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欧“卫星国”仍然是由操各种不同的语言的各国人民组成的，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对莫斯科的效忠程度也各不相同
【美联社华沙１１月２日电】（记者：罗伯特·里德）题：东欧——民族主义
（原编者按：今年夏天震撼波兰共产党政府的工人罢工，只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影响苏联东欧卫星国的骚乱之一。
本社记者罗伯特·里德在即将发表的有关这次巡回旅行的两篇报道中，研究实行了３５年马克思主义的东欧的状况。第一篇报道《东欧——强烈的民族主义》，介绍了目前在东欧存在的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在第二篇题为《东方——西方》的报道中，里德报道说，西方人及其思想在东欧广泛流传，但是，流露出担心：如果改革快了，可能危及数年来已获得的成果。）
在灰蒙蒙的千篇一律的形象后面，所谓的东欧“卫星国”仍然是由操各种不同的语言的各国人民组成的大杂烩，它们信仰不同的宗教，对莫斯科的效忠程度也各不相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军带来的３５年的共产党统治，并没有消除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日耳曼人与斯拉夫人，俄国人与波兰人之间数世纪以来的憎恨。
这些不同的民族，曾经抵抗过土耳其人、奥地利人、普鲁士人和俄国人的帝国，而这些民族上的差异有助于在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这些社会更多的是在口号上而不是在实际上是划一的。
这些差异不仅在形成本国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中，而且在决定六国对它们应与苏联和西方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方面起着重大作用。
例如，罗马尼亚在与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中奉行的是独立的对外政策。然而，罗马尼亚政府在对待国内持不同政见立场方面却以态度最强硬而著称。
匈牙利虽忠实地执行苏联的对外政策，但是，在国内却保持比较开明的气氛。
波兰人可以随便地邀请西方人到他们家里作客，但在罗马尼亚，这样做却是非法的，除非是家庭的直系亲属才行。
象在苏联一样，在东德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实际上消灭了一切私营企业。而在波兰，大约８０％的农田掌握在私人的手里。
在索非亚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保加利亚人是东方集团中独一无二的。他们真的喜欢俄国人。在保加利亚人看来，俄国人是友善的老大哥。”
往北大约８００公里在罗马天主教盛行的波兰，这里的情形就不同了。波兰曾在１８世纪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过。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当奥地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波兰才重新归于欧洲的版图。
一位波兰作家说，“我们波兰人向来是指望西方，指望巴黎。我们的不幸在于地理位置不好。”这位作家要求不要说出他的姓名。
地理位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决定这六个国家的命运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４４年和１９４５年苏联驰骋这一地区，追击退却的德国人，并建立了一个由“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缓冲地带，以作为抵御入侵的屏障。
由于在莫斯科受过训的共产党人被安插来掌权，并以苏联军事力量为后盾，因此，每个东方国家政权都按苏联模式着手“建设社会主义”。
莫斯科强加的一体化，很快由于这一地区的各国人民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阿尔巴尼亚一度是属于苏联集团的国家，但是，１９６１年在苏联采取贬低斯大林的做法之后，它分裂出去了。今天，阿尔巴尼亚尽管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它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是自行其事最厉害的国家，它既攻击莫斯科、北京，也大骂华盛顿。
访问这一地区的人发现，最明显的差别是语言。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保加利亚人讲的斯拉夫语，与俄语很相近。
罗马尼亚人的语言鼻祖则可以追溯到罗马士兵，在当时的达契亚省他们得到了一块块土地。东德人讲的是德语，而匈牙利人则使用的是乌拉尔阿尔泰语，与芬兰语很相近。
第二个明显的差别是宗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东德人信仰罗马天主教或者耶稣教，由于信仰的关系，使他们同罗马或者同西方的改革和复兴思想发生了联系。
