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天天报》９月２２日文章】题：新中国与现代化政策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对于文化革命和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形势的批评，往往来自人民中国的外部，来自外国的宣传工具或外国政治家。
而现在，象这类批评则来自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他们有的被文化革命之火烧伤，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描述。另一些人并未受文化革命的伤害，但曾勉强地保持沉默。现有的政治领导人中，在文化革命时受冲击最烈者，是中共副主席邓小平，他在文革中被革除领导职务，被指控为背叛中国革命；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邓恢复了名誉，回到共产党和政府的行列中来。
邓小平在最近一次谈话中说，他不会以苏联的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那种方法来攻击已故毛泽东主席的时代，他对毛泽东主席在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并指挥他们去实现革命胜利中的领导作用表示尊重和钦佩。他只批评毛泽东执政的最后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四人帮得以利用毛泽东的年迈来推行对中国及其经济有害的政策，几乎使中国陷入内战的深渊。
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已辞去总理职务，他只担任共产党主席。
中国把总理之职已交给赵紫阳，他是一位专家治国论者。
中国的政治现在为之转动的轴心是搞现代化。可以肯定，搞现代化和向世界开放的现行政策，在长期受闭关自守政策之害以后，将给中华民族带来好处。而闭关自守政策，曾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
【日本《朝日周刊》９月２６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井泽久美子的留学生日记
井泽现在正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趁她暑假临时回国的机会，请她介绍一下在中国的“留学生日记”。自行车窃贼“伟大的中国”也有小偷。有小偷是理所当然的，但却相当多，超出了井泽的想象。仅在这一年时间里，她就曾几度被盗。如上课时宿舍门被撬；在上厕所的一会儿功夫，磁带录音机被拿走等等。
最使人头痛的是自行车。去年１１月，她的车子因车链坏了放在宿舍前，结果不翼而飞。她说：“我曾想这算找不到了，结果两个月后，自行车被送回学校”。作弊每当期末考试临近时，学生们就忙得不亦乐乎。笔试和口试都必须用汉语一一作答，要求十分严格。然而，忙得不可开交的实际是老师。
学生的成绩关系到老师的面子。在考试的两周之前，首先把有关各科的“复习提纲”发给大家，以此为基础，进行一周时间的授课。
剩余的一周时间是自己复习的时间。这个期间老师的忙劲更是无法形容。他们逐个地访问自己所教的每个学生的房间，不遗余力地进行“个别辅导”。并暗示“复习提纲”中的哪一段可能会在考试时出现。
井泽亦是如此。语文的题目中可能出哪一道呢？当她正为此感到不安时，班主任Ｑ老师进来了。她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这些题是否还要把答案作出来呢？”
于是，老师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请你务必把它作出来。”
当然，这些后来都成了考试题。
下边再谈一谈考场上笔试时的情景。监考人是班主任Ｑ老师。井泽对一道题有两个答案，不知写哪个为好，最后只好下决心写了Ａ。这时，突然从旁边伸过来一只手连敲桌子。她抬头一看，原来是Ｑ老师。老师一言未发，用手指不住地指着答卷上的那个地方。
心领神会的井泽赶快把Ａ改写成了Ｂ，这时，老师才爽快地离开了。考试后一问，才知道一位同班同学也曾受到过同样的指点。
作为班主任，想让自己教的学生取得好成绩，这种心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尽管如此，我看也未免有点太过份了。业余华侨某个休息日，井泽从位于北京郊区的学校骑自行车进城，打算到北京饭店去。可是，在饭店门口突然被５、６名看门的拦住了，他们死死地抓住她的胳膊不放行，要求出示护照。
北京饭店是唯有外国人或住在外国的华侨方能进去的地方。但是，据说时常有打扮成华侨模样的中国人混进去。人称“业余华侨”。井泽是被误认为这种“业余华侨”了。
当她出示了学生证，总算放行了。但是，对于看门的那种过于生硬的态度，井泽却大为恼火。她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这种粗暴的作法，应该赔礼道歉。如果不懂得如何赔礼道歉，我可以教给你们，但必须赔罪。”
但是，对方似乎认为这样作是应该的，始终未作任何道歉的表示。
