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台湾年轻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强烈求变的政治态度，对台湾当局的统治不利，在未来的选举中，将会发生激烈的斗争
【台湾《大时代》杂志三月号文章】题：不容忽视的年轻选民——由人口结构谈未来的选举趋势
作者：台湾《时代杂志》主编杨志弘
本文将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粗略地分析台湾选民的几项重要特质：一、年轻的选民：就年轻的角度来看，到去年十二月底，台湾大约有九百一十万选民，其中二十到二十九岁者，有三百三十万人，占百分之三十六；三十到三十九岁者，有一百八十八万人，占百分之二十一；两者合计，二十到三十九岁的年轻选民大约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大约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五十七。此种高比率的年轻选民，在世界上相当少见，是不容轻视的。强烈求变的政治态度一般而言，年轻的选民，在政治态度上趋向较积极的改革，有着强烈的求变欲望。同时，在这五百一十万年轻选民中，台湾光复后出生的大约有四百三十三万人（光复前出生者约有八十五万人），几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二十到二十四岁者，大专程度以上者占百分之二十，二十五到二十九岁者，占百分之十八，高教育程度者所占的比率是相当大的。大致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有着强烈反叛权威的心态，不喜欢被支配。
人口结构中有大量的年轻选民，往往对执政当局较不利，因为年轻选民倾向较激烈的改革意图，较喜欢求新求变，有与权威抗衡的趋向。所以执政党的候选人及政见，往往不易吸引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因此从前执政党候选人所凭藉的“铁票”，愈来愈靠不住了。执政党的候选人要赢得选举，仍需经过一番真刀实枪的硬拼；因此，可预期的，执政党候选人必然会与新崛起的党外候选人一样，尽全力以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所以，“高雄暴力事件”固然使言论尺度一时紧缩，但候选人为符合年轻选民的政治态度，仍可能提出相当激烈的政见，并对执政党提出严苛的批评。
果如是，未来的选举仍是场激烈的战斗；诚如某位海外的朋友所言：“高雄暴力事件”将不代表着“战争”的结束，而仅仅是场“战役”的终止，“战争”仍在进行中，下一场“战役”仍将紧随着展开。二、工农群众：就职业的角度来看，台湾人口中的工农群众，占极高的比率。据《中华民国统计月报》的资料，到去年九月止，台湾六百五十六万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农、林、渔、牧业者有一百三十三万人，从事矿业、制造业、营造业、水电煤气业者有二百七十四万二千人，两者合计四百零七万二千人，即是一般广义的所谓工农群众。四百余万的工农群众，以每人两口依赖人口计算，其总依赖人口将达八百万以上，两者合计，则工农群众及其依赖人口将达到一千两百万人以上，约占台湾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强，其比率是相当高的。不满现状归咎政府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早期为培植工业，无可讳言地是牺牲了农业；近年来，虽然政府厉行许多农业发展的措施，也收到相当的成效，农家生计显然是比以往改善了许多。
台湾经济发展的结果，固然产生了许多“新富”，但相对地，也产生了许多“新穷”，他们不满现状，寄望突破困境，但限于环境、能力，又难以获得适当的满足，反而因为期望得不到满足，而有了失落感，因此深深存着强烈的“相对剥削”感。
上述现象在劳工阶层同样存在，甚或更加地严重。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离开农村，心理上希望能从此远离贫贱的生活，但现实往往难如人意，大半农村青年最后都走进了加工区或都市边缘地带的工厂中，仍未能脱离贫贱的环境。这批年轻的“工厂人”往往存有更浓烈的被剥削感，心理的挫折更大；有些人认为：来自农村年轻的失意工人，心态上有着“两代被剥削”的感觉。这些劳工阶层的青年，冀望社会能肯定他们的身份和前途，但这种愿望往往落空；极易因而归咎于政府，倾向要求较强烈的变革。由于工农群众期望的上升，所带来的被剥削感，将使工农聚集的选区，潜含着相当的火爆力。三、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指的是大学生、研究生及新近离开校门的大学生。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除了本身可观的选票外，更具有积极的政治参与感，在近年的选举活动中，扮演着相当吃重的角色，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具有下面两项特质：
