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三月十日一期文章】题：俄国和中国的生活：对比研究（原提要：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确定各自的道路时遵循同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指南，但是一个在两个共产党国家工作过和作过广泛旅行的记者认为，两国的差异是令人震惊和意味深长的。
詹姆斯·华莱士曾任本刊驻莫斯科分社社长达三年之久，现在是本刊驻亚洲首席记者，前不久曾去北京访问。华莱士在下面的通讯中评价了这两个共产党大国普通老百姓的不同态度。）中国人满脸笑容而俄国人紧锁回头尽管俄国人和中国人的面部表情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访问者却往往认为莫斯科和北京看上去没有不同。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也是错的。
两国的首都属于世界上最阴郁的大城市。一年当中除了短暂、明媚的春天和几个星期值得玩赏的秋色以外，黑云总是笼罩着莫斯科，黄沙窒息着北京。
人为的绚丽景色不多，除了莫斯科宏伟的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华丽的紫禁城以外，两个城市里表明丰富多彩的当年帝国遗迹的古物保存下来的也不很多。
现在，两座城市到处矗立着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到处是呈暗灰色的建筑物。
但是莫斯科是一座欧洲城市。在堪称一景的加里宁大街，那里高耸入云的高楼可与美国的城市中心媲美，同时远远超过了目前在中国可以见到的大楼，中国甚至在许多年以后才有可能做到。莫斯科交通实在拥塞不堪。在北京，自行车比比皆是。偶而在中国看到驶过的小车，那也是载着高级官员、外国外交官或者旅游客人。在北京排队加油顶多不过是三辆卡车停在一个加油站上。
莫斯科虽然晚了一些，但却紧紧地跟着西方学时髦。超短裙让位于长到脚面的长裙，接着便风行蓝色紧士裤。中国妇女虽然正在开始试穿短衫，烫头发，可是北京仍旧差不多都是男女一样的蓝色和灰色的毛式制服，妇女头发用橡皮筋扎着猪尾巴辫。
街头景色反映了两国经济的差异。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在军事上可能更为强大一些。它在空间赶上了美国，而且显然能够并且乐于把它的实力投放在远远超出其本国疆界以外的地方。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但是它的十亿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他们使用简易的农具耕种田地。人力和畜力仍是主要的能源来源。中国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但至少尚需十年方能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北京几乎没有能力，显然也不愿意把它有限的军事力量用于向外扩张。
在北京街头，总是热气腾腾、生机勃勃，而这在莫斯科却很少见到，除非在饭店里畅饮了伏特加之后。中国人彼此之间轻松地欢笑，对外国人也笑容可掬。他们在公共汽车上或者站在那里等待交通警换绿灯的时候大声交谈。十多岁的青少年大胆好动，不像多数俄国中学生那样呆头呆脑。在北京，衣服色彩单调，但是眼睛却是亮晶晶的。美国：好争斗的国度，富有的国度每当莫斯科电视放映有关美国的事情，差不多一成不变地集中在生活的落后面——罪恶活动、种族关系紧张、警察暴行或者汽油短缺。在不太久以前，中国人还说美国是帝国主义“纸老虎”。但是如今不再如此了。
最近北京的电视节目有这样的镜头：美国人的起居室附有两个套间，小卧车沿着加利福尼亚的公路飞驰而过，城郊的游泳池以及式样讲究的时装。
播送这样节目的目的就是显示，中国不再害怕让它的人民了解别的国家。
事实上，中国电视时常映出的美国生活要比目前许多美国人的实际生活要好得多，这同俄国人所采取的消极看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谋求变革的劲头在俄国或在中国，同城市和工厂的官员谈话时通常总是以一种请求开始或结束的，即：“请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但是，苏联的官员通常总是由于赞扬味道不够而感到恼怒。西方不偏不倚的判断通常被认为是蓄意的偏见。本刊有一篇报道谈到俄国在战后建造了大批住房，但许多新建筑质量不高，结果遭受到了强烈的抨击，说是“吹毛求疵”。
