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征尔是一位五官端正、举止文静的日本人，现年四十四岁。他爱穿新奇服装，喜爱网球、滑雪、芬兰式的蒸气浴以及奇特的中国式养身之道。他和蔼可亲，与大家相处犹如家人。他给人以鼓励，而不是用纪律约束别人。一九七三年小泽被任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音乐界为之一震。小泽出生在中国，他父母曾住在满洲的沈阳。父亲是位牙科大夫。一九四二年，他家迁回日本。
小泽征尔认为他的艺术生涯中有两个最为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日本度过的。他在东京桐友音乐学院学习，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他担任著名音乐教授斋藤的助手。小泽是个钢琴家，这就给予他一个极好的机会摸索交响音乐的技巧和问题。
一九五九年，小泽二十四岁时离开了日本，但他并不知道西方会向他提供什么。他说，“那时我去巴黎确实是为了会见我的女朋友，她是一位极优秀的钢琴家，也是我在桐友音乐学院的同学。当时她正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个妻子。但是，当时不是结婚的好时机。她呆在巴黎，而我则前往贝桑松参加一次青年音乐指挥的重要比赛，而且获得头奖。我意识到我有成为一个乐团指挥的机会。”
不到十二个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小泽被“柏林乐团”及其指挥卡拉扬选中，当上了见习指挥，而且还遇上了劳林·马扎尔，他告诉小泽：“你应去坦格尔伍德”（美国麻省地名，自一九三四年起每年举行一次音乐节——本刊注）。由于查尔斯·明奇（坦格尔伍德音乐节、波士顿夏季学校和音乐节上资格最老的指挥）参加了贝桑松评奖团，小泽成名的愿望较容易地实现了。小泽获得了库谢维茨基奖（在坦格尔伍德给予见习指挥奖）。在一九六一年，小泽征尔进了纽约乐团，成为该团的三名助理指挥之一。
当一九六一年伯恩斯坦带领纽约乐团访问日本时，小泽也随团同往，这时候日本人才发现，原来有他们的一位同胞在西方音乐界干得不错。不久，二十七岁的小泽就进了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但是，这段经历很少为人所知，小泽的名字几乎没有在节目单上出现过，因为他很快就被解聘了。而当一九七八年小泽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日时，这位返家的浪子还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每当谈到卡拉扬的时候，小泽总怀着一种敬佩之情，称之谓“冯
·卡拉扬大师”。
但是，把小泽的艺术生涯引上正确方向的却是伯恩斯坦。有一年，正值伯恩斯坦休假，他把小泽介绍给哥伦比亚艺术家协会的罗纳特·威尔福特，他是美国音乐界发现尖子、并把某人捧上乐坛王位的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使小泽的艺术才华第一次得到了发挥，一九六二年一月小泽担任了旧金山乐团的指挥。然后又有一个机会，即在“拉维尼亚音乐节”，有个人在关键的时候病了，此人就是乔治·布莱特。音乐节的组织者起先是下了决心不愿用一个可笑的日本人的，但是威尔福特先生坚持要用小泽的意见获得通过。一周之后，当小泽还在荷兰代替伯恩斯坦指挥时，他听到了被任为“拉维尼亚音乐节”的指挥的消息。这是非同小可的，因为拉维尼亚是“芝加哥乐团”的夏季音乐节。小泽说：“我不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还以为这是开玩笑呢！”
然后，一些乐团指挥的职称就接踵而来，如多伦多的、旧金山的、波士顿的。到一九七○年，小泽已从拉维尼亚搬到了坦格尔伍德。那时，波士顿交响乐团交给小泽指挥，该团对小泽这个指挥是了解的。
小泽的父亲总想回到中国去。自从在多伦多乐团的时候起，小泽就一直在询问此事，因为加拿大早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九七三年，小泽和旧金山市长联名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并通过在日本居住的中国血统人士的私人途径进行了试探，而且初步安排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访华的计划。但不久，周恩来和毛泽东逝世了，小泽听不到有关访华计划的进一步消息，他的希望破灭了，他老父在这时候也逝世了。
但仅仅在“四人帮”被粉碎两周之后，小泽接到了一封正式函件，希望他就在那年的十二月访华。小泽决定把他这次回中国当作友好之行，而不仅是音乐上的访问演出。他携母亲、兄弟以及老父的遗像前往。他惊喜地发现中国青年音乐家的才华和热情，于是，他放弃陪伴家属去游览名胜古迹，而把全部时间献给了中国青年音乐家们。
（摘自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国《观察家报》）
北京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连续三天举行由小泽征尔指挥的《第九交响乐》演奏会。除指挥以外，全部是中国人。独唱也是中国歌手，歌词全部是中文。
中国已有二十年没有演奏《第九交响乐》了。乐团团员、合唱队员都非常兴奋，全力以赴地演奏和演唱。兴奋的听众在演奏结束后跟着领唱边唱边拍手。小泽打着手势拍着乐团团员的肩膀，祝贺演出成功。
盛大的“喜悦之歌”的演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到来。
（摘译自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经济新闻》）
台北《工商时报》十二月十七日刊载邱永汉的署名文章，主张台湾应当与中国大陆通商，表示这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利。
