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高雄事件不管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理，其结果对国民党和台湾内部的稳定来说，都是不利的
【香港《中报》三月三十日文章】题：从高雄事件看台湾政治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讲师李南雄
高雄事件是国府当局和党外民主人士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美建交宣布起，两方面行动逐步升级的结果。国府当局于中美建交宣布开始，当即停止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接着有余登发案件、《潮流》事件、许信良案件，其中中泰宾馆事件、鼓山事件颇有暴力意味，最后是高雄事件，终致两方面“沟通渠道”完全阻塞，几至难以收拾！
这事件反映出国民党人士与党外民主人士有着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倾向终因中美建交而激化，导致近年以来台湾规模最大、牵连最广的政治案件。简而言之，国民党人士对于台湾当地社会具有一种隔离、恐惧之感，而党外民主人士，特别是台籍民主人士则由于历史因素，长时期有一种被遗弃、被压迫之感。高雄事件可以说是这两种心理倾向交互作用的结果。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在三十年期间内，前半期尚存点回大陆的希望；到后半期则向外变相移民不断增加。姑不论何种因素，国民党人士多少有点侨居作客心理。国民党人士未能与台湾当地社会打成一片，以致三十年来，形成一种自我隔离之感，加之国府人士占少数，多为大陆迁台，又不免自存恐惧不安。
由于这种自我隔离、恐惧不安的心理，国府对于党外民主人士的可能威胁作了过高的估计，导致内部保守派人士抬头，决策往较为极端的方向发展。使高雄事件牵连范围过广，规模过大，增加台湾局势不稳定之因素，想是国府当局始料不及者！
中美建交后，国府当局面临一项极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其原因如次：第一，国府的实际地位由于美方立场转变更形削弱；第二，现实主义更见抬头，而国府反攻大陆政策再一次受到考验；第三，中央民意机构老化，而中美建交更加强要求改革的压力。上述诸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削弱国府代表全中国的说法，因而亦减弱国府对于台湾行政主权的基础。这更加深了国民党人士隔离、恐惧不安之
心理。
当然党外民主人士并非全是台湾籍人士，但台籍人士的确占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由于甲午战争、台湾割让和二二八事变等一连串不幸历史事件，形成一种被遗弃、被压迫之感。台湾民间故事如《林投婶》，固然反映这种心理状态，而台湾的歌仔戏，特别是哭调亦颇有这种意味；台湾的小说如杨逵的《送报》或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亦颇有这种色彩。
由于这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不少台湾同胞对于政治环境变化之反应亦颇为复杂，其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亦具有多面性。又往往因时因地因对象，各种政治倾向显现的强度有所不同。譬如说民族主义，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或者其他方式等，都可能是上述心理倾向的表现。不论以何种方式，台湾同胞都期望掌握自己的命运前途，减释这被遗弃、压迫之感。台湾同胞之间，颇有“认同危机”与归属感问题。
且不说国府当局是否加深台湾同胞这种心理倾向，但是，台湾光复之后，国府当局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足，以致与台籍人士之间的鸿沟迄未完全弥补。中美建交之后，党外民主人士（大部分属台籍）不仅要求对于台湾局势前途表示意见，同时对于现存政治结构、权力分配提出要求，都是对于上述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的一种反映。中美建交之后，党外民主人士不能说“不合作”，而激烈化之开始则以余登发案件、国府加大政治压力为起点。
