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日参考消息 第2版

    【美国《时代周刊》10月27日一期刊登香港总督麦理浩对记者的谈话】题:麦理浩说:“我们对中国抱有信心”(原编者按:北京政治动荡波及到中国的所有邻国,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如香港感觉强烈。上周,近十年来一直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爵士同本刊记者约翰·泰勒谈到这块英国殖民地的前途以及它同中国的新关系。)泰勒问:邓小平在中国权力的巩固以及他强调对经济实行改革和节制政治的做法对香港有什么影响?麦理浩答:中国最近的政治变革使我们对那个国家有了新的很大的信心。中国的务实的和合情合理的经济政策比起过去的激进和意识形态居先的政策来,使我们对中国的行动要容易预见得多。今天,香港和中国实业家的接触比革命以来任何时候都多。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令人害怕和不可知的地方了。现在,香港居民经常到中国去,在大的节日如中国的春节,有多达20万的人到大陆去。
    问:美国对中国如果采取比较冷淡的态度以及恢复对台湾的同情,那可能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气候产生何种影响?
    答:近十年来,远东最突出的政治行动是中国和美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点对从日本到东盟各国的整个地区,甚至以外的地区产生了稳定的影响,因为这是和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和中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同时出现的。这是一件具有巨大影响的事,我认为,如果发生干扰这一事件的任何事情,那将使人感到十分惋惜。
    问:美国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曾说,如果他当选,他要同台湾重建官方关系,他的这番话对香港的影响如何?
    答:香港的反应反映了中国的反应,那就是对此感到沮丧。对中国人来说,这使得对上海公报的基础产生了怀疑。
    问:自从邓小平上台后,中国对香港的官方立场变了吗?
    答:中国显然有一个同香港政府作为政府交往的决定。除非表明他们准备把香港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来进行交往,否则他们是不会正式邀请我访问北京的。出现这种值得欢迎的态度的同时,中国的几名部长也访问了香港。它表明这是近三年来制订的一项新政策——承认香港是一个中国人想与之接触和做买卖的有益的地方。近在五年以前,政治上还是完全不来往的。中国现在的立场仍然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同时承认:不应该干涉现状。
    问:中国和台湾和解的可能性有多大?
    答:北京对台湾的现行政策是相当值得欢迎的。
    北京已作出保证,如果台湾同大陆统一,将保持台湾的生活水平。台湾有共产党人希望保持的经济和工业。如果中国务实的经济政策坚持下去并且变得更加稳固,如果中国的刻板生活放松一些,我认为,台湾人民是会接受将是他们自然的未来的——如果中国的情况表现出具有吸引力的话。


    【日本《每日新闻》10月17日消息】题:党的领导机构可能也要实行年轻化,王震表明辞去政治局委员的意向
    9月上旬闭幕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等6名副总理辞职,杨静仁等8人晋升为副总理,这作为国务院的年轻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辞去了副总理职务的王震,保留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这次他又表明了辞去党内职务的意向,这作为继国务院之后的党领导机构的年轻化,引起了人们的很大关注。
    王震辞职的意向,是在《人民日报》16日刊登的他的文章中表明的。
    王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是第一个采取具体行动表明辞职意向的,有多少高级干部和他一起辞职,是引人注意的。


    【英《金融时报》10月20日报道】题:中国加速定购船舶
    中国在购买新、旧船只方面的开支正在猛增。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已花了将近7亿美元买了210万载重吨位的旧船。在过去两个月里,还向日本和欧洲的造船厂定购了大量新船。在过去8年里,中国的商船队的规模增加了50%左右。1979年年中,劳埃德船舶登记所估计,中国拥有846艘船只,总的载重吨位为630万。自从那时以来,这支商船队的规模有了相当大的扩大。
    旧船的价格在最近几个月里涨得相当快,中国人现在似乎把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购买新船上。


    【合众国际社广州10月18日电】(记者:保罗·安德森)中国的第一次职业体育比赛只吸引了为数不多的观众,但是它使这个共产党国家走上官员们所希望的、将是有发展前途——而且有利可图——的未来。
    这次50万美元的万宝路广州网球大赛,为将来在中国举行体育比赛奠定了基础。体育官员们希望这种比赛不久将成为世界体育中吸引大量人的比赛。
    运动员、官员和比赛组织者,看来对在中国举行的这第一次职业体育比赛——至少是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以来的第一次——的安排感到满意。
    澳大利亚运动员克利夫·莱切尔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糟。”他在星期四的复赛中以1比6、1比6被吉米·康纳斯击败了。
    他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中国预料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们是做了最坏准备的,这是这里举办的第一次比赛。”
    对运动员们说来,特别是那些未能进入半决赛和决赛的运动员说来,最大的问题是离开中国的出境交通问题。
    10月13日至19日的这次网球比赛恰巧在广州交易会期间举行,交易会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买主和卖主。
    广州接待外国客人的极少的设施在交易会期间一向是挤得满满的,而网球赛参加者和观众的到达使之更加紧张。
    由于从香港到广州的飞机和火车每天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次,因此来往的交通运输总是超载。许多运动员是经过复杂的路线到达广州的。
    尽管遇到交通问题,但是一般说来,运动员们对这个中国南方的主要城市现有的有时是简朴的设施是感到满意的。
    但是,许多运动员对在广东人民体育场的近乎是空的看台前面打球的感受发表了评论,那是一个室外篮球场,为这次比赛改成了网球场。
    来自北京的中国体育服务公司的一位代表说,“网球在中国开展得不普遍,中国没有许多设施,结果很少有人打网球。”
    他说,由于中国人不熟悉网球,因此大多数场次的比赛是很少有人观看,拥有4,000个座位的体育场通常是近乎空荡荡的。
    他希望通过这次广州网球大赛将导致网球在中国能有一个较大的开展,促进中国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


