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１０月２６日刊登肖然的文章】题：北京婚姻介绍所见闻
听说北京朝阳区成立了一个婚姻介绍所，这可是个新鲜事儿。我抽了个空，去那里看看。这一看，竟使我大开眼界。在这里，人们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了解各种各样的问题……热闹的小院那天是个星期日，整个日坛公园里游人不算多，但是位于展览厅院内的婚姻介绍所却是热闹非凡。离得老远，就先看见了红墙院外大门两侧聚集的人群，他们是看贴在那里的介绍所简章的。进了小小的四合院，绿树下站着的，长椅上坐着的，围成一堆聊天的和来来回回蹓跶的人们，使小院显得十分拥挤。两处登记室的窗户外，更站满了向里张望的人们。为了室内的登记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管理人员用一张大桌子堵在门口，凡来登记者均在室外排队等候，依次地向里面放人。
男女是分开两室登记的。有意思的是在“女同志登记室”外，挤满了好几层小伙子。管理人员不得不用绳子把他们围在一定距离之外。可这么小的“禁区”，根本挡不住小伙子们厉害的眼睛，它们是不会放过每一个进出的姑娘的。更有甚者，竟敢把头伸入“禁区”，侧耳偷听姑娘们的悄悄话。女孩子脸皮本来就薄，那堪与这么多异性的眼睛对视，难怪有些人只好低着头、捂着脸挤过人群了。为青年做点好事这个婚姻介绍所是北京市的第一炮，由共青团朝阳区委和区妇联的朋友们利用业余时间开办的。团委副书记余先生说，他们是想脚踏实地为青年做点好事，解决一些青年男女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介绍方式大体是这样：凡来登记求偶者，每人交相片两张和一定的手续费（本刊注：本刊１０月１０日所登《北京的婚姻介绍所六角钱找一个对象》一文，其中的“六角钱”与该所简章不符。欲了解简章者，请与北京市朝阳区婚姻介绍所联系），填一张包括个人及家庭情况，对另一方有何要求等项目的详细表格。然后由工作人员从这些档案材料中挑选条件基本符合，年貌相当的异性，分别征求意见，如双方都无异议，再约定时间，正式介绍。此外，介绍所还为求偶者组织相应的活动，以增加接触了解的机会。形形式式婚姻介绍所原本是为青年而办，但是到这里的并不都是青年。就我所见，年龄最大的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头了，他是想找一位合适的老伴，一起安度晚年。当然，也有很年轻的。一位一九五八年生的小伙子，看起来平平常常，填登记表的时候，他却用工作证盖住自己的相片，唯恐别人窥见。原来相片上的他，烫着一头卷发，着西服，系领带，外加一副墨镜。显然，这是他最得意的“大照”，但又感到毕竟有些过于“时髦”，不得不遮遮掩掩。至于那些中年人，有的是一九五八年被错戴了右派帽子，改正后欣然前来寻求迟开的爱情花朵；有的不幸中年丧妻，一家老小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盼望赶快添个贤内助。不管是老是少，他们大都是诚心诚意而来，满怀希望而来。
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单纯的婚姻介绍所。这个地方，集青年、恋爱、婚姻，家庭等诸多社会问题于一堂。有志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者，来这里必将大有所获。“困难户”在这里，人们把三十岁上下尚未有意中人的青年谑称为“困难户”。跨入这一行列的青年，大体可分为“客观型”和“主观型”两大类。
前者系指由于客观条件从中作梗，好事难成。有一位三十岁的卫生学校实验员，“文革”中因写了一本诗集，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一九七八年平反昭雪，但在一些尚有余悸的人们中，仍被视为“异端”，有的姑娘一听到他这段历史，先就不寒而栗，推说要回家商量，饱经世故的二老再一劝阻，自然就不会再有下文。他倒很理解这些姑娘的心情：“一个人找一个伴侣，为何不找个稳妥些的人，而去找个历史造成的‘英雄’呢？谁知这里埋藏着什么样的隐患？谁能保证这颗‘定时炸弹’不会突然爆炸，在瞬间就摧毁了一切？”他到这里来，是希望找到一位不怕而且倾慕这颗’定时炸弹”的女士，在登记表上忠实地填上了这段不平常的历史。
还有些人是因职业问题而跨入“困难户”行列的，大都是从事瓦工、管子工、建筑工的小伙子。有一位二十八岁的建筑工人，相貌相当清秀，过去也曾交过几个女朋友，她们对他别的都满意，最后却总坏在职业问题上。但他毫不怀疑地认为总会找到一个尊重他的职业的好姑娘的。
至于“主观型”的又可分为两类。或是性格孤僻，羞于或不善于接近异性；或是太爱幻想，在现实中不断碰壁，最后落伍为“困难户”。前一类多为男性，后一类则女性居多。谁是谁非？在参加自由讨论的人们中间，很有一些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们的观点，不无争论的价值。
某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男，二十八岁。他为没有女大学生来登记感到失望。他认为女大学生第一个来登记的，其勇敢无异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她能冲破世俗观念。他说，现在的女青年还是太缺乏勇气，不勇于追求，而只是等待着男性的追求。当现实逼得她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年龄时，只好降低条件，委曲求成，再不然，就想充当性格怪僻的老处女。