邱永汉是台湾旅日工商界人士，他在日本既做生意，又写经济评论，是个经济长才。
他的文章说，中国大陆现时积极推动四个现代化，大量购买日本的工作母机、卡车、化学纤维工业制品。这类物品由于价格昂贵，或品质太高级，对中国大陆来说，“未免有些浪费”；而台湾制品，“刚好是适合中共的用途”。如果这些制品不卖给大陆，就必然为日本货所取代，这样虽然对台湾并没有损失，但要是有意接受这项生意，台湾企业可得其利。
文章表示，近来台湾的报纸称“共匪”的字句已减少，而称“中共”的情况则增加，“显然是表示台湾的进步，是可喜的现象”。但把台湾的工业制品卖给大陆，而买进大陆的石油和中药材，这只供应工业品与提供初级原料的关系，对于台湾来说是占了相当的便宜”。
文章说，如台湾愿意卖东西给大陆，非但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利，而且透过通商关系，可以促进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的相互了解。
（摘自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香港《大公报》）
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权决定在商业方面进一步靠近欧洲共产党当政的国家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警告，尤其是警告美国：要是美国进一步采取行动出卖台湾，就这个西方超级大国的利益来说，可能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当然，对台湾来说，使其海外市场多面化，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美国和台湾断交，华盛顿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行将废除，对于台湾对外政策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台湾的对外政策现在掌握在新任外交部长朱抚松先生手中。
确实，蒋经国在国民党最近召开的会议上说，美台断绝正式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的终止，甚至可能使两国间目前的非正式关系也发生变化。
在商业方面，台湾无疑预见到它同美国的贸易往来最终会下降，而有利于北京，因为华盛顿即将给北京以特惠关税待遇。由于越来越受到中国大陆的投资前景所吸引，美国今后还有可能会放慢对台湾的投资步伐。因此，国民党的新政策是允许东欧国家除了在台湾合办企业外还可以在台湾投资，但是不允许国民党在这些共产党国家投资。
为了说给华盛顿和日本听，蒋经国将军提醒人们注意台湾控制着台湾海峡以及东南亚到东北亚的海上通道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情况。
（摘自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香港《南华早报》社论）
【中央社台北十二月二十六日电】据内政部今年十月底的统计，台湾地区的人口数为一千七百四十万九千五百七十九人，其中男性九百零九万三千二百六十一人，女性八百三十一万六千三百十八人。
十月份，台湾地区出生的有四万零七百九十二人，死亡的有七千零六十九人，结婚的有一万零九百十四对，离婚的有一千零四十二对。
在十月份，台湾地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数为四百八十四人，台湾省为三百九十五人，台北市为八千零五十四人，高雄市为七千五百九十六人。
蒋经国虽然在美国与台湾分道扬镳之后声称，将把反对大陆共产党政权的斗争“进行到底”，并且“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与北京进行谈判。但是岛上的青年一代显然不怎么赞成这种走极端的观点，并且明显地被大陆发出的娓娓唤声所引诱。
北京的那些显得特别灵活的新当权者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以便同一九四九年在大陆上被推翻的政权的继承人言归于好和建立起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迫在眉睫的联系。北京人看来已经前进了几步，因为“四人帮”时代已经过去了，非共产党人也不再受歧视了，甚至连“资本家”也得到赔偿。早在今年年初，北京就已赦免了最后一批国民党党员——“战犯”，停止了对台湾的沿海岛屿进行的定期炮击，并建议举行谈判，在谈判中将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词。
虽然台北没有正面回答这个建议，但美国的报纸报道说，台北至少放弃了迄今为止的惯常做法：即不派代表参加红色中国也出席的所有国际性会议。不仅如此：一九七九年上半年，价值二千七百万美元的中国货物运到了台湾，而台湾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经过香港运到了大陆。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双方的关系正常化，并有助于加强大家都同属于一个伟大民族的意识。
在这场争取台湾的角逐中，苏联人自然是吃了亏的。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密使在香港、斯德哥尔摩，据说还在维也纳举行了三次会晤。在这些会晤中，据说苏联人提出了让台湾提供一个海军基地以换取安全担保的建议。这立即遭到华盛顿的强烈反对，井告诉台北对以后的摸底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是不这样的话，这个岛国今后就别想再得到美国军备物资和它在海外自由销售产品的权利了。（摘自十二月二十一日奥地利《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