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好修认为，八十年代初期世界形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危机形势相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怪影正在悄悄地走来，深深介入所有局部争端的苏联处于八十年代初期国际危机的中心，但苏联仍是个“泥足巨人”
【本刊讯】东京消息：东京最近发行《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一书。这本书提出的主要论断是：“形成八十年代初期世界特点的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与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危机形势相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怪影正在悄悄地走来”；“如果说三十年代末期国际上的‘暴风眼’是纳粹德国，那么深深介入所有局部争端的苏联就处于八十年代初期国际危机的中心”。
这本新书由序言和八个章节组成，共有３５０页，作者是日本安全保障中心所长、知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三好修。作者在书中引证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系统论述了苏联帝国主义的特征、苏联的终极目的、苏联军事战略的核心以及苏联的弱点等许多饶有兴趣的问题。苏联帝国主义的特征
关于苏联帝国主义的特征，三好修认为“苏联与过去的许多帝国不同，它把对外战略力量的源泉压倒一切地放在军事力量的日益庞大上”。并且指出，苏联国防投资自六十年代初起基本上是“直线上升”，基础的防卫支出，１９６８年就超过了美国，其后“扎实地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５年，苏联军事支出的规模一举增加了一倍，占国民总产值的１１％至１３％，年增长率为３％。苏联的终极目的
关于苏联竭力扩充军备的目标，作者认为苏联是想“通过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国际行动自由，同时越来越限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行动自由”。还认为，苏联推行的“缓和政策”同它扩充军备的政策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军事力量越强大就越能保障“缓和政策”的成功。
作者指出，苏联以扩充军备为背景，已“成功地扩大了令人震惊的势力范围”，在此过程中，苏联对中国、阿尔巴尼亚和埃及等国虽几经挫折，“但在一处的丧失却由于对别处的渗透而得到了弥补”。苏联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全世界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苏联军事战略的核心
关于苏联军事战略的核心，作者认为：一是掌握主动权，二是发动突然袭击，三是准确命中目标。并说“莫斯科的战略家把上述三项战略因素结合在一起，其目标是争取在短期内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苏联从“防御性扩张”的历史体验中学到的“安全保障游戏规则”是：（一）为了保卫国家的心脏部分，必须在外侧建立缓冲地带；（二）为了保卫新设的缓冲地带，又必须在其外侧进一步扩大新的安全缓冲地带；（三）一旦获得的领土和缓冲地带就绝不放手。俄国人有一种“本能式的恐怖心”，放弃一经得到的东西就可能对好不容易才扩大的安全保障圈引起连锁反应性的瓦解。关于苏联国防政策的本质，作者认为虽然它“潜藏着强烈的防御动机，但俄国人的历史体验却给其防卫政策以贪得无厌的吞并其他国家领土和无限的扩张主义的性质”。五个“危险的朕兆”
联系到苏联的扩张性，作者强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怪影正在悄悄地走来”。他指出了以下五个“危险的朕兆”：（一）国际形势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二）许多地区的局部争端同时发生，而且这些争端均出现了长期化的形势；（三）世界均势出现了不稳定性；（四）世界主要势力之间积蓄了庞大的军事力量，新的扩军竞赛已经加剧；（五）既成的国际秩序规则已经松弛，“丛林战术”开始发挥了作用。
作者接着强调当今的国际关系与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危机形势相仿佛，而且这种国际关系“正以把这种危机进一步扩大为全球性规模的方式发展着”，“苏联正处于八十年代初期国际危机的中心”。苏联帝国主义仍是个“泥足巨人”
