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在我们地球上突然出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
在去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伊朗事件以及霍梅尼向美国人（通过美国人向整个西方）提出的难以置信的挑战，已经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在动乱的伊斯兰世界，库姆的宗教领袖要求准备圣战。所有这一切实质上难道不会引起爆发战争吗？这种战争难道最终只可能发生在相当遥远的波斯湾国家里吗？因此，北约组织国家的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决定使核武器现代化；也因此，密特朗在国民议会上谈到苏联的ＳＳ—２０导弹“瞄准我国的城市和武器库”。
在重新谈到阿富汗事件所表明的苏联可怕的军事力量（人们容易忘记这种军事力量）时，俄国的坦克和部队已出现在喀布尔的大街上。
人们先是普遍感到不安，随后是发出警报。
昨天，卡特总统又最明确地说明了危机的严重性。他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是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和平的最严重威胁。”
应怎样看待这一切呢？我们是否真的面临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呢？《法兰西晚报》向密切注视国际事态发展的一些著名人士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人士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其活动也各不相同。你看，他们的回答不尽一样，但都值得人们深思。雅克·希拉克（前总理、巴黎市市长）：危险来自伊朗。我不相信目前的国际局势在一个短期内有着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即：美国和苏联间发生冲突的危险。
但目前在中亚出现的紧张局势依然达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步。除去苏联对阿富汗的难以容忍的入侵外，在这一方面使我最为担忧的就是伊朗的局势。因为这个越来越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很可能会有一天把伊朗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唯一的一个机构健全的全国性组织
——行动当作明显得到拯救的道路。
设若情形是这样的话，西方世界会面临外交上的窘境：要么容忍国际平衡发生有利于苏联人的重大改变（这是上次战争以来的新局面），要么最坚定地、但也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反对苏联领导人在世界这个地区的野心。
于是，伴之而来的会是这样一种紧张局势：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民主人士必须表现出它们的团结互助。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党总书记）：我不认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想要战争。我甚至认为，它们不要战争。然而，虽然它们每一方都相信这一点，它们却倾向于，每当可能的时候就扩张它们各自的利益，并想改善力量对比以利于自己。因此，危险正不可避免地增长。扩充自己的利益，就意味着接近决裂之点，并且，这样一来，决定着世界命运的重大决定就可能不由那些政治领导人来作出了。
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危险，我认为回答不能是、也不应该是危言耸听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应该到处始终不渝地寻找和平的道路。”阿兰·佩雷菲特（司法部长）：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世界战争的危险。但肯定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因为世界上有局势非常紧张的地区和正发生对抗的地区。这类危险，始终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危险越积越多，超过了某一事先难以确定的界限的情况下，才有发生世界战争的危险。更具体地说，紧张地区的增加，加剧了发生危机的危险。让·勒卡尼埃（社会民主人士中心主席）：在经济危机期间，世界舆论对于象近几周中发生的这样的事件更加敏感，这是自然的。我们不想渲染目前的局势，但必须承认，实际上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十分令人不安的时期。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还不象柏林封锁或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时候那样明显。目前令人担忧的，就是在这方面可能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就是目前形势的逐步转向恶化。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是一个关键地区，这个地区一方面通往各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另一方面通往世界上人口最多、实际上也是最穷的一些国家。苏联刚刚肩负了沉重的责任，它的主动行动表明它有扩张的意图吗？
这是问题的实质，如果人们同意以冷静和坚定的态度从目前的紧张时期摆脱出来，那么，威胁着世界的真正的危险就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日趋增长的不平衡。总之，避免全球冲突的唯一方法，在于尽快地重开南—北方会谈。”米歇尔·德勃雷（保卫共和联盟议员、前总理）：在一些强国的领导人思想中，对一场全面核战争后果的担忧是如此强烈，以致人们可以说，目前保持和平是他们的主要关心之事。
