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中解决当前危机和冲突的原则是一致的，中国对外政策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加务实
【法《费加罗报》１０月１７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塞尔日·马费尔的文章】题：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北京之后，法中关系有了某种程度的接近
昨天和今天主要是吉斯卡尔·德斯坦进行会晤：昨天与华国锋会晤，今天上午将与邓小平会谈。
法国总统与中国共产党主席会晤的场面是相当盛大的：法国报界和中国报界的人都出席了。在一般性地谈到世界形势之后，双方围绕当今的四个最紧迫的问题（近东，即以—阿冲突问题、伊拉克和伊朗冲突、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
法方人士没有细谈两国各自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认为法中两国存在着共同点。换句话说，对解决这些危机和冲突的原则是一致的。
在伊朗和伊拉克冲突问题上，巴黎与北京观点完全一致。在柬埔寨和阿富汗问题上，巴黎与北京的出发点有两点一致：撤走外国军队和让各国人民自决。这对解决柬埔寨问题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以前，看问题的出发点是大不相同的：中国支持波尔布特政权，法国则不愿在新政权（亲越南的政权）和旧政权（红色高棉）之间作出抉择。
正是根据柬埔寨问题，人们可以更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的对外政策似乎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更加务实。
一接触到具体问题，诸如柬埔寨问题，就会发现立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之所以正式支持波尔布特政权，是因为他认为波尔布特政权是柬埔寨全国唯一有组织的一支力量。华国锋承认，该政权犯了
“严重的错误”。他说，如果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北京将不会反对。’
当吉斯卡尔·德斯坦问及西哈努克的作用时，华确认，他是中国的一个朋友。华承认西哈努克可以成为其国家的一个联合
因素。
在一般的东—西方问题上，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中国并不寻求教训别人。但同样，一接触到具体的问题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与人们想象的相反，华热烈地表示赞同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欧洲的主张。他向他的交谈者表示同意法国的多极世界的观点。事实上，中国人对法国的观点很感兴趣，很愿意继续保持对话。
因此，会谈突出表现出了中国领导人具有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和务实的决心。中国并不象人们常常所想象那样的生硬和僵化。事实上，中国已多次表示出这种务实主义，最近几个星期，在联合国尤为如此。在寻求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上，它表示同意法国观点，这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礼貌的界限。
所有这一切都使吉斯卡尔·德斯坦对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各次会谈和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并认为，这些会晤是有益的、实质性的和积极的。
【法新社巴黎１０月１７日电】题：共和国总统的中国之行
《民族信札》（佩雷·夏尔皮）：“我们的共和国总统是如此钟爱狗，我们因此而有权在俄国人的后方去狂吠几声了，这几声狂吠使我们轻松地改变了在华沙或在新德里所讲的话。
但是，一定要到了北京才能去关心“高棉人民惨痛的悲剧”和阿富汗“难以接受的”局势吗？人们不能对雷蒙·巴尔横加同样的指责，这大概就是权力的平衡。
当这种平衡适用于共和国总统时，他就把说法变一变，而安排总理不要去改变论调。
说尽管双方有分歧，北京和巴黎还是积极地评价它们的相互关系
【西德《总汇报》１０月１５日文章】题：巴黎从对华政策中寻求好处
从１５日到２１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将在中国进行一次作了长时间仔细准备的国事访问。法国有点拼命似地一再试图从１９６４年它作为西方第一个国家正式承认北京和中断了与台湾的关系这一点中捞取好处。毫无疑问，巴黎可以说它跟中国的政治接触是积极的和频繁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首脑第二次去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部长级的互访也是很频繁的。因此，北京市市长恰恰现在去巴黎并不是偶然的。然而法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超出这种毋宁说是礼节性的关系的范围。