（１）理想倾向：韦伯等社会学者曾指出：青年倾向强调理想。现实世界与理想多少会有些距离，因此许多年长者视为应当的妥协，在强调理想和绝对价值的青年看来，却是违背社会基本道德的。故，当现实与理想不符时，往往激发青年采取行动。洞察黑暗勇于表现（２）反制度倾向：社会学者认为，大学生倾向反制度活动。因为校园中的学术研究及其他创造性的知识，往往会引起学生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及社会制度的反感。同时，青年学生的角色，原本就与创造发明相连，是抽象理念及理想的信徒，所以，他们比他人更易接受那些打破现状的思想意识形态。其次，学生是处于不同角色的边际人，他们一方面拥有家庭所赋予的安全感和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寻求自己的地位；因此，他们如同边际人一样，具有某种特殊的不安全感。同时学识的修养，使他们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易于洞察社会的黑暗。他们不受经济与社会义务的束缚，可以较不计后果的勇往直前。大学的环境与气氛，也有利于志同道合者的聚合。由于他们体认到身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且处于有利的客观情势，因此不仅比他人更易觉察周遭的矛盾不平现象，也更勇于表示不满。诚如米尔斯所言：二十世纪反制度运动（不论左派或右派）的领袖及支持者大部来自学生圈。台湾人口结构中，拥有相当高比率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未来的选举活动中，将成为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参与者，他们的观念与行动将是选举运动中的主要变项。在上述人口结构的分析中，似乎是不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另外，整个社会体系的情况，也值得吾人注意。
每一个社会均可视为一套分配制度——如经济制度、个人所得、教育机会、声望、权势等等的分配。一般而言，社会价值分配不均，本身不致造成巨大的压力，因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安于本份，这种现象是全球皆然。但一旦某一集团体认到本身受剥削，将会起而反抗，导致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紧张及冲突气氛的日益高涨。失业问题可能恶化更不容忽视的是，台湾目前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经济成长率低，所得不能大幅度提高，投资难以增加，新就业机会的创造愈来愈难。再加上每年大量的青年人走进劳动市场，不仅原本存在的失业率无法降低，更谈不到要容纳新增加的劳动力。因此，今天失业问题如果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因应措施，极可能会更加严重。失业问题的恶化，将使青年人因缺乏归属而有了失落感，自觉有能力无法贡献，有理想无法实现，有抱负不能发展，从而对社会，政府产生不满，要求激烈的社会变革。
由上分析得悉：人口结构中的青年知识份子、工农群众及高比率的年轻选民，对于社会安定的维持是相当不利的，因为面对着接踵的内外冲击，极可能使上述人遭受沉重的挫折，尤其所受挫折如果是“专横性”的挫折，而非“情有可愿”者，更易导致对社会和政府的怨尤，甚至可能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发泄不满的情绪。
因此，对于执政当局而言，重新检验我们的社会体系，以便采取有效的因应措施，使我们社会的分配制度更趋公平、合理，已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香港《快报》四月九日文章】题：美国发明人才雕零
富兰克林，爱迪生，亨利·福特，格林比尔——一连串发明家的名字，都属于美国的，但近年来，美国人才，似乎日渐雕谢。保罗·爱德华·格里，是麻省科技学院的第十四届院长，他被访问时，承认上述的事实，他说：“在科技方面，美国人才确不及以往。”
他当然有数字证明，例如，注册专利权的人，一年比一年减少，而且，人民对于科技，并无好感，如空气污染，核子意外，都留下一个恶劣的印象。
