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2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印报托北京11月15日电】中国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可以在谈判桌上、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会谈得到解决。
    这番话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昨天在这里同印报托记者进行一小时的谈话时讲的。
    韩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将来是可以解决的。”
    记者问:一直有人提出指责,说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一些分裂主义者是由中国训练和武装的。
    答: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认为你们政府对这个问题知道得更清楚。
    记者问中国同其它国家和印度的共产党是否有关系,韩先生说:“我们支持共产党,同他们当中的许多党有关系。然而,我们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他们都是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情的。”
    韩认为,巴基斯坦在军事上不可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危险,因为巴基斯坦同印度比起来是一个小国。
    记者问及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韩说,中国不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但是它一直支持这个运动。他说:“我们认为不结盟运动是好的,将有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有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问:亚洲和亚洲地区以外的许多评论家都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相互竞争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有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政治制度和发展方针。
    答: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被称之为竞争的。我们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也许我们在建设国家方面有不同的方法。这不能叫竞争。


    中国工艺品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草织品小组(由两人组成)去年八月来比利时安特卫普常驻推销山东省的草织品(主要是用玉米皮编织的手提包和草毯两种商品)以来,工作很有成效。
    这个小组在到今年八月为止的一年内,推销了大量的草织品。记者在比利时各城市采访过程中,从超级市场、百货商店到杂货铺、马路地摊,到处都可以看到山东的草织品。此外,他们还以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为立足点,直接向邻近的荷兰、法国、西德和卢森堡供货(从安特卫普发货)。同时,他们还与英国、丹麦、芬兰、意大利、西班牙的客户洽谈交易,签订合同(从国内发货)。
    近一年来,国内外贸体制改革后,从中央各部到地方,派到比利时来的贸易小组不少,但成功的不太多,失败的却不少。山东草织品小组是成功的一例。记者在与他们交谈过程中,感到他们的成功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比利时有一定的经营草织品的基础。比利时过去就有几家进口商经营山东的草织品,每年的贸易额达二百万美元左右,而草织品作为实用的手工艺品价廉物美,一般消费者比较欢迎。在这个基础上,草织品小组作进一步努力,就比较容易打开局面。
    二、开支少。安特卫普的福纳斯公司免费给草织品小组提供办公室和仓库,租给他们住房的租金也比较低。加上小组两位同志作风也比较俭朴,一年来全部开支很少。