中国官员和工人听了关于他们需要批评的话，看来是算数的，并决心这样去做，至少在现在来说是这样。一个星期天，在上海锦江俱乐部，一群美国人和中国人发现菜单上的贻贝实际上是蛤肉做的，羊排是牛肉片做的。同服务员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到星期一吃午饭时拟定出了一份新的用英文、法文和中文打字的菜单，这份菜单都是正确的，相互都一样。行动如此之快在中国还很不普遍，一个饭馆的菜单也不会影响国家的命运。但是，它以一种小的但是重要的方式表明中国接受几乎任何一个人对于改进工作的意见和一种谋求变革的劲头，这两种东西苏联通常是没有的，甚至是不提倡这样做的。经过精心安排的访问——有所不同任何一个旅行记者、商人或者旅游者，在中国或俄国参观的大部分东西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而且往往是经过周密安排的。
大部分外国来访者和住在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侨，同当地人民只有有限的非事务性接触。
来访的代表团经常被领去参观同一个公社或者工厂，并且把他们介绍给同样的“典型”居民或工人，这些居民或工人在两年前或者甚至五年前会见过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别的国家的来访者。
但是近来，熟悉这两个国家的旅行者普遍感到，在中国不象在俄国那样感到孤立，也不象在俄国那样经常有秘密警察跟踪。
中国和中国人（至少是在这个务实时期）看来在精神上比俄国和俄国人开朗，也不象俄国和俄国人那样担心一个外国人可能会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
中国有些报刊不许外国人买，而且新闻壁垒也太多了。但是中国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官员）自由坦率地谈话。
中国人既坦率地谈论他们的制度的好处，也谈论困难情况。
有一次外国人突然走进一条穷街陋巷的房屋里，但这一行动并没有在居民当中，也没有在地方和外交部的向导和翻译人员当中引起不安情绪。
一九七六年对苏联阿塞拜疆农村的一次类似的事先安排的访问突然被中止了，因为记者们闯入了“没有准备接待他们”的屋子。当这些外国记者开始拍摄一个附属小屋，而不是拍摄一个美观的家用冰箱的时候，俄国人感到愤慨，一位好奇的来访者发现冰箱里只装着一只洋葱和一大罐水。
以个人资格乘中国国内容机旅行的西方人可以同其他外国人坐在一排。但是在俄国很可能不是这样，有专门留给外国人的专座。这些座位正好是在机翼上边，因此在飞行时几乎看不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
表格、收据、还是表格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有一个似乎永恒不变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随着每张申请表、买东西和其他交易而来的是雪片般的表格、收据和其他纸条。
在小事情上，俄国人最关心一位顾客在付了现金之后是否拿了收据。在中国，一位旅游车司机为了把迷路的人找回来可能会拼命按喇叭。任何一个游客花每一块钱，都得拿了售货员开好的发票，才能离开商店。
回想起当年美国强调阻碍北京，而不是帮助北京的时候，一位美国教授曾说：“如果我们真正想加强中国的力量，那么我们就要给他们六台静电复印机和十船的纸。他们将会把本世纪剩下的时间花在给每个人复印一切东西上。”在莫斯科，售货员绷着脸，在上海却是拼命推销
俄国和中国都远非日本或美国那样的消费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建钢铁厂或制造宇宙火箭，可是却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衬衣和洗衣机的需求。
即使在消费品方面，中苏之间也成了奇怪的对照：俄国的商店里陈列的商品多得多，而中国的商店比较渴望把它们的商品卖出去。
即使在列宁格勒（这大概是苏联最轻松的大城市），零售店的售货员对任何顾客的典型的反应是绷着脸或回答说：“没有货。”人们所需要的东西现在无货，将来也不会有货，尽管这种商品就在柜台后摆着。千百万俄国城市居民习惯于带着“也许用得上的袋子”——一旦碰上难得买到的商品时使用的网兜——在商店外面先排上队，然后才打听店里在卖什么。
中国的店老板竞相出售商品，他们往往竭力要求顾客购买超过他们打算要的东西。
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建成共产党的鼻祖所设想的那种社会。
俄国出现的一则典型的笑话是：要是列宁复活，并且花了一周的时间在莫斯科大街上散步和读报时，他会厌恶地匆忙跑回火车站，搭乘第一趟火车返回瑞士流亡。
但是，同俄国不同，中国故意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不同的道路。
