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文章】题：在农场工作的每个美国人可以养活五十九个人作者：霍斯特·贾特
在印第安纳州的俄亥俄河的右岸，这里是美国的面包篮区。当一百多个国家谷物亏空不断增加时，他们从这个面包篮区取得谷物。这个地方土地平坦，玉米地好象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土壤又黑又肥；只有漂亮的、白色的农家房屋和高高的圆形粮仓偶尔使景色有些变化。
我们开着野营汽车在密西西比、内布拉斯加、南达科他、蒙大拿、俄克拉何马和得克萨斯州宿营。每一次我们都被所看到的东西紧紧吸引住：笔直的耕地，在这些耕地上，以最好的肥料和最现代化的机械使几乎每年的收成都创新纪录。竞争者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是不能同美国的玉米和小麦地带相比的，苏联就更不用说了。
最近几年的收成统计，说明了美国在二百年内（一八五○年美国还只有二千三百万居民，今天已有二亿二千一百万人）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把居民迁移到一个未开拓的地区，而且逐渐把它变成了一块产量非常高的耕作地带。据这些统计，一九七九年农业有效使用面积是五亿九千六百万公顷，在这些土地中有一亿六千七百万公顷耕地。这些耕地共收获了大约一亿八千八百万吨玉米，六千多万吨大豆以及将近五千八百吨小麦。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玉米收成最好的一年，小麦第二个收成最好的一年。
全世界对中西部谷物的争购很厉害，以致在一九七九年财政年度，美国的农业出口很快增加了四十七亿美元，达到三百二十亿美元。出口总额增加了五百六十万吨，达到一亿三千七百五十万吨，其中，棉花、烟草、稻米、植物油以及其他产品占二千六百万吨。因为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少得多，所以进出口抵销后还剩一百五十八亿美元，这笔钱大大减少了总的来说是巨额的贸易赤字。
通常人们用大型喷汽式飞机、电子计算机、大型小轿车以及通讯卫星来代表美国的经济力量。在此期间，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农业。目前，直接和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美国人将近一千七百万，其中，在农场劳动的（包括农场主及其家庭成员）只有四百二十万
——超过了钢铁工业和汽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人数的总和。如果人们把农业方面的财产价值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是八千二百亿美元。这等于所有工业加工企业资产的五分之四。
今天，美国农场主在同样的耕地面积上生产的粮食比他们的前辈平均多百分之六十四。一个农业工人生产的粮食除了足可以养活自己外，还能养活另外五十九个人。在二十年前只能养活十五个人，十年前可以养活四十二个人。另外一个例子是：今天在一个工时内，生产的谷物、肉、奶酪制品以及水果和蔬菜相当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的十三倍。
可以想到的一种猜测是：美国的农业早就被资本雄厚的股份公司所垄断。这种猜测不符合事实，尽管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抑制这种发展。它们的股份暂时限制在只占百分之二上，同时，重点是在牲畜饲养、水果和蔬菜的栽培上。美国农业的台柱子仍然是家庭经营的企业，即使由于税收的原因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司法人员。
然而，在大平原或得克萨斯狭长地带的上空刮起的强劲的竞争之风，加强了向比较大的和比较少的庄园方向发展的气流。一九三五年，在美国有六百八十一万个农场。一九五○年有五百六十五万个。十年以后有三百九十六万个，一九七○年还只剩下二百九十五万个。一九七九年，有三万七千名美国农民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农场数目降低到二百三十三万个。另一方面，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农场的平均面积由八十六公顷扩大到一百八十公顷。
在南达科他州，农场的平均面积是两千公顷，在土地贫瘠的亚利桑那州是两千八百公顷。在明尼苏达州，典型的种植小麦的农场的面积是四百公顷。精确调查的结果是，在美国，六十万个农业企业生产百分之八十的农产品；二十万个最大的农场又占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农场总收入的分配（一九七八年：二百七十九亿美元）也与上述情况相当。在缴完税后，整个部门的收入（包括附加收入在内）是六百二十二亿美元。
