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寻找办法替代传统的防止空气污染的强制性措施：一种是采取污染“抵消”，一种是建立污染“信用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二十日文章】题：环境保护局设法刺激美国遵守关于排出废物的规定，方法包括把新鲜空气作为商品“买卖”
自从开始净化受污染的空气以来，美国人一直通过赋税和一些产品的提价为净化空气付出代价。
现在美国环境保护局想采取进一步的步骤，把新鲜空气变为一种“新商品”，可以买卖、储蓄，甚至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出售。环境保护局的迈克尔·莱文解释说：“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排出物减少到切实可行的最低水平是符合每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的。”
这是环境保护局三年计划的最低目标，该局准备用三年的时间找到一些办法来替代环境管理方面传统的“命令和强制执行”的想法。他们认为，这对于提高控制污染的效率和减少控制污染的开支是必不可少的。该局负责计划和管理的助理局长威廉·德雷顿认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走进死胡同”。德雷顿解释说，工业的增长使污染的来源增加了，为了达到和保持空气的质量标准，必须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排出废物的标准。
传统的管理办法有：规定每一种产生污染的设备可排出的标准；监视所有的污染源；把那些不遵守规定的人送交法院。但是环境保护局的专家认为，这种办法有一些弊病。
管理费用很大；制定的规定太笼统，不能很好地适应各种情况；不能刺激工厂把排出量降低到规定的标准以下。
因为有这些问题，环境保护局正在试验新的管理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去年十二月制定的，它叫做“泡沫理论”。过去那种硬性规定的办法是给一个工厂的每道工序规定排出标准，现在环境保护局是给整个工厂搞一个设想的“泡沫”，规定全部工序的排出量。
这样，如果工厂能够提出一种花钱较少的达到排出标准的办法，而“在环境保护方面能起同样作用并能公正地实行”，环境保护局就批准执行。
德雷顿解释说：“这样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鼓励工厂工程师对他的工作作根本的改革，而不是简单地在烟囱上加控制污染的设备。”
另一种办法是一九七七年开始实行的，环境保护局同意在没有达到污染控制标准的地区采取污染“抵消”。例如，如果一个新工厂希望进入这样的地区，它必须让该地区的其它污染者把它们的排出量减少得超过新工厂将会排出的数量。或者是，如果一个公司在同一个空气流域有两个类似的工厂，它可以以一个低于排出标准的工厂去抵消另一个高于排出标准的工厂。
到目前为止，环境保护局已经批准了六百三十个这样的抵消申请，但是只有二十七个申请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为了给两个公司之间的交易提供方便，环境保护局鼓励建立银行以买卖和经纪污染“信用卡”。如果一个工厂可以以较少的代价减少排出量，或者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在减少工厂的污染方面有了一项发明。公司可以向银行出卖一张证明减少污染的信用卡。对那些超过污染规定标准的新工厂，则必须向银行购买污染信用卡。
通过对这些信用卡进行贴现——让买者“购买”卖者由于减少排出量而没有使用的那部分定量
——这种商业效果总的来说将会减少空气污染。
德雷顿说：“这样会使私营企业找出最有效的办法来减少污染。”
【合众国际社罗得西亚维多利亚瀑布一月二十六日电】罗伯特·盖斯的工作是养殖整个非洲最凶猛的食人动物。
斯潘塞河鳄鱼养殖场场主盖斯说：我们正设法帮助野生的鳄鱼，并使这个工作有利可图。
鳄鱼是非洲食人动物之王，每年，它吞没几百名非洲部族成员：到浑浊的河里取水的小孩、渔夫、游泳者。
