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八十年代将面临的经济问题同目前正困扰着西方的经济问题非常相似：增长速度放慢，经济体制效率下降和能源危机。
甚至现在，苏联的欧洲盟国也和西方一样，遭受石油危机严重的，也许是更加严重的影响；它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处于停顿状态。
苏联经济正象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自六十年代初期以来预言的那样，刻板的计划体制在一九六五年尝试改革失败之后没有进行过改革，这种计划体制正在耗费越来越多的资源，而同时生产出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这一情况充分地证明，经济学家们的明智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苏联领导人却听不进他们的话。
在过去二十年里，苏联的经济象一个失眠的人一样，翻来复去睡不着。苏联的经济在集中化和分散化之间来回折腾。赫鲁晓夫是第一个进行尝试的人。五十年代末期，他将责任从中央各部转嫁到地方经济当局的头上。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是出现新的、比早些时候更严重的经济弊病。苏联的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年仅百分之二到三的增长率；对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灾难。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里以出乎寻常的坦率口气批评了苏联经济事务的不佳状况，他同样把更多的“个人责任”推到负责人头上。但是这种办法以前从未改善过苏联的经济，今后也不能改善苏联经济。如果目前年迈的领导人不能为苏联社会设想出真正的改革的话，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面临这种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形势，将作出一些令人痛苦的决定，因为那种经济恶化形势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苏联经济体制的效率不高最终在政治上变得难容忍的话，苏联领导人可能在两种不同方针中进行选择。他们可能采取导致甚至是政治权力分散的经济改革，或者可能通过使权力更加集中而同时向国外寻找减轻国内压力的方法来加强这种体制。
一些西方观察家最担心的是：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为了在全世界寻找石油和进行投资，他们将寻求一种方法来摆脱可能碰到的困难。苏联大大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和机动性将使上述做法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这样一种选择对世界和平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到目前为止，苏联领导人一直重申它的援助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利和“革命义务”。西方认为，这是苏联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借口。东欧一些人现在可能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的冒险性。
（摘自十二月二十日英《泰晤士报》）
【美联社莫斯科一月一日电】苏联目前卷入阿富汗，不过是几世纪以前就有案可查的老调的重弹，帝俄统治者早就觊觎南方与它接壤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
虽然阿富汗没有海港，甚至也没有一条可航行的河流，但是俄国沙皇仍然很重视阿富汗，认为阿富汗是进入印度这个富饶市场的通道。可是英国人统治着印度。
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一致认为，一八五五年，即尼古拉一世在位的最后一年，他的军队开到了阿富汗边境，英俄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
这两个帝国于一九○七年解决了他们的争端，那年英国把伊朗大片地区让给了俄国，而得到俄国的一项保证，即莫斯科将认为阿富汗“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克里姆林宫没有插手阿富汗，而是希望同反英的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保持亲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中期上台执政，苏联人奉行了一种新的方针，试图用经济援助在不结盟的第三世界赢得朋友。
阿富汗首当其冲。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他一九五五年的阿富汗之行时写道：
“当我们访问那里时，我们很清楚，美国人正在向阿富汗渗透，显然想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我们方面已建立了一个面包厂、一条铁路和一些教育机构，我们还答应修建数百公里的公路。这条公路现在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因为它靠近阿富汗—伊朗边境。”
苏联向阿富汗献殷勤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直到一九七三年政变中达乌德推翻了君主政体，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一个月之内，苏联人同新的阿富汗共和国签订了三十多个援助协定。
苏联插手阿富汗事务，在一九七八年四月急剧升级，坚决亲苏的塔拉基从达乌德手里夺取了政权。塔拉基接受了苏联大量援助，但是去年九月份他却被他的总理阿明推翻了。阿明政府曾得到莫斯科的公开支持，但是据说苏联人不信任阿明政权了，原因是它未能镇压住反共的叛乱分子。
一个月前，苏联人开始在苏阿边境地区集结作战部队。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军队开始大批开入阿富汗。到十二月二十七日，阿明政府便被推翻了，阿明被枪决了。苏联人结束了卡尔迈勒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流放生活，派他回到阿富汗接管这个国家。
