的必然发展，也就意味着去重新讨论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分裂，即意味着重新讨论中国问题。布法利尼引证了贝林格六九年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的发言。当时意共只签署了已经通过的四个文件中的一个文件。贝林格当时曾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希望以事实来衡量而不要驱出教门，希望对错误的立场进行必要的批评，希望在尊重国际生活的基本原则和建立一种能主持正义、确保各国人民自由与独立自主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前景中，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
要求执行这些原则及符合这种前景的具体和明确的路线（正象我们在意共十五大上做的那样）是一条我们应该严格遵循的道路。布法利尼说，我们不应该再施展外交手腕，不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是在批评我们认为是错误的苏共和中共的立场问题
。我们都应该有明确的观念，都应该明确地发言。
另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阿富汗问题。
布法利尼说，我们了解它的历史，这是一个分裂成派别和集团（各派互相进行激烈的冲突，并且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的政党的悲惨的历史，是强加于人的彻底失败的农业改革的历史，是一种没有足够人民基础的革命的历史，是苏联逐步军事卷入的历史……。
布法利尼停顿一下又说，今天我们了解这种历史，虽然我们不能以揭露事实的方法来继续做已经做过的事。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当越南军队进入金边的时候，柬埔寨出现了灭绝种族的现象；当苏联的军队到达喀布尔的时候，革命就成了阿富汗革命。
布法利尼接着说，我们丝毫不反对卡尔迈勒，而是反对使他上台的方式。这里不存在像当年向受到法西斯主义侵略的西班牙共和国派志愿人员的问题，也不存在像过去给予越南人民的那种国际主义援助或者像古巴给予正在同得到南非和其他外国统治者支持的对手进行战斗的安哥拉人以支持的问题。在阿富汗，是一个基础极脆弱的自相残杀的政权的垮台，发生了外国军队的干涉。
布法利尼最后谈到了中国问题。二十年来我们一直建议恢复两党之间的关系。中国人一直不向我们谈这个问题，而且从没有向我们作过答复。当华国锋于去年十一月初访问罗马时，他同贝林格举行了会见，而且还对贝林格说：“我希望能尽快的在北京见到你。”随后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在迄今为止进行的会谈中，我们向中国的同志们说出了我们的想法，我们也没有掩饰我们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同他们的分歧。我们接受去北京举行会谈的邀请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份量，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实体，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在执行缓和与和平的路线时应该正视的问题。
【英《泰晤士报》四月三日文章】西方各国政府、文化界的名流以及政治力量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良心上自我反省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要议题是，如何适应八十年代来自苏联、来自第三世界和来自我们自己的社会内部的新挑战。无怪乎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欧洲的一些前线党，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处境特别紧张。它们对国内和国际危机的反应同样有医治创伤的性质，虽然同样的紧张气氛看来把一个党推向东方，把另一个党又推向西方。与不结盟运动建立联系意大利共产党在贝林格先生的领导下又行动起来了。
举例来说吧，意共对一些事件不是纯粹作出反应，而是采取一系列政治主动行动。
正如巴叶塔先生最近所说的，“正在全力推行”新方针。这个新方针全部和国际关系有关。
“新方针”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已经明确为“寻找欧洲的左派”，第二个方面的目的在于与不结盟世界建立新联系。第一方面的努力已使贝林格先生同西班牙、葡萄牙和德国（勃兰特）以及法国（密特朗）的社会党领导人举行会晤。还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党人进行会谈。与此同时，纳波利塔诺先生在伦敦、在查塔姆大厦的一次演说中和在工党代表的一次集会上都温文尔雅地鼓吹欧洲共产主义和欧洲左派的理论。
为了执行第二个方面，意共已派了代表团去阿尔及利亚和津巴布韦，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英·甘地夫人，强烈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分子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同时与贝尔格莱德保持严密的接触。并且贝林格先生当然还要去北京。
在欧洲，贝林格和马歇对莫斯科都是有用的。但是我怀疑贝林格新战略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即谋求与不结盟世界加强关系的这个方面，是否可以认为也能够得到莫斯科的容忍呢。贝林格是否想成为铁托的接班人担当不结盟的共产党的首脑呢？他断然谴责莫斯科对“国际团结”所作的解释，如莫斯科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那样。作为对莫斯科对国际团结所作的解释的一种替代物，贝林格的党鼓吹一种“新国际主义”，这可能成为对苏联帝国政策的一种公开和危险的挑战。所有这些，再加上去北京访问，莫斯科可能最终会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把意共革出教门可能被认为要比来自内部的对莫斯科控制不结盟运动构成的这种新威胁所付出的代价小些。
但是贝林格追求的是什么呢？正式的解释提到维护欧洲和世界的缓和的必要性和在欧洲创建一个左派替代物来替代右派对社会的统治的必要性。由于意共近些年来所作的“民主选择”，意共将会拒绝参加马歇和波兰共产党人在苏联鼓动下建议在本月举行的东西方的欧洲共产党的会议。这可能是个重大的转折点，或者甚至是一个一去永不回头的转折点；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已表明，他们将呆在家里不去。寻求执政之途径意共除了它在欧洲和在全球的宏伟目标外，还谋求通过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来取得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党的“合法地位”；同时，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新的联系将会使意共成为一个合法的真正的革命党。因此，意共继续始终如一地按它矛盾的命运走下去。这是否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让苏联革出教门（撵出父亲的家），以便作为使该党摆脱过去的束缚的一个解放行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