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2日参考消息 第2版

    【台湾《经济日报》11月25日译自美国《幸福》杂志文章】题:欧式管理锐不可当
    英国的《今日管理》杂志曾经指出:二十年前,美国经理的管理制度被欧洲人视为和炼金术同样的神奇,当时,欧洲公司聘请美籍顾问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荣·杰·史莱柏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挑战》书中也提及:美国和欧洲在管理制度上的差距几有天壤之别。
    但是,近几年来,美国管理的地位却有如十八世纪的炼金术一般,几乎是每况愈下;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宣称,只有当美国的同行改变她们的管理哲学时,他们才会受到竞争的压力;英国工党的一位政治家也指出,美国的多国企业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偶像”的地位,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了。
    欧洲公司发现,他们不但可以在自己的国内和美国人竞争,接着,又在第三国(非美国、非欧洲的国家)内有所斩获,这一连串蚕食鲸吞的结果,从世界上最大50家企业的排名就可以看得出来:在15年前,只有12家欧洲企业跻身于50家大企业之中,而去年,这个数目已达20,相反的,美国公司的数目却逐渐地减少。
    现在,愈来愈多的欧洲公司致力于美国市场的开发;拜耳等三家德国化学工业的巨人,每年在美国的营业额,都分别超过了十亿美元,法国轮胎大王米雪林公司优异的辐射车胎,竟囊括了总值达40亿美元的美国市场的四分之一以上,使得对手固特异轮胎和火石轮胎公司困扰不已,法国的空中巴士也逐渐的打开了美国市场。这些公司,仅仅是数以百计的欧洲企业的代表而已。
    这一连串的事件,增加了欧洲经理们的自信心,正如同苏黎世的管理专家齐恩格所指出的,今天的欧洲经理的论题,早已从“我们能从美国企业中学到什么”转变成“我们能从美国的企业问题中得到什么教训”。
    齐恩格又指出:近年来,欧洲经理薪水之高,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以德国为例,50万美元的年薪并不是件不寻常的事,在法国、意大利、甚至于英国,也都是如此。此外,一些高层主管还享有额外的福利,从豪华轿车、豪华住宅、晚宴酒会乃至于音乐会、歌剧演唱会,都可从公司里得到补助。
    很多的欧籍经理在美国受过企管教育,并曾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常以自己的心得来加强他们得自于美国的管理技术。由于本国市场狭窄,这些经理们将学习外国语文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公司也趋向于强烈的出口导向。因此,这些欧洲公司比较能够应付多变的环境。相反的,美国企业和经理们似乎是极端缺乏这一方面的训练,麦金锡公司的伦敦分公司主管胡·派克承认:“许多美国企业最近才了解,必须先了解当地的环境才能打开该处的市场。”
    美籍经理和欧籍经理对公司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美国经理常常有如电影明星般地吹嘘他的公司盈余多少、收益多少,可是,欧洲经理们常常以自己的公司解决多少难题为荣,其间的区别显而易见。
    在对于公司的忠诚这个问题来说,欧洲人一直怀疑大规模的人事调动是否有价值,据他们的看法,美国人遇到较为棘手的问题,动辄认为是人事问题,旋即调动高层主管,而很少真正发掘问题的本身,这种作法是欧洲人所无法了解的。
    一些对欧洲存有成见的美国经理们一旦发现欧洲人对他们的看法时,一定会大吃一惊。许多欧洲经理们表示,美国的管理制度已经逐渐的僵化和阶级化——这不就是美国人从前给予欧洲公司的评语吗?——他们也指出,美国企业界的主管常常将自己有意无意的隐藏在阶级化的管理制度之后,这样子必然会扼杀一切的创意和改进,也必然会阻绝了青年新秀的上进之路。德意志银行的副总裁盖·葛恩尼强调:“在我们这儿,任何人在海外分行的表现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只要谁有杰出的表现,他就会获得合理的升迁。”BMW的艾伯·库斯海获得该公司的最高主管职位时,年纪不过是40岁而已。
    欧洲经理们也相信,尽管美国人一直强调分权的重要,但是真正实现分权的却是欧洲人。《今日管理》的编辑表示:“尽管美国公司表面上在鼓吹分权,事实上大权却全归于最高主管当局。”奥丽薇公司的老板卡罗·比尼弟也觉得:“紧随着美国管理技术的衰退,就是他们‘官僚’气息的加重。”
    尽管IBM、德州仪器这些企业仍能保持美国过去的光荣,犀利如昔;然而,一般美国公司的表现已使得欧洲经理们逐渐发觉,他们比美国人更懂得如何应付多变的商业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强调,“企业家”这个字,已经成为欧洲的专利了!


