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5日参考消息 第2版

    说中国在经济上正涌现出一些新现象;中国领导人坚信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
    【瑞典《瑞典日报》10月5日刊登贡纳尔·菲尔塞特的一篇文章】题:邓的长征(原编者按:革命狂热已在中国绝迹。新中国的建设将靠努力工作和利润的效力,而毛的红小书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弃旧图新的路口。一旦中国领导人试图把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结合进共产党的计划经济,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试验便将展开。中国的强有力人物邓小平已经为中国制定出了前进的路线。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又最后确定了中国新长征的路线。中国不久就将开始审判包括江青在内的激进派四人帮。
    另外,中国还将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极一时的思想下最后的定义。)
    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开始了一次新的长征,其目标则是:在2000年之前实现现代化。
    没有哪条前进的道路是没有危险的,但是对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不存在着后退之路的,他们非常愿意学习西方国家的经验。
    现在,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中国的新道路将通向何方。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目前所认识的这个中国是可以发生根本的变化的。
    最近,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出了运用利润、经济鼓励、市场力量和竞争等手段的号召。
    人们立刻对号召作出了响应。
    商店里出现了一阵自发的购买浪潮。在百货公司里,一些商品很快就会销售一空,尤其是手表、录音机、电扇,还有日本造和中国造的电视机这些奢侈品更畅销。
    一位年轻人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前评论道:“人们相信的是较美好的生活、较高的奖金和较多的钱。他们已不再担心把积蓄下来的钱花掉。”
    看来,盒式录音机是年轻人所追求的东西,但是,人们还想有色彩较为丰富的服装、太阳眼镜、廉价的电子吉他和不仅仅局限于书籍和报刊的洋货。
    商业广告肯定也在造成当今中国年轻人追求物质享受更甚于追求革命理想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广告在过去的一年里征服了中国——不只是通过电视,中国和外国的公司都在用日本手表和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雪花膏等各种各样商品引诱着电视观众们。
    北京大街两旁的大广告牌越来越多,霓虹灯广告也越来越普遍。
    中国政府想试图把一些经过很大考验的资本主义东西结合进共产党的计划经济。
    个人积极性将受到鼓励,各工厂之间将展开竞争。
    人们将评价各经济领域里的工作,无论它们是否赢利。迄今为止,中国衡量企业的标准是看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但对成本或质量却是不考虑的。
    邓小平说,大型的集体化农业生产是不实际的。
    目前,他们很可能在致力于推行较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单位。
    当前,中国似乎在经济方面正涌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它在准备重新公布有关竞争和供求等方面经济法的同时,还实行了直接的税收制,这可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遭。
    一位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说:“中国人是满意的,因为他们现在得到的东西要比过去所得到的多,但是他们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还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新的改革政策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有所增长,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疑问:北京的领导人是否能放手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使各项改革措施真正具有效力?数百万几乎一点专业知识也没有的官僚们是否将真能贯彻执行改革计划?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过剩的落后农业国将怎样负担现代化的费用呢?
    无论北京的领导人将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都将坚信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呢?其速度是怎样的呢?以及为现代化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中国人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现代化的进程不可能使一般的中国人都能拥有一辆小汽车,所有的家庭也不是都能买得起彩色电视机。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在这个福利平均的国家里,人们的生产水平将能因此而有所提高。


    【香港《大公报》10月23日刊登美国航讯】(作者:董鼎山)题:在北京坐汽车
    一个北欧作家谈论他在中国二次旅游的经验。
    1965年时,他初到北京,某次坐汽车出外观光,偶然问及这辆汽车是何处制造,随行的译员和司机很骄傲的告诉他,汽车是中国自制的,虽然质量尚不能与欧美或日本制造的汽车相比,但是他们很觉自豪,因为中国已不必在这方面(机械工程所需的)向外国大量进口。
    1977年时,他第二次访中国,在汽车中与司机闲谈。说到中国工业现代化,这位北欧作家说,中国已能自制汽车,很不错。不料这位司机很轻蔑的回答,他所开的是上海牌汽车,如果可选择,他宁愿开“奔驰”牌汽车。
    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作家罗斯
    ·特里尔最近到北京访问回来,在八月号《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他的见闻与观感。
    有一晚特里尔在一个外国友人家中要叫汽车回旅馆。这外国人的太太精操华语。她打电话叫车后,特里尔问她,“他们为何先要问你国籍?”
    女主人苦笑的说:“‘这是因为如果你是中国人,他们不会派汽车给你。”
    我本人就有这种类似的经验。两年前,我在北京旅行住在华侨大厦,叫一辆出租汽车,要费很多时间等候。可是半年前住在北京饭店时,就没有这类不便。
    某次我和亲友在西单的四川饭店吃饭出来,到附近一个停了很多出租汽车的汽车站叫车。车站管理人将我打量一下,瞪眼说,这些汽车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华裔外人不能算数。我们必须等待由别处遣来的车子。这一等就浪费了四十多分钟。
    另有一次,到一个出租汽车站叫车。管理人说,可以,给你一辆吉普车如何?不然没有。
    我只要可以代步的工具就行了,当然毫不在乎吉普车或红旗牌。轿车显然是留给“真正的”外国人的。服务人员好象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一副“势利”眼光。在北京,坐汽车要分“阶级”。
    在北京,单是坐汽车就要发生这些复杂的问题。
    我有三个简单的口号:现代化不应伤害自尊心。现代化不要创造“阶级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


