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世界报》三月三十一日报道】题：中国青年正在受到再教育，从佐罗改造为好的英雄人物
中国打算禁止有“色情和犯罪”内容的外国影片。这个打算是政府关于保护青年的规定的一部分。《中国青年报》在一篇报道中强调说，在中国，青年犯罪已成为“一个问题。”
预计还将采取其他的措施有：
在教育计划中安排“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课程。
每天放学后，居民委员会，学校和父母给青年安排“课余活动”。
在人民法院设立青年刑事法庭。
北京的一位高级干部在回答询问时说，中国将不让两代人的问题和青年问题“由于错误的宽容态度而发展到使国家不可治理”的地步。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教育青年的运动。
现在人们公开地谈到了开展这场运动的原因：
一、特别是在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刑事案件增加。
二、实际上广泛的青年失业是刑事案件的一块肥沃土壤。去年通过建立无数的服务性企业安排了七百万失业青年。
三、放映象《望乡》、《佐罗》和来自美国的廉价的描写残忍行为的影片，说明目前中国文化政策的混乱。
四、党虽然要求“信仰”共产主义，但多年来不再传授“信仰的内容”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不足以代替它的，因为现代化的前途一般说来被理解为是改善个人的生活条件。在青年人中间“拜物主义”有了滋长。
五、文化革命在年青一代中把道德的纽带破坏了，是这种纽带曾经把中国社会不论是在兴盛还是衰败的时代联结在一起。文化革命是一场残酷的青年暴动。从生活中树立榜样
光用法律上的措施、镇压和威胁是解决不了中国非常复杂的青年问题的。因此，当局一再强调要重视教育：
一、对重大罪犯判处死刑是要起到惩一警百的作用。死刑能起到遏制犯罪活动的作用，司法部门持的这种观点在西方几乎得不到赞同。通过电视转播进行审判的情况，也是要起到教育的作用。
二、然而榜样有更大的意义。他们都是从所有的生活范围中挑选出来的，其中包括被树立起来的“英雄”和“英勇战士”。
通过对这些战士的牺牲和勇敢精神的描写，来建议青年人向他们学习。
最后一点，就是在新闻报道中一再提到“英勇的和优秀的事迹”如北京一位银行职员的事迹，他为了把由于疏忽而没有给的几分钱交给一位外国人，两次去遥远的旅馆。
三、除了恐吓和树立榜样，党还以命令的口气发出指示。《北京日报》在最近几天发表了“北京市青年职工守则”。
【纽约《华侨日报》（中文）四月三日文章】题：北京的“盲公镜”
在北京街头，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日夜都有许多人戴减光眼镜，有“土产”的墨绿色镜片，也有镀水银镜片，更有由浅至深色的茶晶色太阳镜，间中夹有些欧美流行的名厂高级镜片。而这种玩意儿，在年轻人的行列中，占的百分比很大，从拂晓到晚上满天星斗，街上都有各式戴着“盲公镜”的人士出现。一般视力正常的人，晚上在微明的街上行走，视野也有限，若再套上一个水银镜。还能看见东西吗？
更有个怪现象，就是在玻璃镜面的右上方或右下方贴上一张Ｐａｓｓｅｄ（合格）证，甚至有的在左边也贴上一张。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新玩意的资料，特意在颐和园，替一群自称就读北京大学的年轻人拍彩色照片。他们之中有人戴最新式美国制造的粉红色镜框及镜片的大眼镜，也有在香港街边卖十元一件的茶晶色太阳镜，也有土产的墨绿色镜片及镜架四边起角的“盲公镜”。
据那位戴美国制眼镜的北大学生说，他所以戴太阳镜只是因为流行，并非眼睛有什么不适。另有一位直言不讳，说他在眼镜上保留那张合格证，是用来证明所戴的是外国货，并且是新买回来的，以便与土产货区别。更有趣的是有位青年大着胆子要求用一副太阳眼镜向笔者的朋友Ｃ君换一副价值不菲的法国眼镜，Ｃ君婉拒了对方的“盛意”。
在旅店中，一位女港客说，在街上曾有人想购买她那副在旅途中碰裂了的眼镜，可能是对方看中了那新潮的胶镜架吧？从北京坐火车南下时，有位休假的火车服务员（曾当过解放军），竟交给笔者二十元，请求代购茶晶色太阳镜，遭拒绝后，十分失望。
老一辈的北京人，对于“盲公镜”这种“新事物”，似乎非常不满。在颐和园举行风筝比赛的大会上，遇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北京《体育报》记者，当我问及太阳眼镜的问题，他立即面色一沉，很气愤地说：“你还是去问他们吧，我看不惯这种东西，更不明白这种东西。”后来向一位机械工程教授及一位建筑工程教授请教，据他们解释：目前整天离不开盲公镜，只是一部分知识水平不高的人。此外，那些热衷于这玩艺儿的人，大多无家庭负担，或家中经济不太差，既好新奇又够资格买一副黑市卖二十五元至三十元左右的太阳镜来玩玩；也有些纯粹是虚荣和无聊的。
