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１１月７日译载美《时代》周刊文章】题：宦乡谈教条主义
在中国“文化革命”期间，没有一个社会阶层遭受的灾难比知识分子更大，他们被“红卫兵”尖酸刻薄地称为“臭老九”。全国没有哪几个科学家、作家或教授能逃过“劳动改造”期（指“五七干校”）。很多人饱受折磨，被迫自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说，“多年来我们自己满脑子教条。我们头向地，脚朝天。现在我们开始脚踏实地了。”
宦乡现年７０岁，曾出使好几个欧洲国家，是数千名在邓小平重新掌权后恢复担任要职的知识分子之一。宦乡说，“我们共有八千名研究员。我们的经济研究员同经济部门紧密合作，找出解决无数问题的办法。我们甚至组织了一次关于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的讨论。经过三十年的政治动荡后，我们的思想陷于混乱。特别是年轻人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我们替他们举办公开座谈会来讨论这些事情，以便他们作出自己的结论。”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领导把思想变为现实这项工作的主要机构之一。宦乡说，“我们试图摆脱教条，我们需要从事实出发。”宦乡说，“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我们同东方或西方的学术机构都没有联系。现在我们鼓励同西方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同美国、日本和西欧。”
中国很多青年由于政治动刮而中断教育。宦乡说，“有些人在‘文化革命’中能够自学——他们学习得很努力，但这辈人中的多数是没有知识的。”
宦乡说，有三类人不喜欢中国的新方向，“第一类是愚蠢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任何改变。第二类是受从前的教育毒害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改变。第三类是过度热情的人——他们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宦乡最后说，“在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和因循守旧的人将有一场斗争。但坚持旧观念的人是不能生存下去的。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实验。我们能够走多远？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英国《每日电讯报》１０月１０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格雷厄姆·厄恩肖发自北京的报道】题：中国取消了“外宾专供”的清规
北京执行的那种内、外有别的独特的隔离制度，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之后，现在有所改变。
过去挂着“外宾专供”牌子的商店，大部分都把牌子取下了。
当普通的中国人要买古董和皮毛时，现在也允许他们和外国旅游者及其它外国人同进这样的商店，而那些古玩和皮毛的价格之高是一般北京人根本就买不起的。
然而，许多饭店和旅馆的门对当地的人仍然关闭，有某种特权的人例外。
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位代表抱怨说：“似乎我们把外国人看成比我们自己高一等。例如，不仅外国人吃饭的地方中国人不许就餐，甚至连为外国人准备的厕所也禁止中国人使用。”
且不说使外国人和中国人隔离的那些商店里的物价高得惊人，单就隔离这种作法而论就反映了歧视中国人的原则问题。
过去旧上海一个公园的门口挂着这样一个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件事很多人仍然记忆犹新。
友谊商店是一家专供外国人购买东西的大型商店，在那里外国人的狗没有主人领着也可让其入内，然而中国人却被拒之门外。
这种隔离的制度是通过两种方式实施的。不仅有专供外国人去的地方而中国人不得入内，而且也至少有一家饭店仅供中国人使用而外国人是禁止入内的。
可笑的是那家饭店开设在国际俱乐部的区域之内，俱乐部内的其它设施都是专供外国人的。
【英国《每日快报》１０月２９日刊登珍妮特·利兰德的文章】西方妇女不久前穿的许多华丽服装式样，对中国来说，简直是一种革新。它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里正引起一些人的注目。
不久前，中国姑娘的穿着似乎和男孩一样。这种观念似乎已经有碍于小伙子对姑娘的追求。
世界上所有的姑娘总是要背弃旧的传统，设法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出众。在中国，时髦的服装正在慢慢地兴起。过去三十年，男女都穿一样的肥宽裤子和毛式制服。
中国开设了第一个时装学校。最近经过精心挑选的１５名学生和教师，在北京美术馆首次举办了他们裁制的时装展览。
展出的有化纤制做的男孩海军服，成套的女服，连衣裙及高领羊毛衫。一些参观的人对那些用丝绸做的旗袍式礼服和结婚穿的丝绒礼服都表示赞许。但对另一种有点儿太露肩的服装不太赞成。
模特儿们都涂着口红，头发也是经过精心梳理的。
中国领导人鼓励服装上的创新。他们不仅想要男女穿得好一些，而且也许认为从中可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中国已成为纺织品主要出口国，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
直到现在，中国出口的纺织品主要是这方面的原料，因为已经感到出口过时的服装是不受欢迎的。中国在鼓励当地的服装设计人员，显然是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赚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外汇。
【合众国际社北京１１月４日电】中国已开办了它的第一所时装学校。
同时，在报纸上，已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辩论，讨论什么是“真正的美”，以及时装是否是中国十亿人民所需要的。迄今为止，大多数人仍然穿着清一色的干部服。
今年九月间，北京开办了时装设计学校，作为中央美术工艺研究所的一个院系。
年轻的设计家相信，他们能够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设计服装上开辟出一条新路。
说除了职工大会、生产会议和人民监督岗外，作业队长委员会成了劳动人民参加生产管理的新的重要形式
【塔斯社莫斯科１０月１３日电】题：工人参加管理
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诺维科夫写道：
“卡卢加涡轮机厂”生产联合公司（俄罗斯中部）准备生产一种新机器。这种机器的设计受到了鉴定人的称赞，并得到专家们的好评。
