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时代》周报二月一日一期报道】题：喝茶兄弟和毛的信徒，在联邦共和国越来越多的人打算学中文
在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联邦共和国时事情变得清楚了，那就是在我们这儿仍然缺乏中文翻译。因为外交部没有雇用德国的汉学家当陪同人员和翻译，而是雇用了多年来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和半中国人，从讲师到女大学生都有。
在十五年前，汉学还被看作是一门与世隔绝的胡思乱想者的学科，一位教授喝着茶，点着香，向两个门徒介绍唐诗的奥秘，这种印象是完全确切的。对文化历史的强烈兴趣，用毛笔写漂亮文字的欲望，同时也学习语言，对中国的艺术——当然是古代艺术——的热爱和对中国哲学的钦佩，这些是六十年代前期汉学家的主要动机。
他们受到“正常”大学生的嘲笑，说他们是“喝茶兄弟”。当时在慕尼黑和汉堡也设了两个汉语正教授职位，担任这两个职位的都姓弗兰克。由于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日益增长，赫伯特·弗兰克和沃尔夫冈·弗兰克要求科学委员会提出增加汉学选学科目的建议。因为汉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是研究当代情况的——即使它有一段时间是殖民学的一部分）在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后陷入了死胡同。毛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使得几乎不可能对中国进行与当代情况相联系的研究。直到那个时候古典文学在选学科目中处于首位，这就不奇怪了。到六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各个大学里设置了十四个新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单位。
汉学家的就业机会大大地增加了。整个一代年轻的科学家在这些新的机构中找到了工作。
由于大学生暴动，由于对中国文化革命感兴趣，六十年代末听汉学专题讲座的不再只是“喝茶兄弟”，而且也有毛的信徒。特别是在慕尼黑和柏林，德国的文化革命者控制了舞台。
如果在十年前每个学期的新生大约是八至十名的话，那么现在有三十至四十名了。蒂宾根的蒂勒曼·格林教授说，两年来初学者的人数是稳定的。
初学者首先表现得对欧洲以外的文化感兴趣。例如汉斯·威廉·许特，他今天在汉堡汉学教研室工作。他原来是打算学习非洲语的，但他在蒂宾根的莱布尼茨学院从事一年的全面学习时接触了中文，并且以后没有放弃；这也是因为他不想让第一年的时间和劳动白花了。库尼希在语言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以致他与他的教员赵永亮和他的大学女友安内特·扎班一起写了一本教科书：《德国人学中文》。这本书是从德国的语法概念出发解释中国语言结构的一次尝试
——一次成功的尝试。
这部书在六十二课课文中解释了语言的基本结构。人们可以学到一千零七十二个基础单词，这些词汇是由七百八十七个字组成的。掌握了这些，就能借助一部字典继续学习，也能够表达中国旅行中的日常小事。
汉学在职业上有什么用呢？汉堡的教员宽于谦是抱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联邦共和国在今后几年对汉学家的需要量将日益增加。但不需要“只懂汉学的汉学家”，因为对他们来说在科学研究所里只有少量的位置。现在缺少把自然科学或技术专业与中文结合在一起的大学生。人们预言，这样的大学生有最好的前途，因为在中国安装技术设备，如目前在武汉安装德国的钢铁厂需要这样的人。大量的对华贸易才刚刚开始。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大众汽车厂基金会的研究计划也考虑到了对有中文知识的各种行业的专业人员的需要。在速成班中采用了多种办法学习中文，速成班每四周有二十人参加，有四名教师整天授课。我也参加了这些速成班。在一期短训班中我们完成了整个学期的课程。参加者是杂七杂八的：其中有专门研究中国货币的钱币学家，艺术历史学家，将为一家公司在中国谈判合同的律师，为参加广交会想学习几个词汇的商人，最后还有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人种学者。
蒂勒曼·格林说，汉学又离开了象牙塔，这一点“我们最后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因为毛使得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有了声望。因此，学汉学的人
——过去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美艺术的爱好者——今天也有现实的讲究实效的人了。
