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华侨日报》三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文章】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原编者按：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林磊，阔别二年后，二月初又从天而降，抵达巴黎做短期研究。去年林磊在纽约，曾接受《华侨日报》访问，这次我们访问他，主要谈及归国留学生的一般情况，就算是上次访问的延续。）
在国内生活了二年的林磊，对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社会，当然比我们更了解。抱着一股爱国热诚回去的留学生，回去以后，碰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思想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林磊解释，从同文同种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是自己的国家，留学生回去之前，很多人都曾回去参观过，或从各方面争取了解，所以回去之后并不感到陌生。但“存在决定意识”，回国以后，总免不了受到当地社会思潮的影响，各人的际遇各不相同，对国内的问题自有不同的反应。
他打了个譬喻，目前的中国，就像洪水为患之后的一个大家园。留学生回去，正会碰到这样一个百废待兴、一切正在恢复整理的特殊时期。
当前中国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但是，最近两年，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中国进展的速度，比林磊想像的还要快，两年前，他根本没想到中国会大量派留学生到西方国家，会与外商合资，会允许工厂企业有更大的自主权。当时科学院的总图书馆，一星期只开放五天，时间与上班一样，你在闭馆前半小时去借书，根本没人理你，因为都赶着收拾，准备下班。一年以后，起了可喜的变化，增加了星期天的开馆时间，最近，该图书馆还从星期一至五延长开放至晚上九时。林磊说，这件事并不简单，这不单说明图书馆员愿意为四化多做工作，同时表示广大的科研人员在晚上也继续学习。当然，离理想的情况还远，一个理想的图书馆应该是开架的，应该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
林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解决问题，大部分是文革十年遗留下来的，但也针对一些过去二十多年来不恰当的做法，意义是极其深刻的，要注意到，新中国只有三十年历史，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有二百多年的基础，所以拿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时，不能忘记这一点。
留学生由于生活经验不同，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反应，有时与国内的同事不一样。举个例子，留学生已习惯于国外有效率的做事方法，看见国内一些效率差的情况，便容易觉得不耐烦。可是在国内长大的，可能却不会觉得效率过低。同样道理，国内一些封建家长式的领导方法，消息不流通的情况，留学生的感觉都是会比较尖锐的。譬如，国内学术会议的召开都不公开宣布，谁可以出席会议都由上面指定，这些不合理的消息封锁与不民主做法当然与留学生的经验不相容，也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不过，最近这种情况已略有改善。国内各种杂志的种类和内容已变化多样，说明国内已开始注意到消息流通的重要性了。林磊以为，国内目前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全民文化不够高而引起的，而要提高文化水平，大前提是文化资料消息要流通。
林磊继续说，另一方面，留学生对国外资本主义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当国内有些人由于对官僚主义不满，看到问题成堆，而对前途有所疑虑，还甚至对资本主义有一点错误的幻想时，留学生还是较易看到国家前途光明的一面的。
因为国家历史还短，社会正在不断前进中，所以留学生回国后，在生活和工作中，都容易感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人类历史进展的一部分。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在国外是不能感受到的。
国内对留学生的政策，是来去自由，就算在“四人帮”时期也没有变更。过去三十年，不断有留学生回国，也有回国后再出来的，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有这样的情况。就再出国的问题，林磊谈了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文革期间，国内出现了封建法西斯专政，就像家里大火，自然会有人往屋外逃命了。而近年来，一方面国内端正了移民政策，移民国外与家人团聚的较前增加，随着这个潮流，自然也有留学生出来。另一方面，建设四个现代化着重知识，当前还建立了“学位制”，以前有些留学生基于理想主义，未念完书就回来了，如今再出国，继续进修，以便日后多作贡献。此外，有些留学生在国内生活久了，对外面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印象逐渐模糊，而在生活工作上又碰到种种不合理对待及官僚主义，再受社会上消极思潮的影响，思想上找不到出路。
林磊以为思想方面的负担是留学生回到国后碰到的一个新问题。留学生都是为了“爱国爱民”才回去的，住在自己的国家，对国内的种种偏差与社会问题，自己都好像负有一份责任，与以前寄人篱下的心态不一样，因而容易变得“忧国忧民”，精神负担很大，能否找到合理的思想出路，是决定每个人能否坚持下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补充说，无论怎样，回归的留学生，每人在工作岗位上都很努力，并没辜负大家的期望。
国内需要不同学科、不同学历的各方面人才，包括社会科学，这是林磊带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欧洲的同学，多研究社会科学，他希望同学们把握时间，尽快学成，在专业方面尽量充实，因为留学生回国后，对国家的贡献主要在专业方面。欧洲留学生生活环境，并不比国内好得多，所以生活适应不是大问题。最后，他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海外留学生对中国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对唤起群众、关怀祖国起过重要的作用，曾经为四人帮做过错误宣传的同学，实在是因为当时的确不了解真像，况且也没有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与国内四人帮党羽明知故犯不一样。自省之余，实在不应再内咎过深。他强调，虽然经过文革十年的破坏，中国，还是我们寄希望所在的地方。这就是回国二年的林磊，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原载《欧讯》三月十五日一期）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三月二十九日自北京报道】题：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本书