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担任农业部长的厄尔·巴茨，谈到了征服西部的外来移民的巨大“成就”，他说：“我们要把所有这一切归功于土地好和气候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农业专家菲利普·劳普认为这种解释不够。他说：“此外还有原因，也就是追求利润、财产、自由的价格、机械化、专业化以及大的市场。”他认为，这种配合证明是特别有效的。
劳普确信，美国农民的劳动强度比德国农民要大。他们没有休假，同唯一的帮手——大部分是自己的妻子——一起耕种二百六十公顷土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以便节省劳动成本。
美国的农场主，通过使用四轮驱动的大型拖拉机实现了生产率的大跃进。从此以后，每小时可以耕地十二公里长，而不是四公里长。今天，从装有玻璃的驾驶室里来指挥巨大的收割机等。电子使通讯联络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这样，就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时间。
如果没有科学（即得到各大学、各州和中央的最广泛的资助），那么美国农业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纽约会议委员会的调查，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生产率还低，它相当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大约百分之十一。一个俄国人生产的粮食只够养活七个同志，而美国是：一比五十九。另外，在美国，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左右，而在苏联始终是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迄今为止，苏联人一直没有能够成功地把传统的劳动强度大的农业变成资本雄厚的农业。它还始终占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美国是：百分之四点二）。
推动美国农场主前进的东西——肥料和农药、良种、比较现代化的机器和比较有效的组织形式——在苏联用得很少。在小麦方面，俄国的平均产量比美国的水平低三分之一，在饲料谷物方面差不多低三分之二。
【西德《世界报》四月九日北京消息】题：大陆与岛屿之间的政治乌云在消散，中国——北京小心谨慎地试图重新接近台湾
中国对台湾的“信号外交”发出了一系列令人注目的信号。在德国货轮“约瑟夫·罗思”号上的十七名人民共和国的海员在台湾基隆港受到的热情接待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鉴于大陆和岛屿的关系十分紧张，所以邀请和接受邀请都一定是与“上面”商妥的。另外的一些迹象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南方的福建省渔民在清明节为三位已故的台湾渔民扫墓。新华社把这一消息发给了全国的报纸。这些渔民是在四年前淹死后漂到中国海岸的。他们被埋在背着台湾的小山丘上。
据四月五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说，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根据这一解释，来自台湾的旅游者行李和邮包都将从宽验收。
现在大陆的宣传工具对台湾的报道不是论战性的。已预告要出一本关于这个岛屿的书。不久前已出版了一些台湾作家的短篇小说，旅游杂志《旅游》上有介绍台湾风光的作品。在南京有一名美国女大学生担任一出京戏的主角。在关于这件事的介绍中说，这位演员在台湾学了四年语言。这种慷慨的做法在四年前是没有的。
副总理邓小平一月份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八十年代任务的指导性报告时说，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今后十年内的一项大的任务。
【香港《明报》四月八日读者来信】编辑先生：
南北朝鲜早年经过一场惨烈战争，到今天能够在板门店召开会议，初步奠定了和平统一全国的一些希望，我们中国人亦替朝鲜人民高兴，但很容易就想到我们的中国。
台北方面何不放开怀抱一点，接纳北京提议让两地人民来往探亲、通邮、通电、通商，以符合人民意愿和要求。我们香港人每年回大陆探亲的人很多，目前春节期间已经有几十万人，但对大陆和台湾两地相隔，亲人见不得，音讯断绝，对人间恨事好像并不关心，我希望贵报读者们多发表意见，让台北当局能够考虑改善现时的态度，如能够令大陆和台湾两地人民互相交往，这个已经是天大喜事，欲想双方政府官们坐下来谈和平统一，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假以时日总会有机会的。