但是这个设计方案在联合公司科技委员会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时，一些与会者——作业队的领导人指出涡轮机不完全符合工艺。在加工这种机器的部件时，很多优质钢成了废屑。因此，它们建议修改涡轮机的结构。
联合公司科技委员会的委员们表示支持工人们。机器设计图被送回设计师手中进行修改。这件事不过是苏联工人在企业中积极参加企业生产安排的很多例子之一。在卡卢加联合公司成立了由总经理主持的作业队长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代表该企业各主要生产部门的４０名最熟练的工人。
委员会研究与完成计划有关的重大问题，制定旨在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劳动和生产纪律的建议。经企业领导批准的队长委员会的决定具有同联合公司总经理的命令一样的效力。
今天，在国家的许多企业中都有类似的委员会。由劳动人民主动成立的这种委员会，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的竞赛，宣传先进经验。
企业领导对队长委员会的产生给予肯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使行政机关完成任务更加容易了。除了职工大会、经常召开的生产会议和人民监督岗外，队长委员会成了劳动人民参加生产管理的新的重要形式。
【本刊讯】莫斯科消息：１０月下旬苏联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经济问题是这两个会的中心议题。从官方公布的材料看，第十个五年计划和今年年度计划的主要指标都难以完成；今年农业歉收；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从莫斯科的国营商店和自由市场看，食品和日用品的短缺现象相当严重。１０月２５日，《真理报》就两个会发表题为《为了人民的福利》的社论，其它报纸均加以转载。随后《真理报》和《消息报》就努力完成计划、农业生产、住房建设和科学为生产服务等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社论。
１０月３１日《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题为《计划的纪律》。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１）制订计划首先要遵守计划的纪律，要及时把指标下达给执行者；（２）修改计划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失调；（３）不能按合同和定货提供产品。文章透露今年上半年２００种最主要产品只完成供货的一半，而轻工业部少交产品达１０亿卢布。
３０日《消息报》在头版发表库尔斯克州四个厂长来信，提出重工业企业生产日用品问题。这涉及到缺乏必要的加工机器、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多头领导等问题。同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在讨论工农综合体时提出低产单位增产得奖，而高产保持原状则不能得奖等不合理的制度问题。
１０月份各报重视报道农业的秋收秋种。谷物已收完。哈萨克交售１０亿普特（１，６４０万吨）谷物受到表扬。好几个州因挖出的甜菜各有近百万吨堆在地里待运而受到批评。今年苏棉花丰收。农业宣传鼓励发展私人副业，尤其是把奶牛、小猪分给私人饲养。《消息报》刊登读者来信，建议成立“退休人员同志会”，协助增加肉、蜂蜜和蔬菜生产。《苏维埃俄罗斯报》、《文学报》重又呼吁节约面包，批评用面包喂牲口。
工业方面，报刊强调节约燃料和原料、加强劳动纪律（古比雪夫一工厂去年开除１５５人，今年九个月开除１８９人）和完成生产计划。报刊提出了《开展２６个突击周献给２６大》的口号，《消息报》每周发表综述，表扬完成任务好的集体和个人。木材和纸张生产情况不好，中央报纸分别发表文章。《真理报》透露今年纸张生产只能满足需要的一半，造纸工业的新建项目只有４０％达到设计水平。煤的生产情况也不好。
报纸还批评商品质量差。《文学报》说，去年１／３的电视机出售后返修，今年上半年废品率洗衣机为１２．９％，电冰箱为１４％，录音机为１０．５％，收音机高达２４％。《消息报》指出，“许多需要的商品，柜台上没有”，“而滞销品的数量却下降缓慢”。《真理报》的读者来信则说有的食品店以多出售酒来完成计划，造成醉鬼成灾。《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了远东捕鱼中的问题：由于干部流动，运输紧张，渔船在海洋和港口的时间过长，严重影响了鱼的产量。
此外，《苏维埃俄罗斯报》报道俄罗斯联邦限制在城市中饲养猫狗，规定狗的主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１５卢布以下的费用。据透露，仅列宁格勒市民饲养的小动物就要吃掉两个大型国营农场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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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还谈到苏联每年有１００万次离婚，使２５０万人（包括子女）受到离婚影响。（唐修哲寄自莫斯科）
【法新社莫斯科１０月２７日电】在食品杂货店、肉店或牛奶及乳制品店门前排队的苏联家庭主妇们都很注意地读了刊登在共产党报纸《真理报》上的报道……，“食品供应仍然是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
在苏联各商店外排长队的惯常现象今天决没有过时。莫斯科人从没有外出不带买东西的网线袋的，他们作好了准备，希望顺便买到任何可以买到的东西——也许是市场上突然运到的新鲜水果、或某一个区里出售的牛排、或者仅仅是一些今年少见的土豆。
在２１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主席本人也对日常食品严重短缺表示遗憾。他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承认，苏联各城市的食品，尤其是肉类和牛奶的供应不足。
勃列日涅夫要求那些“不敏感的官员们”在１９８１年集中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他承认“不能”把歉收和由此造成的食品短缺“仅仅归咎于气候恶劣”。
苏联在食品生产困难方面，有许多原因。它们包括：农业集体化。甚至在革命后的６３年，农业集体化还没有真正奏效。没有完全掌握好各个重工业部门。常常混乱的分配制度，这意味着，市场上预期不到何时运来商品，以及明显的周期性短缺现象。例如：莫斯科现在完全见不到柑桔、柠檬和莴苣，但是商店的柜台上却堆满了南瓜。
美国对苏联的粮食禁运加上苏联１９８０年的歉收（估计只有１８，１００万吨而不是预期的２３，５００万吨的收成）可能意味着，１９８１年对苏联消费者来说将是不妙的一年。
一些西方观察家指出，由于粮食短缺，要增加牛的存栏数会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