【香港《明报》四月一日报道】题：佛山医护人员作风好作者：鹿鸣
去年底，趁着十多天的假期，与友人参加旅行团到佛山游玩，但在佛山时我不幸患上肠道阻塞症，出现剧烈而阵发性的肠痛，使我几度失去知觉。
在团友的协助下，把我送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症室，经过五、六位医生的诊断商讨后，决定要我留院动手术，因病况十分危殆，耽搁下去有生命的危险。
在一个没有亲朋而且陌生的地方，要动一次不算小的手术，真的不知所措。但在剧痛难当的情况下，只有接受。
从到达急症室，直至消毒后进入手术室，经过了医生们的细心诊断，照“Ｘ”光、验血、验小便等工作，只花很短的时间，工作效率相当高。
离开手术室时，身体极度疲倦、虚弱，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当天晚上，值夜的医生和护士整晚轮流照顾，我勉力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却笑着说：“照顾病人是我们的责任，何况你在港的亲人还未到呢。”
我在医院住了十天，看到医院里由上到下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都十分积极，对病人很和蔼，医生们也不厌其详地对病人细说他们的病况，并解释替他们动手术的原因，尽量安慰他们，使病人进入手术室前减轻心理上的负担。
每天早上，巡房时间到了，医生们都以愉快的心情进入病房，并用十分关怀的语气问及病人的情况，有时还与病者的亲属谈及他们的亲人出院后，应如何照顾。
这里的护士工作态度诚恳，对病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常以带着笑容的面孔替病人服务，例如替病人换衣服、被褥、侍候病人服药、大小便等，都表现得很乐意，从没听她们发出一句怨言。
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照顾下，我的病得以迅速痊愈，真是衷心的感谢。
【法《新观察家》周刊第七百七十七——七百七十八两期调查报告】题：法国：五十名尚不知名但很有前途的人让—弗朗索瓦·巴赫医生（三十九岁，免疫学家）在你的脖子下部有一条小小的重二十来克的灰白色的淋巴结，这就是胸腺。很长时期以来，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它。医生们只是指出它是孩子脖子上的一种突起。到了六十年代，研究人员发现它是免疫的关键器官，正是它使我们身体能抵御细菌、病毒和它们的转移，因为它们都要经过胸腺……。
胸腺的秘密是什么？它是怎样使细胞能排斥肿瘤的？这正是助教让—弗朗索瓦·巴赫所研究的问题。他是在巴黎内克尔医院大楼的六层楼上用小玻璃瓶和老鼠进行这一研究的。他同他实验室里的四十来名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九七六年发现了ＣＩＮ—ＡＩＡ—ＬＹＳ—ＳＥＲ等胸腺激素。这是能刺激细胞和增进其免疫潜力的激素之一。
把这种激素用于医药吗？让—弗朗索瓦·巴赫说：“我已接近这一步了，这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将能处理免疫力缺乏的问题，以便同传染、还可能同某些癌症作斗争，但什么时候能这样呢？”他是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让·卡斯帕尔（三十八岁，工会人士，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阿尔萨斯地区书记）他十七岁时是矿工学徒。在八年之后走出矿井，领导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矿工工会。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工会开始威胁法国总工会在矿工中的势力。但这并不妨碍他说他的一切都要感谢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是联合会造就了我。”如果有一天梅尔（自一九七一年以来任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总书记）和谢莱克需要接班，那一定是找这位褐色头发的棒小伙子。纳塔利·奥克（珠宝商，二十八岁，卡蒂埃公司的女总经理）这家长期以来为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国王制造王冠的卡蒂埃公司，由于纳塔利·奥克的接任而落入了妇女的手中。