就高雄事件而言，笔者有两点意见：第一，从政治观点，笔者认为国民党人士和党外人士对此事件都有责任，但是前者责任则多一点。第二，现在国府当局面对非判刑不足以下台的情势，但不论结果如何，对于国民党人士之不利不下于党外人士，特别就台湾内部稳定与国际关系而言。从政治观点，重判不如轻判，扩大范围处理，不如缩小范围。
笔者认为，即使国府当局只考虑短期内台湾的安定、繁荣与开发，亦应促使台湾同胞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长远历史角度，国共两党争执到底如何解决，笔者实无由置喙，但国共两党应摒弃一时政治权宜，从民族大义出发，双方由正面考虑如何促进台湾在全中国范围内扮演一个有意义、有益处、又足引以自豪之角色。
【台湾《大时代》杂志三月号文章】题：余登发获释的政治背景
南台湾党外领袖余登发老先生，自去年一月二十日因涉嫌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而被捕定罪之后，一直为各界所关心，今年二月五日终获准保释就医，返回高雄桥头八卦寮老家静养，这桩近年来最引起议论的政治案件，至此总算有了圆满结果。
根据官方的说法，余氏的交保就医，主要原因是余氏年来身体欠佳，百病缠身，患有青光眼、糖尿病、摄护腺肥大等症，符合交保的条件，经余老先生媳妇余陈月瑛的申请，终获准保释回家养病。不过观察家指出，余案以如此出人意表的方式解决，有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绝不只是上述官方的表面原因。
其实，余氏身体早就欠佳，去年一月被捕时，也早已百病缠身，其家属‘曾数次申请交保就医，均为有关当局所拒。此次突蒙获准保释，有两个可能因素，一是近来余氏身体确实太差，当局为顾虑不测后果（如不幸在狱中死亡），乃准予提前释放，以稍卸责任；二是受“高雄事件”影响，企图借释放余老先生以缓和民心。此中尤以第二项因素最有可能，也最具政治意义。
一般认为，“高雄事件”虽已大势底定，首要份子也皆已就逮，但各界仍议论不已，种种传言，不一而足，对民心士气的影响颇大。当局为避免出现不利的局面，除运用种种方式主动澄清外，在内部也以释放余登发作为争取民心的第一步。
盖余氏在南部高屏地区有其一定的影响作用，又以望八高龄入狱，于情于理，十分受地方人士同情，现在经一年后准予保释就医，一则可对情治单位和安全系统有所交代，再则对一般社会大众也有拉拢的作用，从而缓和各界对“高雄事件”的疑虑心理，可谓一石数鸟。
不过，余氏返乡后，绝口不提政治，又开口盛谢政府德意，闭口要办大学、盖医院，完全一反其过去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以致令外界有不少传言，怀疑其中是否有某种政治交易条件存在，否则依余登发的一贯脾气作风看，当不致有此种反常现象出现。
【《日本经济新闻》一月十一日文章】题：跟我走！我是女刑事警察
凭十八年的经验和直觉观察扒手的眼神作者：日本警视厅搜查第三科警部补田岛和子
每逢年末年初，包括平常不大外出的人们在内，大量的人都出门上街。扒手、小偷之流也在街上徘徊，伺机行窃。我的工作就是抓他们。
我就是所谓“女刑事警察”，每天都在跟踪扒手。我担任刑事警察已快十八年了。
我在见习的时候就被教导说：“刑事警察从走出自己家门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走进家门的时候工作才算结束。”
的确，这与事件发生后才出动搜查杀人犯不同，扒手在电车里或任何场所都有，所以自己外出一步就必须时刻提高警惕。实际上我曾在早晨上班途中抓到过成群结伙的扒手。
所说的象扒手的人，有时也可凭经验辨别。可是光凭外表不容易搞清楚。例如在顾客买东西的场所，普通的人都说这件毛衣真好，在聚精会神看商品。扒手则在拼命寻看他伺机要扒的东西如现金或皮包之类。扒手在动手作案时的眼神是独特的，与买东西的顾客的眼神全然不同。扒手眼睛的活动，实际是警察控制作案现场、能够逮捕现行犯的线索。
不管犯人怎样想使自己穿的服装看上去与一般市民一样，面部装出温和的表情，可是唯有作案时的眼神改变不了。还是不能干坏事啊！
“判别眼睛”这件事是侦察的要领之一。也可以说，叫作“紧紧盯住”的时候，就是判别了犯人的眼睛的时候。当然这也必须有经验和直感，我本人做到能够判别眼睛，也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装作买东西乘机行窃的小偷，其眼神与扒手的眼神不同。小偷的眼神是对周围保持警戒，扒手的眼神是瞄着钱包。同样行为不轨，猎取的目标不同，眼神也不一样。扒手有各种类型。有的逮捕了几次，出了监狱还干。有一个扒手，我就逮捕过他四次。
