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星岛日报》１１月６日消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十三届年会，定今日在富丽华酒店揭幕。本届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日本、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共七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年会主题为《报业人材之训练》。将广泛探讨目前报业人材之训练及供求情况，检讨训练方式，及讨论今后人材之供求问题。
人材训练将分两部分探讨，一为编采人员，一为排印人员。演讲人有二，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及系主任余也鲁先生，及香港浸会学院传理系系主任张国兴先生。他们将就学校训练及在职训练情况发表专题报告。排印人材训练方面，主讲人为关塘工业学院印刷系高级教师陈鸿勋先生。接着为一次综合讨论，题目为《报业人材训练之问题》。
另一专题演讲为《资讯与报纸》，由香港中文大学电子计算系教授乐秀章博士主讲。
各地之会员将作地区报告。
【《香港时报》１１月８日消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１３届年会，昨日圆满闭幕。下届会议将于明年８月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星岛日报》董事长胡仙及台北《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连任正副会长，正副主席亦由《华侨日报》社长岑才生及台北《中华日报》董事长钱震连任。
副会长王惕吾在闭幕礼上致词勉励各同业说：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而有中国人的地方便有中文报纸，因此各同业除了尽新闻责任外，更要为发扬中华文化而努力。
【台湾《大时代》月刊１０月号报道】据美国来客称，已被查封的《美丽岛》杂志，最近已在美国以报纸型态出现，除向广大的华人社区发行外，并免费寄赠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以广宣传。来客指出，《美丽岛》在美复刊，具有多重政治意义：
第一、明白向外界宣告：《美丽岛》集团在台湾虽已因“高雄事件”而基本上瓦解，但在海外的幸存分子仍然不放弃当初创刊的宗旨，要继续为它而奋斗。
第二、“台湾建国联盟”成立后，一度谣传将创办报纸，但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美丽岛》社委的陈婉真，乃决定将《美丽岛》复刊，暂时作为“台建”文宣基地。
来客进一步指出，《美丽岛》在美复刊，证明“台建”的活动已日趋积极，有关当局实不能不特别留意其未来的动向。
【香港《文汇报》１１月５日报道】因为北京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史》，在最近的台湾“汉学会议”中引起了学者们热烈的讨论。因而台湾当局也决定“修纂”《中华民国史》。但是有人却提出《中华民国史》之名，“千万用不得”！
８月３１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发表梁宜生的题为《近代国史的编纂与命名》一文中提出，“但‘中华民国史’之名，却千万用不得！”因为“史家惯例，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在其灭亡后才编修的（所谓“断代史”），二十四史毫无例外；其自修的多是某一方面的史书，书名也必冠“国”字或“皇字”。编《中华民国史》，隐示其朝代已“灭亡”。“不可明知其谬而自闹笑话。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谨为当局三复诵之！”
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名字呢？作者却没有说。
【中央社台北十一月十一日电】台湾警备总部今天宣布，由美回来筹划进行暴力组织，涉嫌叛乱的高浩远，经军事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警总说，高高浩远是台湾省云林县人，二十七岁，利用担任船员工作时潜入美，被「台独」叛国组织吸收，并接受任务回国。
军事检察官在起诉书中说，高浩远回国筹划进行暴力组织，预谋颠覆政府，应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五条参加叛乱组织罪嫌论处。
【《台湾时报》十月二十五日消息】有意角逐第一选区立委的社会人士黄煌雄，于本月十日出版的书《到民主之路》，昨天遭到警总查禁。黄煌雄得到查禁消息后，颇感意外，因为书中所收集的文章都是以前发表过的，发表时没问题，结果出书却遭查禁，令他颇觉意外。
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头３０年和印度独立后４０年，两国国情相似，但发展结果异常不同。主要原因是日本人全力以赴把宝押在自愿协作和自由市场上，印度则依靠中央计划经济
【西德《世界报》９月２７日文章】题：为什么日本人能做到……副题：……为什么印度人却一直不可能做到
我们愿意更详细一点地研究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印度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对照。印度是在它取得独立后的前４０年间的经验，日本是在１８６７年明治维新之后头３０年间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都具有古老的文明和高度的文化水平；每个国家的居民阶层都划分得很细。日本当时是有领主的封建结构，即封建领主和奴隶。印度则有一个以婆罗门教徒为最高阶层和以贱民为最底层的僵硬的社会等级制度。在这两个国家中都出现了一次政治转折，这种转折使得迅速地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成为可能。在这两个国家中有才能的，坚信自己事业的政治家接管了政权。他们充满了民族的自豪并且决心使停滞不前的经济飞速发展，以便把他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大国。
不同的经济条件看来大部分对印度有利，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的早期政府使这个国家几乎完全地与外界隔绝。国际贸易和所有的接触只是限于每年一艘荷兰商船的访问。可以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必须居住在大阪港内的一小块岛屿飞地上。三百年强制性的隔离使得日本对于世界的其它地方毫无所知，并且日本不仅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地落后于西方，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讲和阅读除中文以外的外国话。