她父亲罗·奥克是卡蒂埃——巴黎公司的主人，他早就信任纳塔利，对此他没有什么后悔的。自从五年前奥克小姐当上这一公司的头头以后，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把这个位于和平街的珠宝商店从半睡眠状态中唤醒了。这位新的经理重新雇用了已退休的设计师，让他们培养新一代。她推动改革，不是要造一些稀奇古怪的首饰，而是要造一些“便于携带的”特别是人们买得起的首饰。达尼埃尔·佩歇隆（社会党人，三十七岁，欧洲议会议员）他是社会党内最强有力的三四个人中的一个。他十分好学，巧妙地跟着皮埃尔·莫鲁瓦走。目前，他只限于在欧洲议会内学习当议员的职业。但是这位历史教授、足球爱好者无疑会拉起旗帜自己干。昂热洛·里纳尔迪（小说家，三十九岁）里纳尔迪写了四部小说，即《总督的包厢》（一九六九年）、《阿特朗特家族之家》（获一九七一年费米纳奖金）、《遗忘的教育》（一九七四年）、《法兰西的太太们》（该书在两年前曾引起轰动）。
他经常看圣—西蒙的书。
里纳尔迪有许多忠实的读者，他们等待着欣赏他那象宝剑一样无情的批判性的笔锋。让—夏尔·托马（四十九岁，阿雅克肖的主教）他是法国最年轻的主教之一。贝尔纳·阿塔利（三十五岁，领土整治部专员）在担任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之后，这个在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的人从一九七四年起就在领土整治和地区行动部门任专员，负责财政问题。他在三十五岁就成了这个制度的关键人物之一。法国的所有当选的寻求津贴的议员们，都将投奔阿塔利这个决心要为国家服务的经济学的信徒门下。在实力杠杆上，贝尔纳所占的地位无疑要比他的弟弟更好。热拉尔·德富瓦（四十八岁，法国主教团的秘书长）谁制定法国的宗教政策？是埃切加雷大主教和他的同伴吗？很可能。但是法国主教团常设委员会秘书长德富瓦在作任何大的决议之前都有发言权。他年方四十八岁，但他甚至是天主教等级中的领导人物。塔内吉·勒马雷夏尔（四十岁，法国电器部门的头目）谁制定法国的核（民用）政策？工业部长吉罗。但决定在布列塔尼或巴黎地区建造核电站的却不是他。作出决定的是一位工艺师。这一岗位上的新人物塔内吉·勒马雷夏尔正在改造法国。弗兰西斯·洛伦茨（三十七岁，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怎么能设想，这个忙碌的、无所不能的、住在一间没有护墙板的小办公室里的年轻人，是法国经济的首脑之一？
为什么弗兰西斯·洛伦茨这颗明星能上升？无疑是因为这个讲究实际的阿尔萨斯人接受了打赌（在一年中他使一万六千人有了职业）和具有进取精神。弗朗索瓦·博尔热·德孔布雷（三十七岁，爱丽舍官副秘书长）每天上午八点钟，一个穿着土黄色防雨外套的大小伙子骑着自行车进入爱丽舍宫大院。他是共和国总统府副秘书长博尔热·德孔布雷。他每星期六参加共和国卫队足球运动。他是一个有文学修养的人，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政治观点是极其地中左，根本没有吉斯卡尔派的特点。作为国立行政学校的高才生，毕业后他干了什么呢？他没有蹲办公室，而是周游了世界。一九七二年回法国后，审计院（在这院里工作真是烦死人）院长把他推荐给了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德斯坦，德斯坦正需要一名负责工资问题的技术顾问。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他极善于处理文件，对什么都感兴趣，性情豪放（这在高级行政管理部门是少见的）。“博尔热”渐渐成了德斯坦的心腹。让—路易·热戈兰（三十三岁，外交部分析与预测中心主任）研究未来，这就是他的职业。当然，他是国立行政学校毕业的学生，但也是工艺师。这是一个按照美国的兰德公司的方法训练出来的未来预测者。他组织了一个小组为让·弗朗索瓦—蓬塞提供建议和精心炮制的讲话稿。他是法国外交的佩尔·约瑟夫（十七世纪法国首相黎塞留的心腹顾问——本刊注）。阿兰·朱贝（三十四岁，巴黎市财政副主任）他是他这一代最有天赋的财政监察官之一。他在一九七六年辞去了高级行政官员的职务，投奔到“希拉克主席”的麾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