这样的“老扒手”跟我们刑事警察都面熟了，所以彼此谁先发现对方谁就得胜。有一次在地铁，另一个男刑事警察跟两人一伙的扒手迎面相遇。那个扒手低下头说“已经改邪归正了”。警察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可是他没作案，就不能抓。我们就站在扒手身边，可是他们不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就去尾随。这两个扒手，同那位男刑事警察分手后，刚上电车就扒窃，当场被我们抓住，作为现行犯逮捕。
【香港《文汇报》一月十日译文】题：苏格兰场的法医学
在英国，当乡村地区的警方发觉无能力破凶杀案时，有权向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本刊注）求助。苏格兰场法医实验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能够在短期内指出凶手。他们并非用枪，亦没有拷问，而是运用他们的脑与科学技术。他们根据一些衣服碎片、血型及死亡时间的生物学证据的一些线索，提供破案的依据。有趣的医学仪器苏格兰场法医实验室的首脑是威尔汉博士。他并不理会古时侦探人员的放大镜的价值，他使用的是电子素描显微镜。这种仪器，在过去十多年来，已革命化了法医实验室的工作。电子显微镜除了比光学显微镜更能放大所要观察的物体之外，也配备了样品的化学结构和晶体结构及其导电性能。
利用电子显微镜，可以确定嫌疑人物是否在不久前发射过武器。当一武器被发射时，少量的发火药和在弹筒中的爆炸发射火药被蒸发，并沉积微量于附近的表面，包括疑凶的手和衣服。这微量的残余物，可以用粘性带由疑凶的衣服上粘取，然后放在电子显微镜下分析。更进一步用ｘ光分析，就可知道，曾用的发火药是什么种类的发火药。因为军人与市民武器使用的发火药常是不同的，这就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威尔汉博士记得一个有趣的例子。曾有两个北爱尔兰的“恐怖分子”坐在车中，企图硬闯英军把守的路障。结果是枪战，司机被杀，汽车失去控制，撞死一个少妇和少妇的婴儿车中的婴儿。活着被捕的“恐怖分子”说，所有发射均是巡逻的军队，并且不知道车子后座中被发现的自动武器。他坚称，在他衣服上的任何火药残余，均是逮捕他的士兵所染污的。这些士兵肯定曾发射过武器。但我们能够证明，在他衣服上的发火药残余，是来自他车上自动武器的弹药筒，而不是来自英军部队所发的弹药。“电视侦探”已落伍
目前电视上所演出的侦探技术，从技术观点看，实际上已落后了约十五至二十年。在其他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发明，几乎立即就被应用到科学侦探上。例如，我们常见电视上演出的私家侦探，他发现一本空白的拍纸簿，撕去了曾写过字的页，他用软的铅笔放平在那白纸上擦，就显现出上页写过的字留在下页的痕迹。然而，这方法，只有写字者写字时较为用力，其留在下页的痕迹才可显现。目前，苏格兰场有一种仪器，它能使在簿上写字时于相隔五、六页的纸上留下的极微小痕迹清楚显现。这种仪器，是基于静电影印机技术而制成。有一个窃贼被捕，是因为他不幸在作案时一脚踏在一张报纸上；虽然他的鞋当时很清洁，表面上看不见报纸上有任何鞋印，但苏格兰场的上述仪器，使报纸上的鞋印清楚显现，证明了是他的鞋印，不容他不认罪。现时，法医学研究特别进步的另一面是血型的检验。法医检验血型绝非我们熟知的只有Ｏ型、Ａ型、Ｂ型、ＡＢ型等几种。法医实验室现在检查血型达到如此精密的程度，甚至数百万人中才可能有一人有的罕见血型亦检查出来。法医学家预料，有朝一日，能确定血型一如人的指纹，每一个人的都不同。类似的，化学分析技术现已达到这样精密的程度，一毫升尿中含有美沙酮几微微克（一微微克相当于一万亿分之一克）之微亦可分析得出。
相信读者们还未忘记不久前轰动世界一时的伦敦雨伞谋杀案。死者麦哥夫，是保加利亚一位作家，住在伦敦的政治避难者。在伦敦一个公共汽车站，一个陌生人在人群中把一粒极微小的毒子弹射入他的体内，当时他甚至没有什么不良感觉，但几天后他就毒发身亡。在尸体剖验时，由麦哥夫体内取出的毒子弹，被送至苏格兰场去化验，发现它含有微量的蓖麻子的蛋白，这是一种剧毒，原是发展作为化学武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