井泽说，这可能是一种官僚主义。总之，在工作中，因中国人态度不好而发火是常事。“譬如，即使去取预约好的飞机票，如果承办人突然休息不在，是办不成事的。甚至连理睬你的人都没有。可能是框框太多，也可能是不愿承担责任。因为中国是一个上下关系的社会，如果是上级的旨意，就会畅通无阻，很快落实。假如是由下往上，或者是同级之间办事，似乎是非扯皮不可。”
“在中国生活，不便之处很多，如果留学生们相互交往过多，就会说你的坏话。从美国来的留学生，据说已经回国了一半。然而，我仍然喜欢中国，尤其喜欢它那辽阔的土地和悠闲度日的人们。”
凡是拿出出口证据的企业，即使出口产品只是为了装装门面，货物被储存在国外某个自由港口，然后被用倾销价格脱手，但它可以始终得到新的、便宜的政府贷款。是政府的贷款而不是商品的最终价格成了这些企业的真正的利润来源，然后，它们用有利的贷款进行与公司无关的投机性投资。没有任何民主监督、完全依靠相互勾结的军事—工业集团支撑的朴政权，让那些对利润贪得无厌的早期资本家为所欲为。朴政权引诱他们，通过给予新的借钱特权，驱使他们搞自己的、符合朴正熙“独立经济”梦想的重工业试验，而许多著名的经济专家认为，搞这样一个重工业还为时“过早”。例如朝鲜世界经济研究所有名的肯尼斯·帕克把这说成是“大项目造成了巨大浪费”。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朝鲜内部的危机和正如日本的一家银行在一篇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政治越来越不稳定的压力下，朝鲜经济的空中楼阁现在突然倒塌了。十多家日本公司，包括象本田、山羽和东洋工业公司这样一些大公司，正在撤回它们的投资或者是让技术协定自行到期。外国伙伴不再延长约１３００个合资企业协定中的５００个合资生产协定。国际上的银行对给予新的贷款犹豫不决，井要求越来越高的保险费。南朝鲜的公司中破产的正在日益增多，这些公司由于资本不足而不能适应紧缩银根的政策了。社会危机现在，当所有这些肥皂泡沫都破裂之后，南朝鲜虽然还拥有一个庞大的造船厂（它的销售机会是极没有把握的），拥有自己的赚不了钱的钢铁厂和化工厂，以及生产效率不高的、纯粹是为制造军备目的建立的昌原工业区。但就是连最大的企业也拿不出钱来如期地或拖延几个月地或甚至是用债券来支付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更谈不上拿出资金来支付早就到期的社会救济、医疗和老人保险等负担了。
朴正熙在１９６１年他的工业革命的第一个５年计划开始时说：“朝鲜是一个年轻人；而年轻人得会学会忍受痛苦。”为了使之发展和强盛起来，这位独裁者为这个落后的国家所开的烈性治疗药方也许是必要的。在可以分配经济财富之前，先得积累大量的财富。
南朝鲜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富裕、更加不知疲倦了。
可是，朴并不放松，他想让老百姓继续受苦。到五月份还担任副总理和计划部长的李汉彬说：“他只考虑火车头，从来不考虑乘客。”然而，那些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和变得越来越不容易满足的人迅速增加了，他们希望不只是在统计方面，而且也亲身尝受一下创纪录的经济增长的好处。１９７８年，有相当于１９６５年３倍那么多的人毕业于中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年龄的结构起了变化：今天有２／３的朝鲜人还不满４０岁，足足２５％的产业工人不满２９岁——就是说，这些人完全没有受到日本的桎梏和朝鲜战争的创伤的影响，他们是在经济蓬勃发展，增长率日益提高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只知道朴正熙向他们灌输的那句话：“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比天高的山。”
只是他们对这个号召的解释与作者不一样。６３岁的李汉彬说：“这一代年轻人对西方和世界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个人主义的思想比他们的父辈还要严重。”一位高级经理，退役的将军——他也已年逾六旬了
——说得更加明确，他说：“这一代年轻人首先为自己考虑，然后才想到民族的利益。这与我们年轻时候的情况正好相反。”
社会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社会迄今以孔教的稳定，令人钦佩地放弃物质的个人的愿望、忍受等级的差别，并且对现有的专制制度既不表示怀疑，也不表示反对。一位社会学教授评论说：“是朴正熙本人使这个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动了起来，他把这个社会颠倒了过来，做法是，把在孔教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商人和士兵提拔到了上层，使他们成了其革命的英雄并给予他们特权。”李汉彬更加细致地解释说：“孔夫子的思想在南朝鲜远远还没有死。但他受到了杰斐逊、卡尔文和还有马克思的竞争；另外还有谋求幸福、对金钱和利润的欲望；以及变得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满等。”