    【日本《每日新闻》11月22日消息】题:靠工资生活的人并没有得救,实际收入减少3.6%被物价吞没据总理府统计局21日宣布的9月份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明,靠工资生活的家庭(职工家庭)的收入是282,225日元,比去年同月增加5%,可是由于消费者物价的上涨,实际收入却减少了3.6%。靠工资生活的家庭的实际收入在今年1月以后,除7月因奖金发得多,实际工资有所增加外,其它几个月实际上都减少了。与去年9月相比,减少幅度很大,仅次于1976年8月(减少4.6%)。这是因为收入最大的家庭户主的定期收入减少了。
    另一方面,如果靠工资生活的家庭消费支出是216,568日元,名义上收入是比去年同月增加7.4%,但实际上比去年同月减少了1.4%,这也是因为物价上涨的缘故。因而靠工资生活的家庭实际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后的7个月里,一直是比去年多。细目表明,杂费比去年同月实际增加0.7%,不过,照明和燃料费、服装费、住宅费和伙食费实际都减少了。此外,合计7至9月靠工资生活的人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名义上是增加8%,实际是减少0.4%,这是连续三期减少了。


    【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华尔街日报》10月28日刊登发自台北的专稿】题:对冒牌货的抱怨,损害了台湾的出口形象
    最近,一位台湾官员访问日本和美国时,一再碰到日本和美国企业家抱怨台湾用它们的商标出口冒牌产品的事。因为这位官员正是负责台湾专利和商标注册的标准局局长寇先生,这种事就特别使他尴尬。
    使寇先生和这里的其他官员感到沮丧的是,台湾已成为——至少在海外舆论中——向国外出售冒牌产品的亚洲几大地方之一。
    最近人们指责台湾不仅出口一些单价高的伪造时髦商品,而且还出口汽车零件,如制动器衬垫,于是不好的名声就大了。贸易官员承认他们听到过关于汽车零件的抱怨。
    没有统计数字表明台湾出口冒牌汽车零件究竟占多大比例。不过,汽车零件已成为台湾增长速度最快的出口商品之一。汽车零件由1975年的400万美元一跃而上升为今年的13,000万美元。
    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国外名声不好,外贸局已采取了一定行动。批评者说,这些措施的效果是可疑的。
    批评者还指责有关机构,如外贸局、司法部、警察局、海关和标准局把“棘手的问题”推来推去。不象日本、香港和其他许多地方那样,台湾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处理冒牌货的问题。商标法对于应由何种机构保护商标的问题是含糊不清的。
    外国制造商一再提出的另一问题是惩罚太轻。根据台湾的刑事法,如果一个人犯有破坏商标的罪就可能被判处两年徒刑。但是,法官极少因伪造罪判处任何人的徒刑。大多数情况下罚款不到400美元。
    几家政府机构正在敦促司法部对商标案件采取更为严肃的态度和修改刑事法以给予比较重的惩罚,最严可能判二至三年徒刑。