印度这方面则幸运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印度就已经取得了很可观的经济发展。在它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在西方国家中特别是在英国受过培训。英国政府给印度留下了拥有经验的和受过良好训练的公共服务人员，现代化的工厂和出色的铁路系统。在１８６７年的日本这一切都没有。尽管印度与西方相比技术水平是落后的，但是这种差距要比１８６７年的日本和当时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来得小。
如何解释这种异常不同的结果呢？观察家指出了不同的社会机构和不同的国民性格。人们认为，宗教的禁忌，社会等级制度以及宿命论的哲学，这一切把印度国民限在传统的枷锁之中。人们背后议论印度人，说他们没有事业心以及懒惰；与此相反，人们却赞扬日本人勤劳，有毅力以及能干。人们说日本人能够很快地消化所有外国的影响并且立即把它变得符合他们自己的需要。
对日本人的这种描述今天可能是对的。但是，在１８６７年却是另外一码事。一位当时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写道，“我们不相信日本将来在某时会富裕起来。除了气候以外，大自然提供给他们的优点，即老百姓的惰性和寻欢作乐的欲望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民族并对很少的东西都会感到满足，所以他们也许不会取得很多的成绩。”另一位则写道：“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中西方提出的和付诸实践的基本原则似乎丧失了它的价值和它的生机勃勃的意义。这些原则逐渐被淹没，并变成了营私舞弊。”
也许今天对于在印度的一些印度人的描述也完全如此，这种描述也许甚至适用于大多数人。但是完全可以肯定这对移居到他乡的印度人来说是不适用的。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一段时间以来在英国，印度人则是卓有成效的企业家，有时还是企业家的核心。印度人时常是带来和促进经济进步的前驱。
就是在印度本国也有这样的飞地，在那里存在着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搞事业的推动力——只要他们能摆脱要命的官僚主义的控制。
印度并不缺少能干的人，不缺少能够取得象日本在１８６７年所取得的那种同样的经济增长的人材，也许他们甚至于能够取得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日本和印度得到不同的结果呢？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同对于西德和东德的解释是一样的。日本明确无误和全力以赴地把宝押在了自愿的协作和自由市场上——按照英国当时的楷模。印度依靠的是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派遣了许多日本人到外国去学习技术。政府把外国的洋专家请回国。政府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都建立了试验部门并且拿出许多钱来用于补贴。但是政府从来没有试图控制或影响总投资或生产结构。国家只是积极参加造船工业和钢铁工业，因为出于军事的原因，国家认为这样做是重要的。国家之所以把这些工业部门保留在自己手里，也是因为这些部门对于私人企业来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并且还需要很高的补贴。补贴对于日本的财力来说是一种负担。它对日本经济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最后是一项国际协定禁止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头三十年后征收超过５％的关税。这种限制对日本人来说完全证明是一种赐福，尽管在当时它激起了人们的勃然大怒。
印度所推行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政策。它的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把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混为一谈。他们按照苏联的样式推行了一系列五年计划，详细的投资方案是这些计划的基础。政府保留了一些生产领域；在一些生产领域允许私人公司参加，但是，只能够在计划的范围内。进口通过关税和限额来调整。出口则通过补贴来调整。自给自足是理想。说这种措施有损于对外贸易，那是多余的。此外还有很详细的和范围很广的外汇控制——这是效率低下和产生特权的一种重要的原因。
政府监督工资和物价。如果人们要建造一座工厂或从事某项投资的话，他必须得到政府的可。一切东西都征税，当然只是在纸上谈谈而已，因为在实际中税收法律被避开了。走私、黑市、各类非法的交易到处都是。
在日本对市场力量的信赖，开发了在人的精力和智慧方面隐藏着的和没有预料到的资源。它也阻止了任何有重大影响的集团有可能拒绝这种机会的作法。这种对市场的信赖迫使人们实行对成绩的严格的考核。如果人们象在印度一样依赖国家的指导，那么首创精神便会遭到毁灭或者是渗透到看不见的渠道里去。国家的控制使大的商业单位和财政单位不受变化的力量的影响。生存下去的标准是官僚主义的批准手续，而不是市场经济的效率。
印度和日本的相反的经验是有意思的，因为它不仅是如此清晰地表明了不同的结果，而且也表明了这两种组织方法，特别还表明这一实际情况，即在所谋求的目标和随后执行的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关系。新的明治维新统治者眼前的目标是，扩大自己国家的力量和重要性；他们对个人的自由不太感兴趣。新印度领导人的目标（强调要为个人的自由服务）同日本人的目标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与他们最终实行的政策就没有那么多共同点了，但是日本今天就是在自由和民主的进步方面也名列前茅；印度是工业上落后的国家，而且就连它的民主也时常遭到独裁专制的威胁。
【日本《朝日新闻》１０月１１日报道】题：台湾乌来——腐蚀山区人的“淫荡旅行”
靠近台湾台北的游览区——乌来，是一个山区土著居民泰雅族人的村庄。但是，由于日本游客增多，卖淫成风，传统的乡村生活已经破坏无余，甚至令人担忧乌来的泰雅族行将灭亡。
乌来在台北东南２７公里的地方，地处红河溪谷，山有瀑布，地有温泉，是风光秀丽的游览区。台湾每年大约接待６０万日本游客。泰雅姑娘们的歌声和舞蹈引人入胜。每天有旅游专车往来于台北和乌来之间。
乌来人口为３，５００人，其中，泰雅族为１，５００人，约占一半。普通人务农，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但从１０年前这里被定为游览区以来，泰雅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剧变。当初，美国兵到这里时，这里的妇女开始卖淫，从几年前起，日本游客取代了美国兵，这里整个村成了卖淫区。现在已由基地卖淫变成了旅游卖淫。
有这样一个调查数字：居住在这个范围的１５０个１５到３０岁的女子中，６０％的人以日本人为对象卖淫，其中一半人现在还在继续操业。
其结果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首先是性病的蔓延。也出现了混血儿的问题。
另一方面，据说人们心灰意冷，也发生了吊儿郎当的丈夫和以卖淫为生的妻子吵架，最后全家自杀的悲惨事件。
虽然收入增加了，但生活堕落了，三十几岁就因身体被摧残死去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