北京对法国的缓和政策感到不高兴，这种缓和政策使得人们对中国采取一种被认为是犹豫不决的保留态度。此外，北京还批评法国所谓对欧洲统一政策的支持不够，根据中国的看法，要建立一个有抵抗能力的对付苏联的欧洲阵线，欧洲统一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这位法国总统当然不打算让他的中国东道主引诱他发表反苏的讲话。他将在公开的讲话中接受其东道主关于欧洲正在受到威胁的众所周知的警告，但他考虑到目前紧张的国际形势会对中国人作一些迎合，他将指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提到对缓和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与其他情报所说的相反，印度支那政策并不是巴黎和北京之间的争论点。虽然法国认为那怕只是间接地支持野蛮的红色高棉政权也是不可能的，但它也一点都不打算赞同越南入侵柬埔寨。
尽管双方有意见分歧，但北京和巴黎还是积极地评价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国人相信，暂时，法国仍然是他们最可靠的欧洲伙伴，因为英国站在越位的地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更多地照顾苏联。
【法新社巴黎１０月１７日电】题：法国给中国提供两座核电站
将在中国建造的两座法国核电站，与目前正在建造中的以及已经在罗纳河流域的特里卡斯丹投入使用（为的是向欧洲气体扩散公司的气体输送工厂输电）的核电站同属一种类型。这是些加压水电站（装有加压水冷却反应堆），它由发电量总共为９００兆瓦（即９０万千瓦电力）的反应堆组成。它包括三个部分，即拥有三个蒸气发生器和同样数量的初级电动泵组。
【香港《大公报》１０月４日报道】题：世界核武器总数量平均每人三吨炸药
现在世界上有多少核武器？
据联合国最新的答案是，总的核弹头为４万到５万个，其威力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１００万个。换句话说，拿今天世界人口平均计算，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分摊到三吨梯恩梯。
瓦尔德海姆最近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核武器的综合研究》报告中，提出了这个怵目惊心的事实。
这一研究报告是根据１９７８年联大全体会议的决定，由日本学者今井隆吉（现驻科威特大使）召集世界１２名专家共同调查、草拟的。联合国自１９６８年以来即每年制订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指出核弹和运载武器质与量的增长情况。
特别显著的是，迎击洲际导弹用的反弹道导弹、多弹头导弹、巡航导弹、移动式导弹、中子弹等类导弹的改良，使今天的核武器大大小型和轻型化。
报告全文１７７页，分为：一、核武器的实态，二、核武器技术的开发，三、核武器使用的影响。
但是，以美、苏核大国为首的核保有国家却未参加这个报告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因此它只作为联合国向各国民间机关提供的一份关于核武器的参考资料。
报告讲到核弹头的小型化，举出１５５毫米的榴弹炮的原子炮弹为例，证明了这一点，讲到命中率的精密度时，指出美苏的洲际导弹弹头，命中率已不超过目标的２００米。
对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报告以广岛、长崎的损害为例，说如果对纽约这样的城市实行核攻击的话，其死亡比例就象当年对广岛的核攻击一样。
报告指出，现在美苏的核扩军竞赛多以技术为中心，这种危险的竞赛仍在继续。因此报告要求各国民间团体与联合国合作，唤起舆论的注意，制止核武器的竞赛和扩充。
【本刊讯】加拉加斯消息：在委内瑞拉这个世界闻名的石油出口国的首都加拉加斯，层层交错的高速公路，看不见尽头的汽车长阵，到处耸立的高楼大厦，星罗棋布的别墅；入夜，满城闪烁不灭的灯光、夜总会、餐厅、酒吧间……，真是一片“繁荣”景象。富裕和匮乏
委内瑞拉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不过１３５０万，每年有几十亿以至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特别是从１９７４年开始“石油繁荣”以来，收入逐年大量增加。今年的石油财政收益将达４５１．４８亿博利瓦尔（约合１０５亿美元），石油公司本身还可收益２２５．６３博利瓦尔（约合５２．４７２亿美元）。在拉美国家中它是“富户”。它的国民平均收入１９７３年为１３００美元，现在已达３０００美元，居拉美首位。