    【台湾《联合报》11月27日文章】题:克莱因的事功和识见——兼述他在台湾服务的经验
    作者:孟玄
    克莱因明天要来台北了。过去他常在台北与华府间来去,但是自从里根与布什当选后,情形有些不一样,因为他是里根的高级外交助理,尤其精通亚洲事务,因此尽管他此行纯粹是私人访问,但是颇有里根特使的意味,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
    我们不应对克莱因来访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是鉴于他多年来奔走促进中美实质关系的贡献,以及他与副总统当选人布什非常亲近的关系,我们除了诚挚的欢迎他来访外,并应坦率的向他表明我们的立场,与他磋商今后加强中美关系之道。一直从事美国情报工作克莱因三十年来一直从事美国的情报工作,他从哈佛历史系毕业不久,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就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处(OSS),战后他先替艾森豪威尔将军整理、检讨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的指挥经验。一九四七年中情局成立、在韩战中成长定型,他重行加入,负责分析苏联情报部门,发展出一套沿用至今的国力评价及净估方法,成为当时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主要助理。克莱因担任情报工作以来,颇有建树,其中几项且与对华政策有关。
    一九五七年,他请调海外工作站服务,被派至台北,担任中情局站长,到任不久,金门炮战爆发,他根据其评估技术,准确判断出金门防守力量甚强,比其他送往华府报告,都要乐观,主张美国积极提供后勤及其他非战斗性军事协助。事后,他一直认为我军的成功坚守,是促成好战的毛派与较稳重的苏共中央分裂的决定性事件,终于造成今日对峙如水火局面。五十年代末期,美国急需了解中共西北地区原子弹发展计划状况,克莱因亲自说服华府,提供当时由中情局主管的极机密U—2飞机,供给我国空军使用,因此直到卫星照相技术发达以前,数年之间有关中共的精密武器发展资料,全部由这些情报飞行员所提供,在飞机失事的不幸时候,我国忠勇的空军无不引爆飞机,壮烈成仁,从未发生过1960年美国U—2飞行员被俘事件。有助我国积极争取与国另外一件往事,也为克氏津津乐道者,在1960年初,我国成功的土地改革及农业发展已经引起举世注目,我国为了争取当时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友谊,决定派遣农技团赴非洲、中南美及中东各国。克氏的角色是运用中情局的全球关系,私下协助说服若干国家政府接受此一互相有益的“先锋计划”。克莱因在台五、六年工作期间,完成许多他引以自傲的成就,与我国朝野奠下深厚的友谊关系。他对于与其工作联系最密切的蒋经国先生,尤其尊敬,他在其名著《秘密、间谍与学者》一书中推崇道:“蒋先生是最具远见睿智的政治领袖”,他说,只要是相互有益的计划,若能私下,诚实的向蒋先生解释,取得其了解,多能获得支持,也就能顺利推动,“先锋计划”只是其中一例而已。
    一九六一年四月,肯尼迪使用中情局训练的古巴游击队在古巴猪湾登陆,全部惨败被俘,美国颜面尽失,肯尼迪震怒之余,亲自整顿中情局,他把哈佛老同学克莱因调回华府,在新局长麦康指导下,出掌情报研判的副局长。不到一年半,肯尼迪终能在美苏对抗中扳回平手,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古巴飞弹危机中,让苏联锻羽而归。重振美国声望。而当年十月十六日亲自带著空中照相,向肯尼迪证实苏联确实已在古巴装设中程飞弹,即将完成部署的消息,就是克莱因。这项及时的提供情报,给肯尼迪十天从容的时间,召集智囊,研拟各种对策,向苏联摊牌,终能大获全胜,这是及时准确的情报有助国家安全决策的最佳例证,这也是中情局黄金时代。不满权谋用事重作学者约翰逊总统上台后,美国陷入越战泥淖。从《越战报告书》文件看来,当时中情局对越南情势研判是各机构中最中肯、客观的,但是这些不利的报告,却不能配合求速功的政策需要,麦康因而去职,克莱因也被外放至西德作站长。尼克松主政后,克氏出任国务院情报司长,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以阿战争,在埃及发动攻势的前二十四小时,克莱因就由埃叙往来电讯频率中判断战事即将爆发,欲紧急通知当时赴纽约联大开会的国务卿基辛格而不果,使埃及享受突袭效果。以阿战后,克氏因为极不满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权谋用事,愤而离职,重作学者,在乔治城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作执行主任迄今。严正坚决地支持中华民国近年来中美关系趋向低潮,但克莱因在言论和态度上,一直严正而坚决的支持中华民国。其中原因,固然有若干成分是他和中华民国朝野人士间的私人友谊,但更重要的是,他真切了解中华民国奋斗的目标和意义,以及这个国家对美国的价值。
    我们欢迎这样的一位朋友来访!


    【台湾《中国时报》10月19日报道】台北市离婚人口大量增加,已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民国六十八年度(一九七九年)台北市的离婚对数为七点九比一,此即表示,每当八对男女进入礼堂之际,便有一对夫妻宣告仳离,这个数字已创十年来的最高纪录,民国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年)的离婚对数为十五比一,十年之内比例增加将近一倍。显而易见,这个比例将会继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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