同苏联相反，如果中国大体上能够坚持它目前的方针，它也许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种比较自由的、比较合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美《琼斯杂志》七九年十一月号文章】姆博亚是西方世界的希望。他天生具有作领导人的才能。华盛顿希望他将会在肯尼亚执政，并且会有助于使非洲成为美国商业的牢靠市场。一九六九年他在内罗毕的大街上中弹倒地。一个急救小组对他使用了复苏技术方面最新的一种设备。这是一种美国出口的崭新的设备，叫雷斯克艾尔。当抢救人员看着姆博亚不知不觉地丧生时，他们并不知道美国政府已经下令从美国市场收回这种不可思议的设备，因为已经查明这种设备根本没有什么效用。
姆博亚丧生于雷斯克艾尔之下，这对美国来说也许是一个巧妙的报应，因为至今我们还准许我们的企业领导人大量地出售，主要是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有缺陷的医疗器材、致人死命的药品、人所共知的致癌物质、有毒的农药、污染了的食品以及人们认为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不合格的其它产品。
在姆博亚被暗杀十年后，肯尼亚仍是一个推销不安全、无效用以及污染了的美国产品的大市场。
出口被取缔和危险的产品（《琼斯杂志》把这种作法称为“倾销”），像以往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倾销象以往一样是一笔大买卖。参与其事的不仅有制造厂家和零售商、大批的出口商、货轮、黑市商人以及掮客（他们每年要把估计价值十二亿美元的不安全的商品运往海外），而且还有美国进出口银行——它为大量地倾销商品提供资金，商务部、国务院、财政部——它们在法律上有权制止倾销或对倾销进行控制，可是它们不肯这样做。国会中少数进步议员想设法通过统一的反倾销法，而总统则在暗中拆他们的台。
对于有关倾销的确凿证据以及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人们已经一再提请联邦各机构、国会和白宫注意。现举例如下：
一九七二年，伊拉克人在吃了八千吨小麦和大麦加工的副产品后，有四百人死亡，五千人被送进医院，因为这些小麦和大麦都被喷上了一种有机汞杀菌剂，而在美国，这种药剂已禁止使用。
在埃及，有一批人数未予披露的农民以及一千多头水牛接触到对溴磷之后突然死去。对溴磷是一种化学农药，环境保护局从未对这种农药作过注册登记以便在国内使用，但是这种农药至少向三十个国家出口。
当希尔德宫内避孕器在美国断送了十七名妇女的性命后，制造厂家就不再在国内市场出售了。在美国国内下令收回之后，这种避孕器仍向海外推销，直到现在某些国家仍在普遍使用。
有数百万件童装曾用了一种叫特里斯的含有致癌物质的防火剂进行处理，因而被美国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取消在国内市场出售的资格，但却被运往海外销售。人们不知究竟有多少儿童可能会因此得上癌症。
一种婴儿用的奶头会使婴儿窒息而死。自从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提出禁止出售以来，至少有五家厂商已向国外出口了四十五万个这种奶头。
类似上述那种特别丑恶的倾销行为，偶而也会引起有良心的美国人的注意。然而大多数倾销活动是在国家之间正常的迅速而又顺利的贸易往来中不声不响地进行着。倾销不仅仅限于化学药品和消费产品。当职业安全和保健局宣布某公司的生产设施和工业设备不合格时，厂商往往是干脆关闭这个工厂，把它搬到墨西哥或牙买加，而在那里实际上是不存在职业保健标准的。甚至还倾销整个技术。在美国，核动力不久看来必定会被列入“危险”一类，现今却正在向菲律宾和印度这些能源奇缺的国家倾。
有许多会致人残废和死亡的其它消费品的数量没有显出减少的迹象。因此，列入各种被取缔产品和危险产品清单的产品数量必然会增加，其结果必然会使倾销成为八十年代的一项重大的国际问题。
政府保护倾销商。在调查本文中写的种种情况时，我们同无数的政府机构和部门中无数的官员们谈过话，他们当中有些人坦率地表示反对倾销。他们愿意告诉我们有关受污染的食品、婴儿用的奶头、农药以及药品向海外倾销的情况。他们往往晓得每种产品出口到哪些国家，出口多少。但是他们从来不肯告诉我们商标的名称、制造厂商或出口商的名字。答复总是千篇一律的：“对不起，这涉及业主的情报……，贸易方面的秘密……，社团的机密情报。”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政府给予倾销商的保护决非只是这种掩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