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青年都在奋发读书和学习，“四化”变成了青年用武之地和奋斗目标，中国对自己的未来是有信心的
【西班牙共党报纸《工人世界》第８７期文章】题：在中国的青年中
副题：同访华归来的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成员座谈（原编者按：由何塞
·帕劳、佩德罗·塞古拉和何塞·奥加利亚组成的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代表团，应中国共青团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个代表团是第一次访问中国，也是首次纳入中共和西共关系正常化的史册。）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的组织在文化革命时期全解散了；１９７７年又得到恢复。塞古拉说，目前，新团组织的团员及干部，在年龄方面出现了差别，多数幸存者都是超龄团员。但是，在动乱的十年中，组织上发生的破裂基本上已得到弥合。目前中国政府奉行一种迅速提拔年轻干部的政策。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上和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奥加利亚说，“三十二、三岁的青年人领导拥有数千名工人的重要工厂，简直使我们感到吃惊。”中国共青团现有团员４，８００万，这些都是工作好或在研究上有贡献的青年人。
奥加利亚说，“中国是一个完全懂得用自己的革命和独立取得胜利的国家”；“这个了不起的国家十分重视一位西方的访问者。无论是旅馆还是家庭，都热烈欢迎我们停留和参观。中国人民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民族，尤其是青年人，奋发读书和学习。这不仅从学校中可以看出，从街道上也能见到。在中国，几亿青年中，有２００多万大学生，这个比例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看到，三三两两或为数更多的青年人坐在街道两旁，在一个路灯下读书、看报或钻研学术问题，兴趣很浓。这大概是因电力不足或是在家中不能读书……”
他继续说，“青年人受到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培养。道德、传统及其习惯形成了他的抵御西方恶习、防止殖民主义化和维护中国人民前进、发展自己文化的全部文化遗产。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宝贵的遗产。”
“目前，中国的青年人都读些什么书？”据奥加利亚和塞古拉说，“好象多数青年人读的是短篇或长篇小说；不少青年人在进行某种研究和攻读专业书籍。现在，开始出版或发行前一个时期禁止的不少小说，其中也有翻译小说，而且出现日益增多的趋势，不管怎么说，青年人对中国历史充满了极大的兴趣，也许这与讨厌过去那种简单化的政治宣传有关；或者说，他们认为这是取得更多知识的唯一材料。从书摊上看，历史小说、故事和经典著作等重新再版的不少。在学习的课题中，英语也比较突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都在学外语，而且教学方法也多种多样。”
奥加利亚说，“在长时间的旅行中，政治性交谈不少，但是，给人的印象是平等的，丝毫感觉不到有强加于人。陪同访问的领导人和中国高级领导人，在整个访问期间都向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阐述了中国的新方针和今后遵’循的政治路线。”奥加利亚说，“给我们印象较深的词句是‘四个现代化’。今后几年，大学生的人数将增加一倍以上；中学的数目也将迅速增加。如果说过去的技术发展仅为军事上需要，那么今后中国将会弥补其缺陷，即全面提高技术水平。
“的确，四个现代化变成了青年用武之地和奋斗的目标。”
中国的义务教育一般到１８岁。从这个年龄起，青年人大都开始工作。在这个国家，不是所有青年从学校毕业后马上就有一个工作岗位，恐怕过几年才可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据陪同访问的中国人说，在文化革命时期和“四人帮”时候，没有为青年人创造更多就业的场所。尽管现在每年为青年人创造７００多万个就业场所，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中国正在想各种方法为他们安置就业。
两位代表团成员还谈到中国的领导人和如何进行集体领导。他们说，目前，“在中国是党、政分开。过去则是权力完全集中在某一人手中。总之，给我们的印象是，无论如何，中国也不会再回到文化革命动乱的那种年代。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是有信心的。”
【英国《观察家》十月五日刊登斯·米克和托·雷恩斯写的文章】中国人喜欢看电影。对他们来说，电影就象报纸或电台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宣传工具。但是，在“四人帮”时期不但禁止放映外国电影，还禁锢了一九六五年以前摄制的几乎所有中国电影。自从打倒四人帮以来，好奇的观众成群结队地去看象《哈姆雷特》、《尼罗河上的惨案》和《车队》这类进口影片。他们还开始了解或重新了解他们自己的电影遗产：黑暗降临之前摄制的戏剧片、讽刺片、音乐片和喜剧片。
促使我们到中国来的正是后者。我们的目的是为本月在国家电影院举办中国电影调查会挑选几部有代表性的影片。到三个星期的深入观察结束的时候，显然几部影片是不够的。我们发现，至少从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地位，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对中国电影的了解简直太肤浅了。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中国的电影细腻地反映了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取胜以前中国动乱的政治历史；同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社会主义电影主要是大胆地反映前一辈人的工作。
没有花多长时间我们认出了演员赵丹。他在两部最早的电影（《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中演主角。
这两部影片都是一九三七年摄制的。同时他在后来的电影中又出现了，他的名望和演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
在看过他演的电影和中国近三十年摄制电影的情况后，无需别人说服，我们也相信赵丹是一位优秀电影演员。
我们看得越多，这位电影“明星”就显得越突出。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挑选对象限制在三十部影片之内。
影片太多了不能一一放映，但是太少了又代表不了整个国家电影事业四十五年来的发展情况。
也许三十部影片足以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电影所产生的这样一种看法，即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电影只是反映脸色红润的摆着跳芭蕾舞姿态的战士的事。
这种形象只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拍摄的电影中才有。
不过，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是，许多电影抛掉了丰富多彩的传统而搞干巴巴的政治说教。