【香港《明报》三月二十五日文章】题：北京出版《台湾小说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台湾小说选》，这是中国近年实行开放政策的产物。该书收辑了十几位台湾作家的二十多篇作品，出版后成为畅销书。
一位作者指出，这些作品“尽管取材不一，风格不同，但它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继承了‘五四’以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又指出，“这些作品从生活出发，或以粗犷的线条，或以细腻的笔触，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而这正是大陆人民迫切希望了解的”。
《小说选》中陈映真的《将军族》，写寄寓台湾的大陆人三角脸，和台湾省人小瘦丫头这两个卑微人物的爱情悲剧，被认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还有杨青矗、王祯和、黄春明、曾心仪、宋泽莱等人所写的，同样是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现实，而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小说选》中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于梨华的《姐姐的心》，被认为是写得逼真和深刻的作品，对读者能起到一定的认识作用。白先勇在作品中的语言运用，受到很高的评价。有人认为他学习了古典文学的语言技巧，吸取了西方文学语言的某些长处，揉合到他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中去，使得他语言的艺术性较高，具有简练、准确、严谨、生动、流畅的特点，称得上是名家的手笔。在《小说选》中，有些作品再现了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社会生活，如吴浊流的《先生妈》、杨逵的《送报夫》，被称为“抗日文学”。又有些作品，抒发了对大陆同胞的骨肉之情，如方方的《陆军上士陶多泉》，就是描述台湾官兵怀念大陆家乡亲人的。
《小说选》中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王拓的《奖金二○○○元》，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它们塑造了具有精神力量的正面人物的形象，这些人物对于改变自己的处境表现了非凡的勇气，替人民喊出了不平的呼声。
《台湾小说选》的出版，被称为给百花园增添了一束素美的新花。这一束新花既然受到赞赏，同类的花朵将会继续呈现在读者眼前。
【法新社巴塞罗那三月二十七日电】今天获悉，西班牙画家利塔·戈雅的一幅画《利塔
·戈雅画像》在巴塞罗那以八百八十万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即相当于五百五十万法郎的高价拍卖了。
《利塔·戈雅画像》是一幅绘在长四十五，宽三十二厘米的画布上的画。它的起价为七百万比塞塔。
【台湾《联合报》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文章】（作者：柳无忌）在我国发行邮票一百周年纪念时，我愿以怀旧的心情，追述我在半个世纪以上集邮的嗜好、经过，并以事实证明其中的乐趣，与历史上的价值。这里，值得首先提出的，虽然经历抗战期间流离颠沛的生活，虽然初来美时我们只带一些简单的行李，在美的三十余年中又屡次搬家，我从中学就开始搜集，而累积至今日的邮票，却全部保存着没有遗失。那是十分幸运的，比起我的其他物件来，如我自己写的书籍与稿子，在身边的就很少。当然，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无可计数的各式样的邮票，至今仍杂乱无章地塞在信封内，簿子里，匣子中，书桌的抽屜角落，没有归宿与安居的地方。它们耐心地等待着有那一天，我将以有暇的心情，把它们从那些幽闭的处所解放出来，重见光明，整齐地、有条理地贴上新的漂亮的邮票簿子。可是，自我退休以来，已将有三年之久，这个“暇”字并未来临，也尚无确切的日期，也许要在十年以后。无奈，姑草此文，以安慰那些被弃置疏忽的小宝贝，以为来日为它们做整理工作的先声。我国的邮票，自一八七八年开始发行；我国的邮政，自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中间经过二十五，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以至去年的一百周年（每次都曾发行纪念邮票，我大部份都有），可谓一个盛大的纪念。在我个人，这一百年中（如以邮政总局成立计算，事实上只有八十二年）竟有六十年之多，曾从事邮票的搜集，日积月累，以至于今，也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次，当我们自印第安纳州搬家，清理积存十七年的箱箧中旧物时，就发现好几本值得珍贵的旧邮票簿子，以及装满邮票的信封、口袋，有的在上面还盖上邮局戳印，以及寄信人的姓名、地址。这些清楚地表明我搜集邮票的年代；它们也打开了我的为岁月所弄糊涂的记忆力，一幕一幕地昭示着我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所作集邮的努力，因而使我怀念着、憧憬着当时的工作情况。