在汉城，人们不愿意谈论令人担心地日益增多的无产现象和贫困化，即谈论朝鲜的经济奇迹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人们得穷追不放地一再询问，计划部长金元基最后才承认，有差不多一半的国民收入流到了２０％的上层人的钱包里，而最下层的４０％的人却只有得到不足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汉城西江大学劳动和管理研究所所长朴容基说：“有四分之三领工资的人或者说有约６５０万人不用纳税，因为他们的收入在纳税义务的界限之下。例如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其收入低于４７０马克这一生存最低限度。”社会事务部为１９８０年制订了援助规划，以便保证５００万失业者、半失业者和赚钱少的朝鲜人——约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致挨饿。据一个消息灵通的西方大使馆说，朝鲜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研究报告得出了令人担忧的结论：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大城市的人口稠密地区，都有２０％到２５％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据谨慎的政治学家们说，在汉城高大豪华的建筑物的阴影之下和耀眼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的背后，不只是生活着一些“与世隔绝的贫穷之人”。这是一批被挤到这个社会边缘的人：
△不熟练的或半熟练的低工资工人不断增加，国家在无节制的增长思想的驱使下要求这些挨饿的工人承担无情的通货膨胀的负担，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实际收入的损失、越来越显著的收入不平衡——“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并使他们得不到部分是他们亲手生产的，但从来也买不起的现代产品。
△１９７９年，约有８０万农民住进了郊区荒凉的茅舍居住区。这不是因为有一个职业在等待着他们，而是出于生存所迫，因为农民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又变得象十年前那么大了。
△一万名精疲力尽的纺织女工，她们之中最年轻的只有１３岁，她们在汉城市中心东大门市场周围从早晨六点忙到晚上九点，经常上夜班和在她们的工作室里过夜——她们每月挣的工资只有１５０马克，而基本食品的价格却接近于欧洲的水平。
△４０，０００至５０，０００名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朴时代被拒绝进入研究或适当的工作岗位，还有那些大学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的一贫如洗的大学生，去年，享有很高名望的汉城大学，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还有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和得不到家庭、得不到公家救济、全靠自己谋生的人，他们在南朝鲜这个出现经济奇迹的共和国没有选举权，没有工会和人寿保护，没有可以确保生存的收入来源。
朴正熙对这些不祥之兆熟视无睹。他的经济计划院长官，后来担任总理的申铉镐，曾要求巩固经济、制止通货膨胀，要求从社会和工资政策出发稳住价格阵线。朴反对实行这个方案。这个有着杰出的经济专家的发展研究所警告说，人民将不会继续毫无反抗地接受这项严厉的经济增长政策。有一家日报在１９７９年４月曾写道，朝鲜人不再愿意对将来的幸福预先作出让步和为实现总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放弃其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民意测验表明，对年轻一代来说，现在社会救济、分配、社会的公正和“经济的民主等问题”成了最重要的谈话课题，而瑞典——不是日本或美国
——则成了这方面的榜样。
朴并没有作出让步，他不惜牺牲供应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坚持把无节制地扩大出口放在首位。
到这时候，这个始终还敬重领导和具有权威意识的民族终于失去了忍耐。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北朝鲜的间谍，而是对高高在上的和不公正的当局感到深为不满，才使得工人登上了街垒。他们的口号在西方人听来还一直是很温和的：“我们不愿意再这样饿着肚子工作下去了”，“要么让我们一起活下去，要么干脆让我们一块儿死”。不怀好意的官方宣传试图把这解释成“激进的社会主义”，这是无从谈起的
在负责调解雇主—雇员冲突的最高法院工作的朴容基教授说：这些南朝鲜工人愿意再次勒紧裤腰带和把其工资要求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只要人们告诉他们实际情况，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和最终建立一些他们可以在那里提出其要求的机构，而不是动不动就被辱骂为共产党分子。如果政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将面临一场混乱的局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