庆维上
说对中共贸易的发展不能掉以轻心；要求台湾当局迅速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大陆的经贸研究
【台湾《经济日报》四月八日社论】题：对中共经济的研究步调应加速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资料，去年中共对美输出金额达到五亿九千一百四十万美元，数字虽然不大，但与前年的二亿六千七百二十万美元相比，差不多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点四。
今年二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给予中共以最惠国待遇，使其产品输美关税得以降低，对中共产品输美无疑是一项有利的刺激。因此一般预料，今后几年，中共产品输美仍将会保持大幅度的增长。
在中共方面，最近一年多更不断摆出种种姿态，内则颁布了各种合资经营的法律，并在广东深圳、珠海，以及福建、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类似吾人加工出口区的所谓经济特区，吸引国外资金投资设厂，以中共所提供的廉价劳力，生产纺织品、电子、塑胶产品等，以供外销。外则以各种笑脸攻势，统战方式，表示其统制经济的本质已予开放，欢迎外人资本及华侨资本去大陆投资设厂，并保障其能获得合理的利润。不久前且派出所谓经济学人的代表团，到香港参加中共刊物《经济导报》所举办的所谓“中国经济研讨会”，极尽拉拢宣传诱骗之能事。究竟这一切发展，对我国经济建设及对外贸易，有无严重的影响？实值得吾人密切注意。
就中共去年对美的输出金额及结构来讲，对我似尚未构成严重威胁。就金额言，中共输美金额仅及我十分之一。就产品结构言，中共输美产品主要为矿物油，即原油、农业原料、食品及家畜、爆竹、棉质布料等低层次产品，与我国输美产品相差甚远，至少在四五年内难于有显著的改变，目前不会与我形成竞争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说吾人可以高枕无忧，用不着关心中共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贸易的动向。
自邓小平复出，清算其所谓“四人帮”以后，高唱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国内论者一般都认为，对中共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不必太认真，用不着担心中共经贸会对吾人构成严重的威胁。对于这种看法，吾人认为有掉以轻心之失。
在前年底，美国政府宣布与我断交，并与中共建交之始，吾人即一再提出警告，为使中共在经贸作战上无法击倒吾人，吾人必须在技术上始终领先中共。因此吾人必须在经济结构上全力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在输出结构上，亦必须开发技术密集产品的输出，以替代到目前为止劳力密集产品的输出。同时为随时注意中共在经贸上的动向，吾人必须加强对中共经贸的研究，政府对中共经贸的资料必须适度开放，以供业者参考，俾能适时采取因应措施，以打击中共。
政府财经部门对此亦非常重视，决策部门并因此决定要设立财团法人的经济研究机构，负责研究中共经济、国际经济，并以研究所得，一方面供政府决策的参考，作为制定今后财经政策的依据；一方面供工商界应用，以对抗中共的统战。但是使吾人不解的，此一研究机构却迟迟不见诞生。最初是负责人选的问题，决策方面似乎认为非旅外学人不能胜任，而国内舆论则认为应以国内人士担任为宜。此一人选问题最后终于决定，仍由旅外学人担任，但以该学人国外工作不克分身，又决定以国内学人担任副手，在旅外学人未返国前代为负责，此一人选问题终算有了决定。
但是接着来的似乎又有了基金问题，基金无着，仍难开张，且基金数字庞大，非短期内所能筹措，不得不求之于财政预算，此则又必须待新财政年度始能开始，故至少须等今年七月，此一研究机构始能正式成立，进行研究工作。
于此吾人不得不遗憾于在此一超音速时代，政府办事的步调，仍然保留了农业社会的作风，一切牛步化，所谓急惊风偏遇着慢郎中是也！设立中华经济研究院不过一例，其他类似的情况尚多。今年中共又在打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会籍的主意，尚不闻政府有关方面，如何研究因应的对策。这属题外话暂且不谈。
目前吾人所希望的，是成立中华经济研究院的事应加速进行，积极筹备，基金一有着落，即能展开工作，不要像中央研究院若干新设立的研究所，一筹备就是八年十年。时间不会等吾人，中共更不会等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