事实证明，当我在上海圣约翰青年会学校读书时，已对集邮发生兴趣。那是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期间，我正好十三、四岁。原来在这次搬家中，我找到了两册四吋阔，六吋半长的练习簿１上有中英文的学校名字；一本上还有我当时的英文姓名。后页有一张英文的上课时间表，知道我当时读的有英文文法、读本、作文、地理、历史、代数、科学，以及圣经。可是，在这两册练习簿里，没有笔记，只夹杂着一些邮票，中西各国都有。更妙的，在第一本书的前面（只剩下几张散页），贴上的并不是邮票，而是若干剪成如邮票大小的方块或长方纸，有“中华国耻”，“国民毋忘五九”，“万众一心，共同救国”，“学潮，救国纪念”，“提倡国货”，“勿买日货，永久坚持”等字样，当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所印的。另外，尚有些中华邮政的“快递邮件”，中华民国印花税，“欠资”邮票（内有三枚“大清国邮票”），江苏省卷烟营业税凭证，与“中国国民党党费印花，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发”（共三枚，为叁仙、壹角、贰角）。在当时，这可能是犯禁的。至于那些正式的邮票，原先贴上去的，都已取出放入另一册邮。簿，只留下一些蜡纸的痕迹而已。
我的第二本邮票簿，比较精致漂亮得多了，虽然它的红色假皮封面已有些褪色。它是英国货，书名Ｔｈ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ｏｓｔａｇｅＳｔａｍＰＡＩｂｕｍ，伦敦ＳｔａｎｌｅｙＧｉｂｂｏｎ公司出版。那是一家老牌的铺子，从事邮票交易至此册十九版书印行时，已有八十多年。书中虽无出版年月，却有一条线索，能考订出这是一九三六年。因为，在起首大不列颠帝国邮章的一页上，载着当今的君主是爱德华八世。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国国王，在位不到一年（一九三六年正月至十二月），就被鲍德温宰相迫宫而退位的。书首有四页、五大洲（欧非二洲合在一页）的地图，所列国家、岛屿、殖民地、占领区、特种邮局，共有五百多项的地名索引，可谓洋洋大观。这一本二百页的书，差不多每页都粘上邮票；书后十八页空白纸上，也贴满了我搜集最多的中、日、美、德、匈、奥、波几国的邮票。那些中间，我最不欣赏的是第一次欧战后发行的德国马克邮票，千篇一律的图样，毫无美观；有几张原来二百与一千马克的邮票，都盖上邮戳，增值为二百万（２ｍｉｌｌｉｏｎｅｎ）马克，与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一百万元一张的中国邮票可以相比。（一）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月十四日文章】（作者：安娜·巴齐和格洛乔·巴齐）
在阔别五十四年之后，林风眠于一九七九年又重返巴黎，他举办了一个大型作品展览会，以庆祝他的八十寿辰。他很高兴地向西方人士表明：西方艺术给予中国一位画家多大影响。
林风眠在青少年时期是以中国传统的画法开始学习绘画的。十八岁他就远渡重洋去欧洲旅行并学习。画家对他的指点及他多次到藏画博物馆去参观浏览，使他在内心深处怀有一种要把东西方的美术特点融合、协调起来的梦想。在他离开巴黎以后这段漫长的年月里，就是本着这种理想不断进行创作和教学的。
在广泛深入研究了中国古典的和现代的艺术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大多是在模仿和临摹他们前辈的作品；由于忽视对生活及自然界的亲身体察，他们就失去了艺术创作的主要源泉。”
林风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希望激起观画人与他做为艺术家而被引起的情感发生共鸣。
林风眠的绘画的特色有一种宁静安详的气度，一派天然，绝无矫揉造作的痕迹，而饱含着青春活力并微微带有一种幽默感。他保留着中国线条的风格、古典画的气质。伟大的历史在他笔下栩栩如生。同时他还运用西方艺术所通用的明暗色采、透视、着色或取得特殊效果的画法。
在巴黎展览会上展出的绘画当中有一张是《秋江》，取材于京剧的一出著名的折子戏，描绘一位美丽的少女恳求老船工渡她过江，去追赶她的情人。它是永恒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