苏联人现在准备用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来支持这个羽毛未丰的政府，需要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甚至不惜承担镇压穆斯林叛乱分子的重任。
如果莫斯科决定使阿富汗成为一个受牢固控制的依附国，那么，就有可能使阿富汗仿效亚洲的另一个模式——蒙古，充当苏联军队一个基地。
西方一些分析家认为，莫斯科可能仍怀着向南推进的宿愿，而巴基斯坦可能是下一个承受来自北方的压力的国家。
在今后的十年中，美国人得对他们是否能够对于缓和和裁军的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一九八○年，将是特别关键和复杂的一年，因为竞相争权的人仍受到这样一种决定性影响，即他们都情不自禁地要对苏联表现“强硬态度”，把这看成是他们唯一的“美德”。“鹰派”和“自由派”不久前以同样的热情上演“苏联在古巴有一个旅”这个滑稽剧，已经使得美国外交政策成为世界的笑料。但是，如果具有双重道德的“美国排他主义”理论和建立“威慑力量”的狂热使美国的伙伴卷入新的重新武装的大漩涡之中，那么情况将会严重得多。
欧洲是在矛盾的情况下跨进新的十年的。缓和大有可能实现，但是这种希望又受到再次出现“欧洲武装”竞赛的威胁。
八十年代西欧人所期望的，只能是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而得到使另外六十万工人就业的订货单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得到六百枚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不可思议的想法。
为了要达到军事缓和这个目的，各方在做出任何决定前，应该坐下来谈判。失去这样一个机会是不可原谅的。八十年代应该不辜负世界公众的希望。
他们的希望是：八十年代将成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四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得到通过的十年。
苏联相信，在八十年代，有可能就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禁止化学武器，并且有可能就削减国防预算达成协议。
解决中东和南非问题的前景，取决于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受到侵犯的民族权利应该恢复。
第二个问题是，挫败分离主义者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旨在分裂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国家，并且要在这些国家和它们的天然盟友之间打进楔子。
在今后的十年中，世界仍将面临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摘自塔斯社十二月二十二日电）
苏联中央电视台评论员费苏年柯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世界今日》节目里谈到过去十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他说：
我认为，在七十年代有下列十件事可算作世界上的最重大事件：
（一）智利事件。人民统一政府的胜利，它为建立新社会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以及阿连德总统的英勇牺牲；尽管智利恢复了法西斯制度，但是阿连德取得政权以及总统本身的形象将永远载入史册。
（二）葡萄牙革命。不仅推翻了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而且在地球上出现了几个过去属于葡萄牙殖民统治的非洲独立国家。
（三）美国侵越失败，越南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祖国统一斗争的胜利。
（四）美国水门丑闻，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美国政权机构的道德风气。
（五）赫尔辛基全欧安全合作会议，使和平共处的气氛得到了巩固。
（六）埃塞俄比亚革命。
（七）波尔布特—英萨利政权垮台，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
（八）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被推翻。
（九）阿富汗革命。
（十）苏美首脑维也纳会晤，签订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
还有三件违背社会进程的、反面的、消极的事件：
（一）智利皮诺切特法西斯政变；
（二）埃及以色列戴维营协议；
（三）北约关于在西欧部署美国新式中程核武器的决定。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二十八日电】农业部今天说，虽然苏联在七十年代已经成为美国农场主的主要顾客，但是它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是购买美国谷物的一个不稳定和无法预测的买主。
农业部的农产品外销局说：“虽然世界的谷物贸易在七十年代这十年中稳步地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但是苏联的进口每年波动幅度很大。”
外销局在年终报告中说，在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的谷物进口占世界谷物贸易总额百分之九左右。在最近几年，苏联的采购量已占世界谷物贸易总额百分之十三左右。
这项报告表明，美国向国外出口谷物的总数增加了一倍多，从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度的三千九百三十万吨上升到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度的一亿零九百三十万吨左右。
在同一时期，苏联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谷物进口国——进口大约八十万吨——变为一个大买主，预料它今年进口总数要达到大约三千四百万吨。今年购买的谷物主要由美国提供，预料美国的最大销售限度是二千五百万吨。七八年，苏联谷物收获量创了纪录，达到二亿三千七百二十万吨，但是七九年的产量又下降到一亿七千九百万吨，这是一九七五年以来的最低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