罗得西亚国立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部的鳄鱼专家戴维·布莱克说：“在非洲，鳄鱼伤害的人比任何其他动物伤害的人都多。它是机会主义者，几乎任何活的东西都吃。”
科学家们说，鳄鱼在非洲河流和湖泊的生态系统中是重要的一环。它有助于保持禽、鱼和其他爬行动物之间的自古以来的平衡。
但是，现在鳄鱼是一种处境岌岌可危的动物，它在人类手下可能很快要绝种。二十年来，因为人们要得到它们的皮而大量捕杀它。
这就是盖斯为什么养殖这种七百磅重动物的原因。
罗得西亚的鳄鱼专家展开了一场独一无二的计划：既挽救这种动物，同时又防止农民受到它们致命的危害。
盖斯的鳄鱼养殖场在专门建筑的池塘里养殖了四千多条鳄鱼。
其目的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把商业利润和生态保护结合了起来。
盖斯说：“成千上万条鳄鱼是出于商业性的理由而宰杀的。它们的皮最后在欧洲用来作鞋和钱包”。
“但是，由于只限于让商人在养殖场取得鳄鱼皮，因此就几乎使得猎人不再猎杀野生的这种爬行动物了”。
盖斯说，“如果商人能够以较好的价格从得到准许的养殖场买到较好的鳄鱼皮，他就会不再同偷猎者进行交易了。”
斯潘塞河是罗得西亚四个鳄鱼养殖场之一。这个养殖场的大多数鳄鱼都将为提供鳄鱼皮而被宰杀。但是，至少有百分之十的鳄鱼将被放回到野外，以帮助恢复原有的自然数量。
【西班牙《国家报》二月四日报道】马德里市政府最近采取了减少大气和环境污染的紧急措施。从去年十二月四日零点开始生效的七点措施是：
一、禁止十四时至二十二时之外的其他时间内使用液体或固体燃料取暖或加热。这种限制不包括医院中心、养老院、学校和幼儿园。违反规定者罚款二万五千比塞塔（约合人民币七百元——本刊注），情节严重者要查封或没收锅炉和其他加热装置。
二、装、卸各种饮料和零售货物必须在上午九点半至下午四点期间进行，以错开车辆运行高峰，减少拥挤和污染。
三、违反交通规则，即给运行增加困难、并排停车、在马路上摆摊售货或装、卸货物等，一律罚款五千比塞塔或吊销驾驶证一至三个月。在装、卸区必须使用城市用的起重机，不许乱用别的工具。
四、那些排放出烟、气或污染量超过规定标准的汽车一律停止在市内行驶。这种汽车必须在市政府指定的公路上行驶，不能擅自驶进市区。
五、设在马德里市区的工厂，必须使用污染程度最小的燃料或能源，并且立即改造燃烧方式，不许放出大量烟尘。必须加强更有效的具体措施，疏通各种污水管道和适当增加排水出口。准备好固体燃料存放处，装箱加盖，保证不污染环境和空气，但最多不超过用六天的数量。
那些有助于增加污染指数的工厂必须减少其活动时间。无论那个公司，只要违抗，就应受到法律制裁。如果造成较大的污染，政府将下令停止那些企业的生产，并按其造成的损失大小予以赔偿。
六、严格禁止燃烧任何一种固体剩余物或其他废物，否则视情节轻重予以罚款。
七、市政府要求市民要千方百计避免和减少造成污染的各种活动，对那些保护环境有成绩的人将予以奖励。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二月一日报道】美国海上救险专家决定利用鸽子来寻找遇难的失踪者。
为此，他们训练这种视力敏锐的鸟类识别国际通用的救生衣的橙黄颜色。
然后，将三只鸽子分别放在笼子里，笼子放在透明的树脂玻璃罩里，挂在搜索遇难者的直升飞机机身下面。每只鸽子的视野宽达一百二十度。一旦鸽子看到远处橙黄色的斑点，它便用嘴叩击微型开关。
作为“报酬”，鸽子可以啄到几粒谷子，而驾驶员由此便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寻找。
可是，在总结那段经验以前，还得提一下我那个大腹便便的长信封，里面塞满了剪下来而尚未整理出的晚期的孙中山先生邮票，有多种式样（纸张也不同）与价格。其中，百元、千元的邮票不计其数，万元以上的有一万、二万、五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以至最高额的一百万元——不知还有比此更大的数目？最初，我寻出一连五张（四张五万元一张二万元）从航空信封上撕下的邮票，上有（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天津邮戳，合邮资二十二万元。但此尚不足为奇，我另有一连三张一百万、五十万、二十万元的邮票，共邮资一百七十万元。这封信的价值之高，应该打破一切记录，但可惜邮戳打得不清楚，认不出年月日，只知道是上海发出的。