    说目前国际木材供求方面存在着三项有待解决的问题,即:木材价格标准、供应制度、运输与工费问题
    【台湾《经济日报》10月24日文章】题:世界木材供应将日形短缺
    根据统计,目前世界对木材的需求,每年已达到七千九百八十万立方米,而木材生产国能供应的数量仅达到六千五百万立方米左右。估计至1985年,全球对木材的需求量将会提高至九千九百七十万立方米,或竟超过一亿立方米的大关。但是,木材生产国的供应量大约仅能达到八千万立方米而已,而且其中七千二百九十万立方米来自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印尼预计将能提供五千万立方米,马来西亚约七百万立方米。
    木材生产国已领悟到把原木加工输出,不但能增加国家收益,又可为国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木材生产国终于限制原木出口数量,而造成木材供求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平衡,以致影响到许多依赖木材原料的工业产生恐慌。大致来说,生产木材的国家多属于开发中国家,他们需要利用天然资源来谋求建设资金,因此,认为过量的采伐应该受到限制,木材应该受到有计划的保护。因此,“东南亚木产国协会”屡次向使用木材的消费国家提醒,世界对原木供求的不平衡,是因为目前产木国家正面临诸如采伐费昂贵,运输的燃料价格提高,工资升涨,通货膨胀和税赋负重等问题,而造成成本的高涨,木材价格自必逐步提高。
    该协会呼吁使用木材的国家,能即研究和妥善运用其它较次等品种的木材。而以目前情况来说,协会希望木材使用国家能把其木材加工业迁移到产木国家来兴办,同时,亦希望各国对木材,尤其是原木的需求量尽可能配合既有的供应情况上。
    国际木材供求,原木来源越形短缺与木价直线上涨,对生产国家有其利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一些资金雄厚的买方大事抢购。因此,不能单独观察目前的情况,更重要的是顾及将来可能的发展,使东南亚木材的使用与销售问题,有个具体的计划安排,乃是生产与消费者双方面所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国际木材供求方面存在着三项有待解决的问题:即木材价格标准;供应制度;和运输与工费问题。木材定价必须使产销两方均能接受的价格作为标准;供应行政管理务需制订一项合理的,对双方面均有利的制度;至于安排原木的采伐与使用,更需顾及双方国民利益为依归;木材运输依时到达与工资平稳,将减轻成本负担,而使木价走稳,将使贸易两方均能满意。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木材输出国家,目前正在加强监督和减少原木的出口量,使国内木价更形稳定。一般认为,倘若能与消费国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势将更减少过渡时期将面对的各种困难,同时亦将使国际木材供求更形平稳下去。
    印尼是世界最大的森林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木材输出国之一。自从七十年代开始,木材即成为印尼仅次于石油而占第二大的输出商品。印尼在1979年输出木材共值九亿九千七百万美元,木材占印尼全部出口商品输出的18.8%。
    过去印尼木材输出原木占90—93%,但自1977年以后,为增加木材收入,大力发展国内加工业,已减少原木出口。
    据统计,印尼森林达全国总面积的63%,其中39%(约四千七百万公顷)林地是属于“富有生产能力”的森林地带,估计这个地带每年能生产四千七百万立方米原木。
    印尼具有商业价值的热带灌木达十多种。至1976年为止,在印尼森林事业方面投资的国内外企业达375家,单就外国投资企业就达百家以上,全部投资额达三千八百二十亿盾,但外国资本占了二千五百亿盾以上。输入印尼木材最大宗的按次序是日本、美国、南韩、台湾、新加坡、意大利、荷兰、澳大利亚、西德、印度、菲律宾、香港、加拿大、纽西兰、波兰、法国、英国、罗马尼亚、埃及、伊朗、马来西亚和中东多国。


    【巴西《圣保罗州报》9月13日报道】题:加拿大,同特权进行严峻斗争
    若干年来,加拿大政府一直力图通过规章制度和道德法规来解决公务人员和私人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使那些牵扯到部长、议员和受到国家某些照顾的商人们的丑闻不占据报纸的若干版面了。加拿大新闻界经常详细地公布一些最大的丑闻。
    1973年,特鲁多总理为部长们确定了初步的规定。根据这项规定,联邦政府部长在任期内,无权管理自己的财产,应当从个人财产中解脱出来,或者把它们委托给一家金融企业。但是汽车和住宅除外。内阁成员和所有的根据法令任命的官员也必须定期提交有关全部财产的报告。
    监督1974年,在魁北克省,一起牵扯到省主席的事件引起制定一项特别规定。以“‘典型私通事件”闻名的那次事件把主席夫人家族的一个企业的商业活动公布于众。这家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合同。
    1976年11月,当现任省主席勒内·莱韦克就职时,他禁止政府的所有官员、部长和议会助理人员接受企业经理送的圣诞节礼品。在政府中,很久以来,接受礼品已经是合法的。这次部长们收到的所有礼品都退回去了。
    住宅魁北克省其他地区选出的众议员有权享受政府租用的住宅。议长在议会大厦拥有一套住房。但是,只有当会议延续到深夜时,才能使用。议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国家总理在渥太华拥有一座专用住宅,它也用于接待国家元首和当局人士。在魁北克省,供总理使用的那套住房多年来未被占用,因为条件太差了。
    工资在魁北克省,一位低级官员每年工资7千加拿大元(38万克鲁赛罗),总理每年工资是8万加拿大元(420万克鲁赛罗)。差别在于总理的工资当中已经包括免税的数额,部长和议长的工资也是如此的(每年7万)。
    只有部长和议长才拥有配备司机的官方汽车。政府不支付汽油费、不支付政治家的其他个人开支。据现任议长克莱芒·里夏尔说,甚至于就是为了要更换议会餐厅的地毯,他也必须证明地毯是十分陈旧了,并且要提出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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