他对婚姻介绍所的出现大加赞扬，称之为社会文明的进步。
与他形成对立面的是一个女青年。她并非来登记的，只是想来看一看而已。
婚姻介绍所这种形式，她在理智上可以理解，在感情上却难于接受。她认为，就实际情况讲，“介绍”这种形式不可没有，但她怀疑这种首先建立在“条件”上而不是在感情上的婚姻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她还认为，到这里来登记的男性可能多数是自私的，因而怀有戒心。
这两种观点，谁是谁非，看来只好等待实践来解决了。
【日本《钻石》周刊８月２６日文章】题：八十年代世界经济的三极结构——日本受到强大的美国和软弱的欧洲的夹击作者：大和证券公司驻伦敦经济学家中前忠美国的复活——作为雇佣对策的美元下跌政策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由于解决石油危机的对策不同，引起了“强”货币国和“弱”货币国的两极分化。１９７６年以后，开始在两个方面采取新的政策。一是美国从通货膨胀对策转变为雇佣政策；二是“弱”货币国从雇佣政策转变为通货膨胀对策。这两种政策转变的共同特点是，谋求恢复制造业和扩大出口，以便重建经济。所不同的是，美国立足于长远观点，扩大景气，增加设备投资，以此提高生产率，采取了加强国际竞争力，扩大出口的战略。而“弱”货币国却仿照“强”货币国的做法，想通过减少雇佣来提高生产率，稳定物价。同时，还打算控制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内的国内消费，刺激投资和出口，象货币主义者那样，希望在极短时间内见效。
不妨说，两者的战略，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把通货膨胀对策视为短期对策，一个把通货膨胀视为长期对策。如果以扩大设备投资为目标，那么短期内不得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发展。相反，只要依据不景气政策来采取通货膨胀对策，那就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应该认为，对１９７６年以后的美国经济看法出现混乱，原因就在于作为经济战略的通货膨胀对策的短期效果和美国产业竞争力加强的长期效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１９７３年以后的制造业雇佣指数和汇率的动向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和“强”货币国一样，美国的雇佣迅速减少了。而１９７６年以后，只有美国的雇佣显著增加。美元随着雇佣的增加，迅速下跌。这是雇佣这种实际经济指标和汇率这种金融指标，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变动的典型事例。在雇佣扩大，换句话说，亦即在景气上升的过程中，“弱”货币国（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和美国的根本区别是，美国稳步地增加了设备投资。１９７３年，美国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１０．６％，而日本是１８．９％，西德是１４．８％，相比之下，是相当低的。但是，在１９７６年下降到９．５％以后，稳步地上升了。１９７９年达到１０．７％（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估计，以下类同），和日本的１５．２％、西德的１２．５％相当接近了。
增加设备投资的这种效果，首先表现在制造业的生产率获得提高上。与美国整个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缓慢相比，制造业的生产率得到稳步提高。设备投资的恢复，也主要在于制造业，这是理所当然的。通常，人们往往根据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美国整个经济的数字加以议论，所以经常发生严重误解，认为包括美国制造业在内的美国生产率，一直停滞不前。
设备投资增加了，生产率提高了，竞争力也会加强，出口也会增加，这种情况在纤维制品方面也表现得很清楚。实际上，美国的出口从１９７８年以后急剧增加。而且，从美国国际收支的情况看，这种倾向也是很显著的。１９７８年，工业品贸易赤字４８亿美元，但１９７９年却盈余１００亿美元，估计１９８０年会盈余２３０亿美元。工业品贸易的改善，相当于１９７９年石油进口增加额的３／４（货款），１９８０年的几乎一半（货款）。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７８年，美元迅速下跌，但另一方面，如果无视美国制造业稳步恢复这一事实，那么就无法理解尽管最近通货膨胀严重，然而美元却非常稳定的真正原因。
美国大搞设备投资的背景是，一方面，卡特上台以来积极推行扶植设备投资的政策，开展提高生产率的运动；另一方面美元迅速下跌，从国际价格看，美国的劳动成本迅速下降，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劳动成本下降导致利润率提高，利润率提高，正是进行设备投资的最大起因。因此，应该认为，到１９７８年为止的美元下跌，并不表明美国的软弱，而是恢复美国经济的必要条件。