我也保存着好几个有历史意义的完整的信封，其中一个航空信封，是剧作家杨村彬自上海寄来美国的，上有孙中山先生邮票三枚（二万、五万、十万），共合邮资十七万元，邮戳上寄信日期为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这些邮票与信封，都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在佛州冬园ＷｉｎｔｅｒＰａｒｋ与康州新港ＮｅｗＨａｖｅｎ时所积存的，随收随藏，没有整理出来。至此，也就结束了我的第一期三十年（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始）汇集国邮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最使我怀念而动感情的，是在集邮期间家人给我的帮忙与鼓励。最初，在青少年时，父亲（即柳亚子先生——本刊注）是我集邮的同志和支持者。差不多当时我所有的旧邮票，中外一样，都是他给我的。他有一个习惯，凡是友人（他交游广天下）来信，总是连信封一并保存，如此数十年来，积存了好几只箱子。当我弄邮票的时候，他就为我从箱子及抽屜里找出成百上千的信封，把邮票剪下来给我，并帮我做检对、取舍、辨别、品相的工作。如发现一枚前所未有的邮票时，他同我一样地高兴。他对我的帮助，始终没有间断过。当我于一九三二年自美返国，在天津教书时，他还继续供给我一些朋友们为他搜集的邮票。现在我已寻到的，有八个“上海市通志馆”（他做过馆长）与十个“南社纪念会”（设在上海市通志馆）信封，里面装着香港、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邮票，都是从父亲那里拿来的。此时，我的太太也成为我集邮的第二个协助者。她总是帮着把我们接到的信上的邮票，那些不常见或外国来的邮票，剪下来，历年来也积有成数。抗战胜利那天，她也同我到邮局去排队。等到抗战结束，我们预备来美期间，我的女儿也加入了这个集邮集团。这有我太太的一本通信簿兼邮票簿（上面贴有十余种纪念邮票），与我女儿的两册，有六百多个邮票（其中有中国、满洲、蒙古、日本、香港、菲律宾，与欧美）的“拍纸簿”为证。她那时不过八、九岁，可说是一个小集邮家，可惜来美后没有继续下去。
我的集邮第二期的三十年（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是在美国过的，所搜集的主要亦为美国邮票。这类工作分两种：保存旧邮票，与购买新邮票。由于这长期的习惯——三十年如一日——家中到处都有剪下或撕下的旧邮票，先在饭桌或书桌上露相，随即失踪于信封、口袋、抽屜、箱子内，有如在前面所提到的。这种“搜集”而不“整理”的办法，为我第二期集邮的特点，与第一期的成绩比较，不免相形见绌了。
三十年中所积存的邮票，实在不少。现在旧梦重温，把那些约略地翻阅一下，却显得光怪陆离的有趣。先说我买来的美国纪念邮票，就在百种以上，其中有三、四、五、六、八、十、十三，以至十五分的，可见在这三十年内普通一封信资随着物价上涨了五倍，而涨得最快的还是最近几年。举例言之，我集的圣诞邮票，在一九六二年尚是四分，一九六三年五分，无年份的八分，一九七五年十分，一九七六年十三分，到去年就已十五分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一张为纪念中华民国五十周年而发行的四分蓝色邮票，上有“中华民国”四字；两旁另有两行小字。
此期所集的加拿大、南美与欧洲各国的邮票，也比早期为丰富。我们去过南欧与北欧，但未购置邮票。我们也曾三游加勒比海一带在水上闪耀有如宝石的岛屿（即从前所谓西印度群岛），去了十几处（就是没有到古巴）。那边的风光真美，海水的碧绿与天空的蔚蓝相映着，有奇异的走兽飞禽，稀有的美丽花卉，与服装特殊的土著，这些景物被美化在邮票的图样上，引诱我作一次破例的搜集。我买了几十枚可爱的邮票，余兴未衰，上岸后就去找专门招揽游客，买本地特产、风景片等的铺子，但是没有邮票。又走上十几条街道，找到邮政局，用我不成熟的法语告诉局员要买些纪念邮票。他很耐心地从各个信封内找出各种色彩鲜艳的邮票，包在蜡纸内给我。当时很高兴这次的收获，那知回到船上打开来一看，原来我所买的都是些法国的纪念邮票！（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