有一本书即便跑遍北京的书店也买不着，因为“卖完了”。它就是薛暮桥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实际上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政府强有力地推进经济现代化政策的“蓝本”。不用说中国与经济有关的各机关、公司，就是各国驻北京使馆负责经济、商务的人，也争先购买这本书，所以“现在已卖完”。作者薛暮桥是中国最高的经济学者，战前是山东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曾担任国务院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居经济界的中心地位。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下台了，一九七五年二月重新恢复了工作。现在居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地位。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动向，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因为它是“经济智囊集团”。领导这个集团的首脑薛暮桥，并不是关在经济学的“象牙之塔”的学者，而是深入到参与制订实际的经济政策的行动派。
使戈特利布最烦恼的是工作完成得很好而得不到赏识。他说：“当我在这里刚开始工作时，我甚至连晚饭后也回来工作。但当一个人得不到额外的报酬时，我为什么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呢？”
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中，要求得到重视的愿望特别强烈。
专家们说，年轻的工人比老工人更倾向于由于个人原因而拒绝调动工作，拒绝提升，变换工种或拒绝加班加点。
由于有两个人挣工资的家庭数目不断增加，工人们对于工作之外的休息时间也更感兴趣了。有些夫妇需要这种自由支配的时间来照管孩子。另外的人只不过是比较有钱，要在娱乐活动上花掉。普遍存在的猜疑态度芝加哥一家大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利茨·索德现年二十九岁，她为有这个职位感到自豪。但是当她于一九七二年大学毕业后加入这家公司时，她说：“我是抱着对大企业非常怀疑的心理来到这里的”。
她的这种怀疑态度在其他的年轻工人中也可以看到。民意测验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对大企业的猜疑态度在过去十年中大大增加了，而且常常反映在工人对老板的态度上。罗索说：“在一九六九年，百分之七十的年轻人承认当局的权力，而没有什么保留。现在百分之七十的人说，如果他们不同意，他们就没有必要听从主管人的命令。”
某些专家说，工作道德不复存在了。然而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已对努力工作失去了兴趣。
新的价值标准甚至也使老工人的态度改变了一些。年过五十五岁的男人目前正在以空前高的速度退出劳动大军。查尔斯·罗兹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六十岁了，是咨询保险公司的一名经理，他很快就要退休去华盛顿办一个农场。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得出了这种结论：我们不喜欢紧张的城市生活”。他们想要得到什么？美国公民自由同盟常常是新的社会事业的预言者。它说，它现在承办的最大的案子就是工人控告雇主。美国公民自由同盟的负责人格拉泽说：“我不怀疑在本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争取雇员权利的运动。”
国会和州议会听到的工人的抱怨也增加了，这些工人希望政府干预诸如开除、解雇和人事档案保存等雇用方面的问题。
任何东西似乎都无法阻止人们抱有这种期望。甚至连出现衰退也阻止不了。一九七五年，在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扬克洛维奇公司所测验的工人中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利享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
扬克洛维奇调查公司的副总经理林海姆说，绝大多数工人认为他们有权利享受优厚的工资待遇、保健福利和保险，得到学习津贴，在财务方面得到咨询意见，得到法律上的帮助以及其它许多福利待遇。
退休的福利待遇现在尤为重要，甚至对于年轻的工人也是这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正在要求汽车公司增加目前领年金的人的福利待遇，以帮助他们免遭通货膨胀的打击。
除了福利之外，工人们还争论说，他们有权在制订公司政策方面拥有较大的发言权。林海姆说：“人们看来要说的是，‘老板在作出决定前应先同我谈谈。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数字。要把我当作人。要听听我的意见’。”
尽管美国的宪法限制了政府对公民的控制权，但是并没限制雇主的权力。他们可以由于工人行使宪法规定享有的大部分权利而加以解雇，这是合法的。例如，纽约州的一名工人在几年前被开除了，因为他支持弹劾尼克松总统。
然而，在类似的情况下被开除而去法院上告的工人日益增多。一些科学团体现在筹备了法律保护基金以便援助那些由于公开反对公司的政策而被解雇的科学家。
州立密执安大学劳工和工业关系学院院长斯蒂伯估计，每年被不正当地开除的美国工人多达五十万人。因此，一些劳工、消费者和环境保护组织不久将要求国会制订给予所有被开除的工人上诉权的法案。
保守私人秘密是工人们的另一个普遍谈论的问题。哈里斯联合公司最近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民意测验调查过的公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二期望雇主制定一项保守他们人事档案中的私人秘密的政策。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主张制定一项允许雇员查阅他们自己档案的法律。
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缅因州、密执安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已通过了保护雇员私人秘密的法律。国会以及其它许多州议会正在考虑制订类似的法律。最后，工人们正在逼迫他们的雇主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和作出比较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密执安大学的研究报告发现，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以上，对工作时间表示完全满意的人不到百分之六。
一些工会普通会员在去年三月联合起来组成了各工会争取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委员会。这个组织已说服众议员科尼尔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把每周工作时间三十五小时订为全国标准。资方反应如何某工厂的一名青年工人想请一天假去钓鱼。当他的请求遭到老板的拒绝时，他还是去了。惩罚是：再休息两天，但不发工资。
这是因袭保守的资方所作出的典型反应。但是现在这种作法还行得通吗？许多专家认为行不通。劳资关系分析人员布朗宁说：“这是完全无意义的。两天不上班对这家伙来说是一种奖赏，并不是惩罚。”
许多公司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管理年轻工人。例如，通用汽车公司采用不确定时间的假日，雇员想什么时候休息都可以，试图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旷工现象。研究雇员权利问题的专家韦斯廷估计，全国雇用工人最多的公司中现在有二百多家正在试验新的处理劳资关系方法。有些公司只允许工人发表他们的意见，另外一些公司则让雇员们参加作出决定的工作。
千百万工人也在争取把工作的时间安排得比较灵活一些。在洛杉矶珀泰克计算机公司，资方最近已同意了雇员们提出的每周工作四天、时间共为四十个小时的建议。
专家们估计，一些名副其实的工人参加管理计划所包括的工人总共还不到一万人。通用汽车公司设在纽约州塔里敦的装配厂实行的计划是最成功的计划之一。自一九七○年首次允许工人在分配工作方面发挥作用以来，这个厂已从公司中产量最低的厂上升为产量最高的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