尽管如此，苏联仍是个“泥足巨人”。作者说，３０年前至少２０年前，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曾是“力量的源泉”。这是因为（一）苏联那时作为马列主义的祖国有魅力；（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的楷模有价值；（三）拥有军事力量。但在今天，往昔那种被称为“富裕和美好国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再加上东欧的“反苏民族主义”、“帝国经营”成本的增大以及在经济领域有致命的弱点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苏联帝国主义是个“泥足巨人”。附：《苏联帝国主义的世界战略》一书的序言（摘要）
“危险的八十年代”的序幕已经揭开。这十年及其以后的世界将进入动荡的局面。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它孕育着既成的世界秩序将要崩溃、新的秩序正在摸索这一过渡时期的动荡。为战后的世界建立了秩序的美国在过去十年间日趋衰败，已进入全球性帝国主义的苏联在军事均势方面从同美国对等开始趋向优势。在欧洲大陆心脏地区积蓄起来的庞大军事力量直接地或通过代理战争投入到欧洲、西南亚、远东、非洲甚至作为美国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留下了浓重的黑影。
今后的世界将走向何方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世界的三个力量中心美国、欧洲共同体和在经济生产力方面与苏联争夺世界第二地位的日本的战略决策。西方自由国家在八十年代的最大课题乃是能否确立西方共同对抗战略国家苏联的世界战略。这是因为，自由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如今也包括美国在内）都无法单独对付苏联的这一挑战了。为此，首先需要在结构上掌握当今世界的均势状态。今日的世界是由两个不同的体系互相重叠在一起的：一个是由实力均衡所支撑的传统的国家间体系；另一个则是超出国家主权的范围，靠引进新的科学技术而正在蓬勃发展的单一世界市场。而且政治、经济、军事这三种国家实力的战略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要作分析和预测是很困难的。本书就是向这种困难的问题进行挑战的一种尝试。今天，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支那发生的大屠杀以及几百万难民外流，大半同莫斯科政治局委员们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关系。八十年代的世界是一个为已进入全球性帝国主义局面的苏联战略行动所震撼的危险世界。日本所迫切需要的是采取这样一种步骤，即在对待这动荡的十年的强有力的世界战略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上，设置能够有效地对付莫斯科政治局的战略决策机关以及形成支持其决定的国民一致。
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从本质上说运用这种力量的帝国主义性的世界战略，对全人类确实是一种威胁。然而，今天的苏联与过去的各个大帝国不同，它只是军事力量膨胀，是个缺乏经济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泥足”巨人。如果包括日本在内的自由国家联合能够有效地运用战略对策，那么就可以阻止苏联无限扩张的战略。而且这将开创出形成以自由国家的协调为基础、自由而更加安全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前景，取代战后时期靠美国维持的和平。
本书的意图就是想彻底阐明业已进入全球性帝国主义局面的苏联世界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为轴，来展望八十年代的世界，分析围绕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国际环境在结构上发生的变化。如果本书在考虑今后日本的战略方面成为基础资料之一，并且多少有助于激发国民的想像力，那就不胜荣幸了。
《中国时报》九月十日发表了孙述宇先生大作《岳飞的满江红》，当晚研究宋史专家翁同文教授拨电话给我，长谈我俩对孙先生大文看法，承嘱将我的读后感想写出，用便读者易于比较参考，明辨了解。爰成此稿，就正贤达。
按孙先生是以“从小重山看满江红”、“什么是三十功名？什么是八千里路？”，再因岳珂撰“金佗粹编”列有《小重山》未收《满江红》，是以认为是“一个文学的质疑”，结论说“即使不是岳飞所作，满江红仍值得流传下去。”文末“注”中提到我撰的《岳飞史迹考》。经详细拜读之后，试述拙见如次：
我认为满江红词是岳飞作品的杰作，曾经费了很长时间研究他的写作时间和背景，为什么他能有感而发写出这样雄壮使人人读后多表敬佩的作品，特别自我提出三项研究问题：
（一）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之句，可以晓得是当在他三十岁这一年或三十岁前后有所感而作。其时他在何处？有何特别感受？此当研究者一。