【本刊讯】沈从文的《从文散文选》已在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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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期以来，古巴当局在经济体制、工资制度和市场供应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并初步收到了一些效果。
这些措施是在古巴内外交困，经济呆滞，物价上涨，市场萧条，各种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奇缺，从而引起广大人民强烈不满的情况下采取的。
古巴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年初，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改组。在这次被称作“政治地震”的政府改组中，撤换和调整了几十名政府部长和大批省级领导干部。目前，古巴各级领导机构的调整工作仍在进行中。与此同时，古巴当局还加快了推行新的“经济计划领导体制”的步伐，强调实行经济核算，定额管理，奖金制度，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合同招工”等措施的重要性，并抛出一部分高价商品在“平行市场”销售，开放了农民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
在古巴当局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资、物价和市场供应几个方面。
今年３月，古巴当局公布了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决定对实行了近２０年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为此，国家将拿出６亿比索的巨额款项，用来增加职工工资。今年９月，古巴当局又宣布，在糖价大幅度回升的情况下，决定拿出１亿比索，增加糖业工人的工资。目前，古巴各地正在进行调整工资的准备工作。根据新的工资制度，广大职工的工资将普遍有所增加。但工资增加的幅度将极不平衡。市场供应、物价调整和工资改革是当前古巴人民最为关心和议论最多的问题。
目前，古巴的商品流通有三种合法形式：（１）国营商店的定量配给制；（２）由国家开放的“平行市场”；（３）农民自由市场。此外，古巴各地还存在大量的非法黑市。
多年来，古巴在食品、服装、日用品等方面，对居民实行凭本定量供应。各种定量供应的商品，多年来不但没有增加，有些反而有所减少。人民由于基本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只好到黑市买些东西，以备急需。
古巴当局为了应付这种局面，陆续抛出一些商品，在国营商店开辟了“平行市场”，出售供居民自由选购的高价商品。此外，还在今年４月公布了６６号法令，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农民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把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自由出售。开放自由市场对活跃市场经济、调济人民生活起了一定辅助作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古巴的经济困难，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缺吃少穿是古巴领导集团十多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所以，尽管古巴当局采取了上述种种改革措施，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古巴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当前，古巴人民所面临的一个困难仍然是食品和日用品严重缺乏和“平行市场”、农民自由市场的各种物品价格太高的问题。据了解，在“平行市场”，每一包烟要１．６比索（定量供应价格为０．２比索），一公升牛奶０．８比索（定量价格０．２比索），一罐植物油（３磅左右）２５比索。一条裙子５０比索，一条裤子２５—３０比索。这种在国营商店出售高价商品的作法，引起了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有的说“这是对人民的剥削”。有的说，“这是对现行货币的不尊重”。
至于农民自由市场各种物品的价格更是十分昂贵。一磅咖啡１５比索，一支雪茄２比索，一磅猪肉５比索。因此，绝大多数工资收入低的劳动者只能望洋兴叹，不敢问津。一些古巴人气愤地说，“开放平行市场和农民自由市场，只对极少数工资收入高的人有好处，而对大多数工资收入低的人等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遭受更加严重的剥削”。
据古巴报刊报道，古巴共产党将于年底举行“二大”。目前古巴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会议的召开，希望古巴当局在这次会议上能拿出一些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实际办法来。
（许天鸣寄自哈瓦那）
【墨西哥《消息报》８月２日文章】题：古巴国内生产总值没有增长
和许多人想的相反，在卡斯特罗之前，古巴在我们大陆上曾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按每人平均收入占第三位），仅仅低于美国，超过像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目前，每人的平均收入是９１０美元（１９７７年），同年，墨西哥每人的平均收入是１，０２０美元，哥斯达黎加每人的平均收入是１，２４０美元。
按每人平均收入计算，在本大陆总共２３个国家中，古巴占第１３位，但在近２０年前它是第一类国家之一。
最近，有人企图把卡斯特罗主义的发展样板引进中美洲国家，理由是以此可以把它们从贫困与非正义中解脱出来。这件事情促使我们把古巴经济的增长同中美洲的经济作一个比较。
１９６０—１９７７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洪都拉斯，５％；萨尔瓦多，１．８％；尽管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府受到许多谴责，但是还增长了２．５％；危地马拉，２．８％，哥斯达黎加，３．２％；巴拿马，３．５％。至于这个对输出革命和显示成就相当感兴趣的美洲国家古巴，、每年的增长率却为负０．４％，是美洲增长率为负数的唯一国家和在世界上也是增长率为负数的几个少数国家之一！（见１９７９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
另一则广为流行的陈腐的神话是，现在所有的古巴人都有饭吃，而且越来越好。如果以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的粮食生产为基础，那么我们看
到，从１９７５到１９７７年，粮食平均增长的百分率是：萨尔瓦多为１１％。危地马拉为６％，尼加拉瓜为３％，巴拿马也为３％，哥斯达黎加为１３％，而古巴和基础年相比，粮食生产增长率却为负１４％（减产１４％）（见１９７９年世界银行统计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