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９月１９日发表冈孝的文章】题：中国：站着的和坐着的
我早知道，我应该带本书来。我所要的只是两碗刀削面，仅此而已。朋友给我讲过，当地饭馆饭菜上得很慢。
但是当时刚１１点３０分。我想，时间有的是，足可以到我办公室附近有名的刀削面馆去吃点面条，然后再赶回来完成一篇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章。
我同由山西来的一位朋友一起走进中国人就餐的主餐厅，餐厅里已经挤满顾客——有的在吃，有的在等。
我和朋友设法挤到一张大餐桌旁边，但是没有椅子。
墙上一条醒目的标语上写着“为人民服务！”戴着白帽、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的服务员忙着给顾客登记饭菜，顾不上为后来的人找椅子。
我的朋友说：“反正北京的饭馆总是没有足够的椅子。我看到报上有文章建议它们增加一些板凳，这样，一张桌子就能多坐几个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情况依然如故。”
餐厅渐渐挤满了后来的人，他们站在桌子之间，看着服务员把面条、饺子、鸡、鸭、鱼以及其它热气腾腾、美味可口的饭菜从厨房端出来。
中国人吃饭没有不出声的——热烈的餐桌谈话夹杂着叫声和笑声，还有咂嘴声和筷子碰碗的声音。
不管是服务员，还是坐着的人，谁都不注意我们这些还在站着等待的人。
如果卡尔·马克思站在我的旁边，他可能会修改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可能会说：“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坐着的和站着的、正在吃饭的和尚未吃上饭的人之间的斗争。”
１２点１５分，我们终于坐下来了。服务员把前面就餐的顾客留下的脏碗堆在桌子中间。
坐在我右边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友好地说：“最好的时间是上午１０点。那时你肯定会很快吃上饭。”
我回答说：“我想，晚一点也行，比如说，一点钟以后。”
小伙子反驳说：“饭馆一点关门。”我们要的饭菜终于在一点钟的时候送上来了。１５分钟以后，肚子已经填饱，我们走出了大门。对饭菜我们没有什么抱怨的，但是时间？正如我所说的，我应该带本书来。
最好不是马克思或者毛主席的书。
【香港《南华早报》９月２７日报道】海军少将康拉德·詹金９月２６日说，中国海军当局知道自己在八十年代大概还不会有足够的装备打一场海战。他们是承认这一点的第一批人。
海军将军詹金是在率领他的舰队访问中国，沿中国沿海南下到达香港后谈话时讲这番话的。英国军舰访问中国自１９４９年以来还是第一次。
詹金将军说，中国海军指挥官无疑对本国海岸线长这一点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海战思想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是着眼于沿海防御。
詹金将军说：“这使我们有点感到意外。”
“但是，如果几年后中国还不想建立一支远海海军，而还是只想搞沿海防御，我倒不会感到意外。”
詹金将军和他手下的水兵对中国海军水兵的士气印象很深。
他说：“毫无疑问，水兵们纪律严明，士气高昂。”
“他们的人员的素质非常好。但是，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保养现代化装备，这一点我们无法说。”
官兵们对中国水兵的热情、士气和敏锐印象很深，但觉得中国水兵的装备缺陷不少。
据这三艘军舰上的许多水兵说，中国人显然也有同样看法。
他说，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即使只是因为它表明前去访问的一些英国水兵和中国水兵有着亲密友谊。
他说，这次访问是英中关系总发展的组成部分，“肯定给”两国关系“增添了光彩”。
【香港《大公报》９月２９日译载《亚洲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秦家聪的报道】题：中国立例禁止官员收受礼物
到中国进行商业洽谈的经理们，最好留下礼物。中国正在陷入收受和索取外国人的礼物的浪潮之中。
有关禁止收受礼物的规定，禁止除少数领导人之外的任何人收取礼物。而规定这些领导人则要将礼物上缴给国家。
被允许接受礼物的领导人只限于党的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人大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