    三、注意同比利时进口商的关系。草织品小组来以前,一般都是将草织品卖给比利时进口商,由进口商卖给批发商,然后再由批发商卖给零售商。一只草织手提包卖到消费者手里的价格为三美元左右,约相当于我出口价的四倍。草织品小组来了以后,仍将货卖给进口商,不直接供应批发商或零售商。这样做使他们继续有利可图,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从表面上看,我们卖价低了一些,但进口商积极性高了,销售量大了。
    四、共同体对草织品进口没有限制,我国内货源没有问题,供货比较及时,质量也有一定保证。现在,比利时和邻近国家的客户看好样品后,两三天就能从安特卫普发货(国内平均每月有两批货到安特卫普),不像过去到广交会订货半年后才能到货。
    五、草织品小组两位同志都懂外语。他们的外语虽然不那么精,但是可以应酬、谈买卖、讨价还价。不像有的贸易小组那样,还要带翻译,能拍板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不能拍板。
    目前,草织手提包在比利时推销已接近饱和,如果国内在草织提包的款式品种上不作更新,这项买卖较难进一步发展。(陆亨俊寄自布鲁塞尔)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10月13日一期)、《世界报》(10月9日)、瑞士《新苏黎世报》(9月24日)分别载文谈波兰党政干部、特别是一些高干的特权生活情况,综述如下:
    波兰总检察院目前正在受理100多起重大贪污案件。最严重的诈骗犯是:
    前国家电视委员会主席什切潘斯基(中央委员,议员)。他在近八年的任职期间,搜刮了共产党国家无法想象的财富。他有两座宫殿式房屋、四所别墅,在华沙另有多处公寓。有两架普通飞机和一架直升飞机、七辆汽车、两艘远洋游艇。在波罗的海沿岸有一个高级旅馆,在查科帕奈疗养地有一带饭庄的寓所。还有两个饲养场、一个乳酪厂、一个肉铺和一个面包房。
    他在西方几家银行有数百万美元存款,并有很多西方工业股票。在易尔宾有一座舒适的森林房舍,在肯尼亚有狩猎用房子,在爱琴海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幢带花园的平房。这些都是专供他度周末和度假用的。
    在华沙霍茹夫这个地方有一个供男性按摩用的私人蒸汽浴俱乐部和普通观众不能接近的脱衣舞舞剧院,以便用来娱悦这位“电视沙皇”和他的宾客们的身心。所需费用都由国家付给,而这笔钱本来是要用作电视台职工的社会扶持金、酬金和拍片支出的。
    什切潘斯基还从肯尼亚搞进了四个黑女人侍候他,在他办公室房边的放映室里有900部西方和东方的色情影片。当然,所有这些财富并非他一人享用。
    国营米奈克斯进出口公司前经理特朗斯基是另一个仗权聚财的骗子手。同谋者是他的老婆特拉萨,还有建筑部长阿丹姆·格拉朱尔,外贸部长奥尔谢夫斯基,关税总局局长多斯陀也夫斯基。这伙人搞了国家40亿兹罗提(约合一亿三千万美元)。仅特朗斯基夫妇从米奈克斯进出口公司的西方商业伙伴那儿就接受了100多万美元的贿赂,并侵吞了四十七万三千三百七十马克和三十一万一千四百八十五美元。特朗斯基在伦敦有一笔存款和一所与姘头同居的寓所。他给建筑部长也造了一座伪装成建筑工业训练中心的豪华别墅,就和盖莱克住宅紧挨着。建别墅用的是高度熟练工人,用美元支付工资。该别墅用米奈克斯公司按时从法国进口的鲜花装饰。他还给前总理雅罗谢维奇夫人送去一个奢侈的玫瑰红坐浴盆。现在66个证人正在为此作证。
    什切潘斯基财富的秘密清单早在格但斯克船坞里传看。在8月份罢工期间,工人们还掌握了波兰其他高干搞特权的材料。比如前副总理佩卡,在他代表政府去格但斯克谈判时,罢工工人问他有多少座乡间别墅,他支吾其词,十分尴尬。莱什诺省省长斯·拉道什则从事倒卖汽车购买证的勾当。前计委主席(政治局委员)弗热什奇克,一人就拥有12辆汽车,其中三辆出租给别人。
    前总理雅罗谢维奇有10幢住宅,经营六块土地。他儿子是赛车司机,是数起犯罪案件的主犯。这位花花公子占有国家一座别墅(在华沙巴洛诺瓦大街8号),里面的设备是法国建筑师给安装的。他的停车场上有两辆‘‘兰奇亚”牌赛车和两辆“阿尔发罗梅奥”牌小汽车。他年收入为200万西德马克(约合110多万美元),而全国每人年平均收入为六千兹罗提(约合一千九百八十多美元)。
    工人们现在了解到,他们上司的工资是他们最低工资的三十几倍。他们看到专用汽车把最讲究的生活用品带进这些权贵的住宅,他们看到了这些权贵狩猎用的围着篱笆或带有豪华别墅的地区越来越大。他们也知道喜欢吹嘘自己矿工历史的盖莱克是坐在高级大理石浴盆里洗澡。华沙“经验与未来”改革俱乐部的一名专家写道:“有一些医院,甚至连绷带和药棉也没有,我们老百姓常常死在走廊上。但是在权贵们住的医院里,有单间,有优秀的医生给护理。权贵们还有特殊商店和专用休养所。我们平民百姓因为没有从人行横道过马路就被罚款,但权贵在喝醉酒的情况下撞死人却不受惩治”。在特朗斯基案件中有一种所谓“埃卡”证件,专门发给名牌汽车司机。持有这种证件的人,警察不得处理他们的酗酒事件,甚至造成伤亡事故都不能处理。