委内瑞拉自从提出“播种石油”的口号以来，以石油收入促进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多样化，已取得一定成效。瓜亚纳地区已成为新兴的重工业基地，去年发电量达２８７．８４亿度；钢产量达１２８万吨；铝的产量达１７．５万吨，两家大铝厂的扩建工程今年完成后产量将达４０万吨，占拉美第一位。
但是，委内瑞拉工业仍不发达，基础仍然薄弱，生产部类不全，机械制造能力低，许多设备仍靠进口；农业至今仍没有能完全摆脱单一经济的状态，国内消费的农副产品有一半仍依赖进口。
最近，委内瑞拉前财政部长、经济学家伊万·普利多·莫拉指出，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更加严重，这项收入现在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从１９６０年的２０．５％上升到２３．５％；石油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也从１９６０年的４７．１６％上升到６７％；石油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大，现在已占９６％。当然，应该看到，石油不断大幅度提价这是石油收入所占比重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它经济部门发展的缓慢。国民的生活
委内瑞拉全国人口７５％集中在城市。城市居民基本上实现了家庭生活电气化，电炉、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吸尘器等比较普及。政府又以食品补贴等方式搞了一些社会福利，人民普遍得到一些利益。
由于人们比较有钱，委内瑞拉的社会消费惊人。如酒，全国每年的消费量价值３０亿博利瓦尔，一年要喝掉啤酒九亿二千万公升。据一个美国记者说，委内瑞拉人消费的法国香槟酒，如按人口平均，比美国还多五倍。再如外出旅游的消费，据这里一家报纸的材料，１９７８年一年，委内瑞拉人去美国旅游的就有３０万人，仅次于日本、英国和西德。
人们对委内瑞拉的印象是就业容易，生活水平比较高。在拉美国家中，委内瑞拉在这两方面确实比较突出。据官方１９７９年第一季度的统计，全国劳动力４２１．９４万人中，就业的４００．１２万，占９４％，失业率不过６％（一般认为今年失业率已在８％以上）。
在委内瑞拉，富者更富，贫苦阶层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如加拉加斯闻名的贫民窟就有变化。据官方统计，２５％的城市人口已住进了国家资助兴建的住宅。不少原来的棚户现在已建起了砖结构的小楼。远远望去，依山建立的鸽子笼式的小屋上，林立着电视机的天线。那里虽然道路狭窄，尘土飞扬，垃圾成堆。可居民家里一般也有了沙发、电冰箱。
委内瑞拉人民生活虽然普遍有了提高，但贫富悬殊，差别很大。前财政部长伊万·普利多·莫拉用几个数字说明了委内瑞拉贫富悬殊的状态。他说，委内瑞拉约占人口５％的最富有阶层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在１９６６年所得占１９．１％，到１９７５年上升到２５．８％；而占人口２０％的最贫困的阶层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１９６６年不过占４．４％，到１９７５年又下降到３．６％。
在加拉加斯，大约还有一百多万人住在用木板、铅皮搭的房子里，吃的是黑豆等低级的食物。这是真正的贫民窟，其中大部分是从内地迁来不久或从哥伦比亚等国涌入的移民。
在委内瑞拉有一个现象：中产阶级的比重在增长。在中产阶级的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医生、律师、记者、工程师、农艺师、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高级职员。由于近二十年来委内瑞拉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也在扩大。１９５８年，全国注册的大学生总数为一万六千人，１９７９年达到三十五万四千人。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当于两个普通工人的工资，而一般知识分子家庭子女少，工人家庭子女多，所以这一知识阶层比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不过现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同五十年代相比，实际生活水平也下降了。安德列斯贝略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算过一笔账：１９６３年时，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工资就有近三千博利瓦尔。一年以后就能买一套房间。但现在得十年、八年省吃俭用，才能买到一套住房，而那时房价又可能上涨。
如何解决社会的不平等，委内瑞拉的人们正在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