但是，认为和平的可能性占很大优势的想法，不应该使我们看不见一些危险的斜坡，这些斜坡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使世界和当时的领导人处于不同的处境之中。皮埃尔·梅斯梅尔（前总理）：如果把预谋的情况排除在外，战争就只能由一系列能导致灾难的假的演习来引起。这种假演习在欧洲和美洲不大可能有；它们恐怕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因为那里的政权不稳定，难以控制的局部性冲突很多，而且居民遭受着越来越不堪忍受的贫困。这类事件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谁也不知道。勒内·雷蒙（历史学教授）：阿富汗是新的古巴。无疑，战争的危险很久以来从没有象今天这样迫在眉睫。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所造成的形势同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形势是同样的严重，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第一次强行越过两个最大的大国心照不宣的势力范围界线。因此，这一入侵是否也象预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合并政策（苏联入侵阿富汗同这种合并令人奇怪地相似）那样，预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但是，不能排除两个不肯定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苏联可能对美国的软弱有幻觉，长期过份低估了美国重振起来的决心。第二个尚不知道的因素是，苏联领导人的继承问题特别是军人会起怎样的作用。
尽管如此，虽然我并不相信全面冲突已经迫近，但我认为较为明显的是阿富汗的事件已经敲响了缓和的丧钟：在这方面，这一事件表明国际关系史的一章已经结束，它再次推动着军备竞赛。马塞尔·比热尔（国防委员会主席）：我害怕战争。我早就发出过警告，因为我们正坐在一个火药箱上，生活在一个互相残杀的失去理智的世界上。必须使自由世界明白，应该清醒了。
只要双方力量相等，就不会有危险。但是，如果看一看世界地图，人们就会感到不安。所以应该保持警惕。伊朗有国内的问题，苏联在阿富汗受到了抵抗。从目前来说，尚无大战危险，但必须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不要放松警惕。
（摘自一月十一日《法兰西晚报》）
七十年代以来的美苏两国缓和紧张局势政策，是以两国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美国向苏联出口谷物为两根支柱的。以阿富汗事件为契机，这两根支柱都已垮掉了。伊朗事件之后又出现了阿富汗事件。也可以说，这种接连不断地从中东地区到西南亚的混乱，已扩大到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对立。
在八十年代，美、中、苏三个大国的所谓三角关系的平衡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很可能使亚洲形势更不稳定。
我们希望，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在缓和破灭之后的八十年代，对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作出积极贡献。那时，我国要始终以日美关系为基轴，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拥有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要为缓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作出努力。
可以设想，苏联在国际上将陷入孤立，其第三世界政策本身将会破产。
特别是中东产油国家，对苏联的这次行动感到威胁，并提高了警惕性。从这一点上来说，也有美国的中东政策反而变得容易推行了的一面。
即使中东国家背离苏联，但也未必会马上靠近美国。
可以说，除非制定某些原则来解决第三世界在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对立以及各地区的矛盾和平息混乱，否则，八十年代就将成为大国关系既得不到稳定、紧张局势也得不到缓和的时代。（摘自一月六日日本《读卖新闻》）
苏联兼并阿富汗这个邻国，将改变八十年代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现在缓和及不结盟的概念看来已是危如累卵了。美国对阿富汗事件作出了尖锐的反应，美苏关系现在看来已更象是处于五十年代那种冷战的年头；而不是七十年代的缓和年头。对这种世界势力均衡的变化，我们是有理由感到悲观的。各国同意的行为准则，现在已不再是规范的工具了。如果世界将变成苏联同非苏集团的两极化，这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并非好事。目前世界各国重组联盟的迹象已隐约可见，这对每一个国家来说，包括苏联在内，都是不吉利的。（摘自一月八日新加坡《海峡时报》）
苏联入侵阿富汗已造成两大地缘政治影响，第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在中东的争夺正朝着苏、美之间在亚洲的军事较量方向发展。第二，阿富汗危机日益恶化，充分证实五大力量要进行较量，而且这些又是世界上五个最大的国家，其中包括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为一方；苏联和印度为另一方。
因为华盛顿早已决定“重新策划”它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所以已经证实，美国正在埃及加强军事基地。
美国国防部还证实，目前正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筹划和准备一个由美国控制的海军基地，并拨出二亿美元用于实现印度洋战略基地现代化。五角大楼还证实，最近向阿曼、索马里和肯尼亚派遣了军事“技术人员”和运送大量事军物资。
【路透社汉堡一月十三日电】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今天发表的一次对记者谈话中说，在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之后，人们应该做可能做的一切事情来阻止冷战的恢复。
勃兰特对《明镜》周刊记者说，缓和政策应该坚定地、毫无幻想地继续奉行下去。
他说：「在这种局势下，西方的团结是重要的，而欧洲的团结尤其重要。」
勃兰特附和了卡特的警告：阿富汗的事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严重威胁。
【法新社阿布扎比一月十三日电】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石油大臣奥泰巴今天在这里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对海湾油井的一个真正威胁」。
这位大臣对《黎明》周刊记者说，这种威胁特别明显，「因为苏联正设法逐步接近海湾的不冻海面，并且要在那儿立脚」。
他又说：「如果莫斯科这一行动得逞的话，它就能够以反击西方对它采取的经济措施为借口，中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