在过去，西方商人送礼企图获得赚钱的合同的现象是很少的。但是，随着越来越多薪水低微的中国官员同有钱的外国人进行密切而频繁的接触，送礼就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一位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团到瑞士访问的商人被人通知说：“你不要送最昂贵的手表给我们。只要送中等价钱的手表就好了，否则我们要将手表上缴给单位。”
一位美国商人向一位中国的谈判代表指出他谈判来迟了。他指着美国商人戴着的名贵手表说：“如果我有一个象你这样的表，我与你见面就永不会迟到了。我的中国手表并不好。”
有些商人说，他们甚至不等暗示，就直截了当地访问中国贸易官员的家，并留下录音机、收音机之类的物品。一位香港商人估计，他的利润中，有两成花在送礼给中国官员上面。
根据六条规定，在外交公寓的工人仍然被允许交换价值相等的礼物。但规定很明确地指出，不能收受其他礼物，假如在不能拒绝的情况下收受礼物应将它上缴给国家。样品、工业技术物品和纪念品则不列入礼品范畴。新的规定，将取代现行允许个人保留小件礼品，而将贵重礼品上缴给本单位，再由本单位以很低价钱售给雇员的作法。规定还禁止索取礼物和其他好处，例如央求外国人为自己购买难以获得的物品。规定说，违犯者将受到严肃处分，但没有说明如何处分。
说南朝鲜目前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三种危机。它的整个经济是建立在令人担心的内外负债的基础上。有差不多一半的国民收入流到了２０％的上层人士的钱包里，最下层的４０％却只得到不足１／５的国民收入
【西德《时代》周报第３４期（８月１５日出版）文章】题：南朝鲜：幻想结束了，副题：发展中国家的专政把这个“寂静的东方国家”推入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之中
南朝鲜目前一片混乱。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朴正熙总统被谋杀，他的死使得南朝鲜出现了一个真空，朴正熙是一位独裁者，他统治这个国家有１８年之久。如今，这个受约束的国家一下子失去了推动力和鞭策力。南朝鲜，这个超级明星失去了它的光辉、自信和内部的平衡。一个稳定的、充满生气的神童变成了一个被高烧弄得浑身发抖的叫人担忧的孩子。
从外表来看，各地的形势又正常化了，在由于军队进行血腥大屠杀而引起一场人民起义的光州，现在笼罩着死一样的静寂。在汉城和其他所有城市举行的大规模的，但非暴力的群众游行被用战争法和暴力镇压下去了，１２０所大学的４０万大学生参加了这些游行。
回到权力操纵杆旁的军人用铁扫帚进行了大扫除。在被军人占领的议会中，持反对意见的议员仓皇出逃。数百名大学生积极分子被通缉；他们当中约有３０人被悬赏缉拿。青年人把头发剃短，因为长发会引起嫌疑，并在汉城的大街上招致军事警察的粗暴搜身。
记者受到战争法突击队的关押，因为他们在散布“恶毒的谣言”和削弱“民族的统一”，他们的做法是进行坦率的报道：在光州举行了一次“被压迫群众的人民起义”，以及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学生举行的游行“把人民引导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对民主反对派的迫害正在大力进行。南朝鲜又落入了一个扼杀任何活动和运动的军人统治的手中。
然而，用刺刀和坦克强迫促成的安宁是骗人的。因为人们的情绪在暗中沸腾，并且沸腾得更厉害了。实际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被掩盖、推迟但没有得到解决。愤怒和不满象毒药一样渗入到了这个社会的毛孔中。光州的南朝鲜士兵枪杀南朝鲜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内战大屠杀所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在与自从１９５３年停战以来所谓有威胁的北方共产党对手的所有冲突中所丧生的人数。真正的敌人是在南朝鲜内部和右派中，这种不利的信念已变得非常普遍。
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了，酗酒者增加了——去年足足增加了４０％。一位欧洲观察家指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敌意、仇恨和感到痛苦，他们没有希望和前进的方向，牢骚满腹。”
用一位有影响的商贾的话来说，南朝鲜正面临着“三重的困难”，如他所说，就是正在遭受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几乎是同时爆发的三种危机：