    据波兰知情人估计,波兰300多万党员中,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搞特权。除了楚斯基总检察长宣布的正在加速审理的这100多起重大贪污案件外,另外还有数千起已经调查清楚的中小型案件。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莫查尔手中掌握600至800个高干贪污犯名单。不被指控的高干大概只有四个人:党的首脑卡尼亚,刚回政治局、主管经济的什·奥尔绍夫斯基,重新被起用的塔·格拉勃斯基,和下了台的总理巴比乌赫。
    为什么这批“红色权贵”的贪污案件,现在才为人知晓?华沙的《普世言论报》说,“因为他们占据领导地位,享受特殊的豁免权,不受任何人的监督”。还有的案件是因为上头有庇护人。比如特朗斯基集团案件,其最重要的庇护人之一就是部长会议办公室主任亚努什·维耶佐雷克。此人可能是盖莱克任职期间整个贪污腐化事件的关键人物,但至今未被触动,没有人敢把他揪出来。
    新的领导班子面临的经济困难如山,各方要强行分权。为了挽救所剩无几的信任,仅只承认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是不够的,还必须把那些罪犯提交法庭审判。工人、职员、甚至党的干部都强烈要求进行清洗,要求“立即系统地清除这些蟊贼”。现在,当局已经着手处理民愤大、情节重的贪污腐化分子。什切潘斯基已被开除出党,正被起诉,他的副手、同伙、候补中委埃·帕蒂卡已被逮捕。
    别的人也正在受到调查。人们正在注视着这场清洗过程会进行到何种程度。


    在香港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香港中华总商会,于10月间分别举行了座谈会,会上一些香港商人对1980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提出了一些意见。现综述如下:一、货源短缺,引起商人不满据参加交易会的政协委员反映,这届交易会,一般货源较少,比不上前一届。不少货物品种,买卖双方只是空谈一阵,没有结果。
    一位初次到交易会的珠宝商说,交易会根本没有货供应,但却邀请他前往,简直浪费时间。京果行业的经销商说,往年秋季是京果类货品的登场季节,是交易会交易的重点之一,各口岸公司一般都大力推销,要求香港经销商增加订货。但这一届却一反常态,多数京果品种货源短缺,加上上届交易会签订的数额又多数未交足,所以除个别品种签订新合同外,一般都以旧合同额续约。其它一些土特产、药材也不同程度地出现类似情况,有的只能满足商人需求的20—30%。
    有的商人反映,啤酒、罐头业的一些口岸公司对货源供应量和货价的厘定,事前没有准备好资料,致使洽谈无法进行。也有的口岸公司代表,硬要同一类行业的商人到齐后,才洽谈业务,令一些商人浪费了时间和金钱,而大感不满。二、货品交易混乱,商人表示担心不少商人认为,交易会有关方面宣称某些商品“货源短缺”只是借口,并非事实。
    广东省政协委员郭征甫反映,一名茶叶经销商上午在交易会签订合同时是72吨,下午却要改成40吨。
    他还说,他与广东省政协委员叶若林一起,一向是经销杏仁的,已经十多年了,辛辛苦苦才打开销路,这次竟然说没有货,他们认为,货是有的,只不过落不到他们手里。人大代表汤秉达也说,他一向是经销黄豆的,但最近竟有经纪上门向他兜售黄豆,价钱比他经销的还要低。
    鉴于上述交易混乱情况在港不断涌现,参加交易的人,大多存有戒心,加上最近香港市场不大理想,所以不少商人持观望态度,不敢多买货。他们主要担心:(1)交易会开完后,有的口岸公司把“剩余货品”以低于交易会的价钱卖给另一些商人,就会影响香港市场;(2)交易会完毕后,各省又再各自召开小交会,货品价格会有不同;(3)一些港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取得我出口商品,然后以低于交易会的价格在香港市场出售。三、住宿安排问题这届交易会的住宿安排,有关部门采取了一连串“新措施”。“新措施”规定,参加交易会的商人到广州前要在香港预订房间,如果因事退房,一定要提前48小时。假如预定了5天,只住两天,那么,其余3天只能按原价打8折退回,而且退给客人的钱是人民币,但预订时则以港币支付。广东省人大代表孙城曾说,他的儿子和一位商人合订了胜利宾馆一间房,但当他们到达时,服务员却说他们“来晚了”,房间已出租给别人,两人只好在街上溜跶到天亮。他说,采取预订房间的目的是要做到计划安排,为何又擅自取消客人的预订?
    “新措施”还规定,每一房间,无论是两张、三张或四张床位,一定要有住相同天数的客人,才肯安排。这样,一些彼此不认识的商人,硬被凑在一间房内,很不方便。又规定凡是同房间的,一定要一起办手续,一同进入房间。
    假如是4人同一房间的,就算有8个人先到,服务人员也不让进房。这种死板的做法,简直使人哭笑不得。
    (张爱莲寄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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