    日本经济所处的困难状况,是世界市场的制约条件八十年代比七十年代变得更为严峻造成的。如上所述,欧洲的集团化倾向将日趋加强,美国今后也将正式展开出口攻势。
    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所采取的立场是容易理解的。说到底,就是欧洲一方面将避免和日美发生竞争,另一方面如何有利地引导它和产油国、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欧洲在现货经济上的竞争力日益衰弱,因此,其战略不得不是外交性的、金融性的。
    美国对苏外交和对阿拉伯外交的拙劣作法,对欧洲特别是对法国和西德来说,倒是值得欢迎的。在金融方面更为重要。这分为欧洲国家引进石油美元的问题和把石油美元借给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东欧国家的问题。
    这就是说,即使国际收支出现赤字,也要设法通过提供贷款来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出口市场。所以需要引进与此相适应的石油美元。提高汇率政策在吸引石油美元的意义上,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不完全奏效时,自诩现在整个欧洲共同体的储备是已超过美国的黄金,就将走上舞台。
    欧洲的这种孤立化倾向,特别是从出口能力的扩大倾向来说,对美国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和日欧在对美国外交的不信任感增大的问题上开始一致起来形成鲜明对照,日美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对于迄今的美欧关系,人们一直是以美国经济趋于衰弱、西德经济健康发展这种认识为前提加以议论的。最近美欧关系恶化,大部分原因也在于欧洲对美国的难以消除的不信任感。但是,实际的经济关系,却是强弱对比正在发生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也就是说美国复活了,而西德在“美国”化。
    日本如何对待美欧关系?在金融方面,石油美元将怎样流动?这些肯定会对八十年代的三极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下)


    【台湾《联合报》9月13日译载新加坡《海峡时报》署名文章】题:美国能向日本学习吗?(原编者按: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远东问题专家洛格尔所著的《日本第一》一书,已被新加坡政府列为部长级官员和高级文官的必读书籍。新加坡《海峡时报》于9月1日刊出两篇读后感。此篇的作者杨亚逊,是新加坡专栏作家。)
    洛格尔对日本的成就印象相当深刻,他认为美国如能学习日本人的经验,则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可能会获得解决的方案。
    日本在发展成一个令人起敬的工业强国的过程中,曾顺利地解决美国目前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洛格尔认为,跟日本曾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化政府机构的方法一样,目前美国也应该向日本学习。
    日本成功的故事早已为世人所熟知。日本的空间有限,而且缺乏资源,它的经济成就和在发展有效的社会机构方面的成功,实在值得借鉴。
    日本成功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重视团体共同的利益。这是洛格尔在分析知识、国家、政治、大公司、教育、社会和犯罪控制等主要的日本制度时所出现的共有特质。
    日本人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知识的追求。
    他们在团体使命感的驱策下终生继续不断的研究,他们把研究当做一种社交活动。
    日本人学习的热忱普及社会各阶层,也是推动进步的力量。不管学习的是一种运动,一种由政府指导的研究,一种“思想库”的活动或商业情报的搜集,他们都以最大的热忱追求知识,而且常常顾到团体的利益。
    这种因素帮助日本建立丰富的资料,使日本人能充分了解全局,然后透过集体的力量,下达合理而完整的决心。
    在日本的事务中国家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政治上独立的有为政府,形成协调全国各种政策的中央机构。
    日本政府采用一种甄选的程序,任用智慧和学识最高、经验最丰富的官员,并且在他们心里灌输一种团体使命感。政府是日本的导航员,领导有益国家的各种政策的建立和执行。
    政府在不抑制民营企业主动精神的前提下,诱导民营企业界,使他们的计划跟国家的远程计划相一致。
    但是民营企业界愿意跟中央领导阶层合作,并不是由于他们乐于遵行法令,而是由于他们相信政府的一切作为对国家最有益。
    同样的,共同利益感深入人心,政府的合作观念和民间不受拘束的主动精神联合起来,成为一股促进日本进步的力量。
    在日本政界,团体的团结和利益的结合构成国会的基础。
    日本成功的缩影,各大公司,是日本社会上以团体为重的另一个例证。
    日本工人以他的工作为荣,是强调团体表现的结果,如果有一个工人怠工,这个团体的工作质量就会降低——他也会被同事看不起。
    日本公司采用终身雇佣的政策,使工人和公司认同,更增强了团体的压力感。
    日本成功的其他部分也一样引人入胜。
    日本的教育制度重视团体的责任。学生在一连串严格的考试中努力争取良好的成绩,不单是由于他个人求好心切,也是由于他对父母亲、教师和学校都有很深的责任感。
    用西方标准看来,日本的福利制度虽然不算太完美,但是公司或社团也具有良好的团体福利。
    日本模式有这样好的成功纪录,好像确能为美国的种种问题提供答案,洛格尔承认美国的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不适于处理目前面对的问题,日本以团体为重的方法,也许值得美国借鉴。
    但是洛格尔说,学习日本也有若干困难。重视团体的成功,忽略个人的利益是日本模式中的重要因素,这种方式在美国不一定行得通。
    从一个明显的成功实例中汲取教训好象很容易,把它的成功因素应用在另一种状况中却未必适宜。
    但是,如果完全弃而不顾,那就太愚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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