格里对于科学，自幼便有兴趣，今年四十八岁，著书七本。他强调科学像一面刀片两头都利，问题是操在何人之手，科技制造麻烦，也可以解决这些麻烦。一八七九年爱迪生发明电灯泡，与一九四七年兰特发明即映即有，后者较前者困难，原因是工作环境不同。到了现在，发明者需要更完备的实验室，足够的条件。
他说：“以目前来说，不是脑袋中有了意念便成，还要想及市场、推销等繁复工作，又需与政府的条件相符合。”
有发明才能与有发展发明的才能，是两回事，还有一个大阻力，是美国的税收法律。首先，投资这种发明事业，成功率是百分之二，而成功后政府要抽税，结果等于白做。
他指出，一七五七年苏联的太空船升空，刺激了美国人，急起直追，于是，人人把科技捧上天，认为非要加把劲不可，但，当获致成功后，便泄气了。
越战对于美国人影响很大，这令人民认识到，原来科技的发达，不外装运杀人的武器，于是，对于科技更加冷淡了。
他说，“在高度科技市场中，苏联不是对手，他们还要向我们添置巨型电脑，中共更落后二十年，西德、日本则是对手，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说在美国，升学、求职、晋级都靠考试结果，现在出现了试题公司，试题公司的选择题方式有可能影响美国人的思考能力
【纽约《华侨日报》一月二日文章】题：美国人与考试
美国是个考试制度盛行的国家，学生的升级、留级、升学，求职者被取录与否，以及职工的评级等等，都靠考试结果来决定。因此有人说，考试已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统计，今天美国的学校和工厂企业，每年要举行各种考试四亿到五亿次，全国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即七千余万人受到考试结果的影响，平均每人每年要参加考试六次，特别是相当于高小、初中程度的学生，每年要参加的考试总共达三亿次之多。学生升中学，中学毕业生可以考进什么大学，人们可以找到什么职业，能否在现职中获得提升，都有赖考试成绩作为敲门砖。
世界各国中，凡举行考试，一般都会由主办机构命题。可是在分工越来越细的美国，却有许多专门的试题公司“生产”试题及办理考试事宜。目前美国规模较大的试题公司共有五十家左右，有考验普通常识的学力测验，也有法科、医科、牙科、药科、生物、心理等专门科目的考试。考试的对象从学生、会计师到保险代理、汽车检查员甚至中央情报局人员等等。
据统计，美国各州学校委托试题公司拟订考试计划和命题的，约占全国四分之三，这些“考试企业”，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考试事务，估计每年营业额达二至三亿美元。此外，它们还经营其他副业
——编辑教科书和习题解答材料，开设补习学校等，生意额每年达十亿美元之巨。
现在，美国试题公司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它们根据学校、工厂和商务机构的教学和工作范围，制订出一千多种标准考试方法，不少学校和企业便以此作为考核的唯一标准，一些学校的教师把闯过上述考试关作为他们教学的目的，而把一些同考试无关的教材放在极次要地位，结果导致课程系统的紊乱。与此同时，以提高学生考试点数为招徕的补习学校，有若雨后春笋，全美国有三十万人在进行恶性补习，希望借提高点数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其实，美国目前流行的考试方式存在着不少偏差。例如不少试题公司策划欠周，经常命题失当，使应考者无所适从，造成偏差，影响考试质量。最近，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向当局提出，应对试题公司进行调查，严加限制，否则良莠不齐，势必出现舞弊或其他事故。
有人认为，美国这种用选择题方式进行的考试，长此下去将对人们的思考能力产生影响，使青年只能在是与非、黑与白之间进行判断，而对于逻辑思维、文章句法和组织等完全加以轻视，形成畸型的发展。这一看法，不少人亦有同感。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三月三十一日电】典型的美国人是这样的：已婚、白人、年约三十，正面临着通货膨胀及重税等方面的经济困难。
这是根据《美国统计摘要》第一百版里一千零五十七页内容，一千六百零一个统计表和五十四个统计图而获得的一个分析结果。
美国统计局发行的这本统计年鉴称，美国人平均年龄为二十九点七岁——白人为三十点六岁，黑人为二十四点三岁。
这本统计年鉴指出，一九七八年，美国女性人口为一亿一千二百万，男性人口少些，有一亿零六十五万。
一九七八年有工作的美国人为九千四百万人——其中一半为白领阶级。“劳动力”中有百分之六失业，但是如果你是黑人，则数字要加倍，达百分之十一点九，如果你是十多岁年青人，则数字要更高些，达百分之十六点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