换言之，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发生实质性转变的问题。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通货膨胀的普遍特点，是经济萧条时期的物价上涨。如果给经济萧条时期的物价上涨实际地下一个定义，那就是利润率下降情况下的物价上涨。从这种意义上说，１９７６年以后的美国通货膨胀，并不是经济萧条时期的物价上涨。而是利润率迅速恢复同时物价上涨。不妨说，这是古典式的通货膨胀。
美国设备投资的循环和股票价格的关系。最清楚地表明了通货膨胀和利润率的这种关系。要扩大设备投资，提高利润率就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利润率的提高，是股票价格上涨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设备投资循环和股票价格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理所当然的。１９７６年以后，美国的设备投资得以恢复，因而利润率也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改善。
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美国以八十年代为目标，扩大出口的愿望已非常强烈。从１９７８年起，美国开始迅速增加出口，在这前后，美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开始逐渐从过去的限制进口转向扩大出口市场，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正处在设备投资促进生产能力的时期。由于１９７９年经济政策发生混乱，贸易政策好象也出现了混乱。美国经济越是不景气，美国就越可能公开采取矛盾的政策，即由于过去设备投资促进生产能力的发展和因需求停滞不前造成的供给过剩的压力，而对进口品实行限制，对外实行门户开放。欧洲不景气——为克服通货膨胀而采取马克升值政策美国经济的恢复，对欧洲是个很大的威胁。欧洲以西德为中心，始终采取短期的通货膨胀对策，对长期对策，即恢复设备投资，没有能够采取积极的步骤。因此，欧洲的落后作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而表面化了。
六十年代初欧洲共同体诞生时，人们的期望是，以强大的马克为后盾，确立西德搞资本集约型产业、南欧国家实行劳动集约型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体制。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发展。在欧洲内部，国际分工在制造业中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因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南欧国家，利用工资低（与北欧相比）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旅游业。在不景气的情况下，西德和荷兰的失业者在本国领取失业保险费，到西班牙去生活，因而能享受比就业时高得多的生活水平，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倾向。低工资不是促进制造业，而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这就是七十年代欧洲存在的重大矛盾。这种矛盾使欧洲内部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工业贸易方面，西德继续保持出超，而在服务业收支、特别是旅游收支方面，赤字迅速扩大了。１９７９年，西德的贸易收支盈余是２２４亿马克，而旅游收支的赤字是２２０亿马克，几乎同样多。这就是“强”货币国和“弱”货币国的国际收支在这时发生逆转的最大原因。南欧４国在１９７８和１９７９年转为盈余，而北欧８国相隔十几年又转为赤字。（上）
【日本《日本工业新闻》１０月９日报道】题：以大商社为中心在北京建设办公大楼
据有关人士８日透露，以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土光敏夫）为联系渠道，在事业社用房不足的北京，为日本企业建设办公大楼——“日中会馆”（暂称）的计划已经具体化。早则在年内就可以在该协会内部成立以三菱商事、三井物产和伊藤忠商事等有影响的商社为中心的建设实行委员会。
据有关人士说，目前北京市旅馆和办事处用房不足，大约缺少３０００间，预料五年后缺少２万间。
日本经济协会和北京市通过会谈已基本上达成如下协议：初步决定地址选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用８０亿日元的总工程费用建设一幢总面积为二万平方米的十层办公大楼。据说这一大楼建成，大约可以容纳７０家公司。
中国方面希望“在１９８１年或１９８２年以前完成办公大楼”。预定在建设办公大楼的同时，还将建设相当于驻在人员的家属住居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