（二）从“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晓得他在作时，不分寒暑昼夜，抗敌御侮之征程，已有八千里。其时他的实际行止如何？此当研究者二。
（三）从“潇潇雨歇”之句，可以晓得他是作在多雨之时，此当研究者三。
以上三点，经依宋史岳飞传、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岳珂撰《武穆行实编年》，得到以下考证：
（一）岳飞三十岁时为公元一一三二年（宋绍兴二年），是年三十岁乃其虚数，实岁二十九岁。因在他驰援杭州，胜敌广德，解围宜兴，光复建康（今南京）以后，又进军今之赣、粤、湘省边区剿平内寇，艰苦卓绝，战功昭著，成为安内攘外主力。当年六月奉高宗皇帝命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扩编整训，次年（一一三三年）奉召入朝（即由九江到杭州），他于九月十三日觐见高宗，命系金带上殿，抚劳再三，除赏赐衣甲、马铠、弓箭各一副，金线战袍、金束带、战刀、银缠枪、战马海皮鞍各一外，并赐御书“精忠岳飞”旗。他受此殊荣，九月十五日又奉召授镇南军承宣使，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于九月二十四日正式置司江州（九江）。与刘光世（池州）、韩世忠（镇江）、王燮（鄂州）诸将平行，同时分别置署各地。此乃岳飞直接受中枢指挥，有单独发号司令权的开始，是年实岁三十岁，虚岁三十一，因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满江红词”。
（二）岳飞自二十岁离汤阴程岗村故里，初到真定府路（今河北正定）从军，然后随军经今之冀北、鲁西至商邱，再北返山河北经滑县、新乡、巩县、开封、南下至南京。杜充弃守南京后，他独引所部胜敌于广德、宜兴，并光复今之南京。继复从湖口沿赣江进入赣南、粤、湘、桂边区剿匪；再由九江赴杭州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在词中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
（三）查其置司江州（九江），是在一一三三年（绍兴三年）九月二十四日，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
根据以上查考，可言“满江红词”乃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一一三三年（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孙先生大文以为《金佗粹编》录列小重山未收满江红；两词格调大不相同，是故质疑。于此我曾详考：
１、小重山词岳飞作于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居三十七岁生活平静无战役之时，与六年之前争战无休止时刻作满江红词之时代背景与感受全不相同，两词格调自然大有差异，以相比拟，“假设”以指作者非岳飞一人，尤乏明证足以指称非岳飞而是何人，难云妥切。
２、《金佗粹编》未收岳飞作品不止“满江红词”一则，其原因基于高宗赐死时，岳飞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迨后蒙准发还并不齐全，赖民间崇敬岳飞之私藏者逐渐公开，是以明清出版之岳武穆文集、宋岳鄂王文集，所收者均较《金佗粹编》为多，而且皆有满江红词，未可以为岳珂未能收入即生疑认为非岳飞作品。以与满江红同存岳飞手迹之“书筒尺牍三章”为例，岳珂当时亦未得收入，不宜以其当时未发现或宋时未传诵即用“假设”为非。何况岳飞冤死后，秦桧仍然秉政十余年，而其余党位居要津者到了孝宗年间方被革除，岳飞作品何能于彼时传诵，其后由于朱熹、文天祥称赞岳飞，他的文章方受重视流传，元朝期间又以其民族性强，遭受压抑，此所以到了明朝岳飞声誉方更隆盛的根本原因。
总之，我不反对大胆的假设，但更重视小心的求证，敬请读者有以正之。
末了，附以举出下录文献：
（一）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河南布政使何煟为黄邦宁编《岳忠武王文集》作序有云：
“王之子霖、孙珂、著金佗粹编及续编，为王辨者，极为精详，王之文间附焉。复经进家集，备述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汇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缺其卷尾，以俟附益。”
（二）宋嘉定年间（一二○八年前后）岳珂经进家集自序有云：“散佚不知几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曰：“岳鄂王集十卷，久佚不传。”
我想读者一阅右录简明的文献，对于孙先生大作认为《金佗粹编》未收录者即生“质疑”，会作客观的评鉴。
（原载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１日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