朴正熙以疯狂的严厉、残酷和焦急的心情，但也是成功地把他的南朝鲜人赶入了二十世纪的那种有动力的利润和生产世界。“经济应走在政治和文化的前面”，他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并声称：“（１９６１年）５月１６日军事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工业革命。”正如德国战后在“莱茵河畔出现的奇迹”那样，他也想强迫制造一个自己的“汉江奇迹”。
在自己没有原料，只好从国外进口，没有资本只好赊账和没有自己的市场，要靠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占领的情况下，这个不发达的、曾被日本占领和被战争的毁坏洗劫得精光的国家，成功地摆脱了其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通过大跃进，南朝鲜从农业经济发展到轻工业和最后到重工业。南朝鲜的经济象一列特别快车一样穿过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７９年，社会生产总值从２０亿美元增加到了５６０亿美元，出口额从５０００万美元增加到了１５０亿美元，每人的收入从８２美元提高到了１５００美元。如果这些创纪录的增长，无疑是直线上升的和延续到将来的统计曲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那么南朝鲜估计到２０００年将进入世界上十个主要工业国家的行列。
这个美梦暂时已做完了。大韩贸易振兴公司经理张盛焕说：“西方不必再象过去那样担惊受怕，用醒目的‘朝鲜人来了’作为报纸的标题了。”作为一位前空军将军，他认为应对这种被称之为“暂时中断起飞的事故”承担责任的是：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０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趋势和经济保护主义的防御反应及南朝鲜出现的３５％到４０％的通货膨胀率和不可避免地把平均工资提高２５％。在这种情况下，推动整个经济向前发展的出口增长率从４１％（１９６２—１９７７年）降到了１３％至１５％。经济发展研究所的预言家们预言将出现不佳的年份，经济增长率将从以往的１０％降到１％至４％，这还要看人们是否有决心克服通货膨胀或阻止失业人员上升到百万界限（相当于非农业人口的１０％）。
汉城的西方外交官们分析说：“目前经济不会有上升的趋势，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和足够健康的经济部门”能够填补下面的漏洞：与去年相比翻了一番的６０亿美元的石油账单（相当于１９８０年所希望的整个出口收入的４０％），数目相同的贸易逆差，以及偿还利息和债务变得越来越急迫的２００多亿美元的外债。农业产品远远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耗费了大量的国家补贴，从而完全是自己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景气。
靠政府的廉价贷款支撑，只求产品数量，不求产品质量和革新的轻工业，与台湾、新加坡、香港和日本相比，丧失了工资成本低和竞争上的优势，并丢失了以前已占领的市场。
刚刚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耗费了大量昂贵的石油和资本，增加了债务，但并没有为每年五十万新寻找职业的人提供工作岗位。此外，由于成本高、质量差和技术陈旧，所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打不进要求苛刻的世界市场，给这个国家留下了生产大量过剩的包袱。造船业、电机制造业、钢铁、尤其是汽车制造业都是这种情况，在汽车制造业方面，南朝鲜狂妄自大的毛病特别明显：原计划在１９８２年生产一百万辆各种类型的汽车。然而，乐观主义者预言，在目前的生产能力为３８万辆的情况下，１９８０年只能生产１２万辆，其中出口的汽车最多为１２０００辆（原来预计是万辆）。
南朝鲜的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利的世界经济造成的，但主要是由于不负责任的冒险的经济战略所造成的。朴正熙一意孤行，很不明智地采取了只搞外贸经济的冒险行动。他发了疯似地搞出口，不考虑国内的亏损，不惜作出社会福利、财政和通货膨胀的牺牲，不重视建立一个企业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动用的资本基础。
朝鲜的整个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借钱，即令人担心的内外负债的基础之上的。据美国的银行家们说，贷款额超过公司资本１０倍、甚至１５倍的情况是不足为奇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