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大多数是东正教徒，东正教是俄国人和东方各国的人民信仰的传统宗教。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人统治时就不让西方思想传入，直到俄国人在１８７８年把土耳其人赶走为止。
在东欧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影响都没有波兰的大，在波兰，三千四百五十万人当中大约９０％的人自认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罗马天主教。
苏联人仍在东德驻有估计为４００，０００军队，在东德的公路上看到苏联的军用车，那是常事。
罗马尼亚不允许苏联人在那里驻扎军队，苏联人在保加利亚驻军也不行。
在对外政策方面，所有六国仍然与苏联采取一致行动，很少背离莫斯科的路线。采取独立立场最甚的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总统的领导下，承认以色列，仍然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波兰政府意识到波兰—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有共同利益，因此仍然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美国与匈牙利的关系在美国１９７８年归还国宝圣·伊斯特万的王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顶王冠一直留在美国——以后，已有了改善。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欢迎过尼克松和福特，他也访问过华盛顿。
东德和美国在一九七四年以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冷淡，美国在保加利亚的外交官几乎不与高级决策人接触。
有时这些差异影响到东方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１０月３０日电】南斯拉夫目前正处于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外债增加；人民购买力急剧下降以及许多产品一再短缺的状况。
南斯拉夫领导人从未用过“危机”这个词，但是南斯拉夫遇到的却是２０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投资额大（占国民收入的４０％）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通货膨胀为３０％，而去年是２２％。投资额大也造成外债增加，现在南斯拉夫的外债已达一百五十亿美元。几年来，南斯拉夫人的生活比较富裕，但是，现在，南斯拉夫正在为其宽松的生活付出代价。有一个时期国家曾向所谓的“政治”工厂提供资金。
其结果令人吃惊：去年这１４００家有亏损的工厂亏损达十亿美元。
斯洛文尼亚党的书记弗朗茨·塞廷茨最近呼吁把“所谓糟透了的地方官员”送去坐牢，因为，这些人凭借靠不住的论点“榨取新的贷款。”
南斯拉夫政府在面临经济冒进的情况下，今年六月将第纳尔贬值３０％。贬值３０％已证明是不够的，看来，必须大大增加出口。因此，这里在议论，今后几个月内第纳尔将进一步贬值。
虽然如此，六月份的调整措施有助于限制进口，有助于发展旅游业，今年旅游业将赚取十三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数字。即便如此，用一位党的官员的话来说，由于自治制度中出现这些矛盾，因此不能有效地采取其他措施来稳定经济。
例如，对价格的限制已告吹了：最近几个月食品上涨了２０％，房租上涨了１０％，电费上涨了１５％，小汽车上涨了３１％。
由于限制进口，商品出现短缺，２５年来商店外面总是有人排长队，等候购买东西。人们买不到咖啡、石油和肉类，药品也很难买到。据工会说，公司利润低是造成大多数商品短缺的一个原因，当局只好允许涨价，因此生活水平下降了７％。
据前总理米卡·什皮利亚克说，“工人不会允许这样下去的。”
经济学家们１５年前曾怀疑，没有国家的真正控制，如何能使自治和计划工作协调一致。
党的头号人物斯特凡
·多罗尼斯基上月建议，实行在自治企业监督下的权力集中措施。但是，这样的企业迄今显然不愿牺牲它们的自主权来实现经济稳定。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１１月２日电】有一些人士今天在这里说，南斯拉夫一百名知识分子上书请求南斯拉夫集体领导的主席团，要求废除有碍于自由发表意见的法律。
这份请愿书特别反对刑事法典第１３３款。这项条款规定，谁要是“以恶毒和虚构的方式描述国家形势”，就要被判处一至十年徒刑。
请愿者们还对就“敌视南斯拉夫的宣传”提出起诉的规定表示不满。
这些知识分子说，这些法律与宪法保证舆论自由的情况不符，并且侵犯了出版和言论自由。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几位著名作家，其中有多
·乔希奇、安·伊萨科维奇和塔·姆拉德诺维奇，以及一些大学教授和律师。
【美联社梵蒂冈城１０月２９日电】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结束对于免除神甫发誓不结婚所实行的两年冻结做法，并制定了放宽了的新规定，即允许天主教神甫脱离神职而结婚。这一决定意味着，梵蒂冈将立即开始处理业已归档的近５０００份神甫要求解除誓约的请求书。
这项新的教皇指示是梵蒂冈权力很大的信理部部长塞佩尔红衣主教致主教和教派领袖的一封信中下达的。
１０月１４日的这封信有力地重申了教会达１５００年之久的不准神甫结婚的禁令。人们认为，这个禁婚令是近几年天主教神甫纷纷脱离神职的人数猛增的主要原因。脱离神职的神甫人数每年约为４０００名，即占世界４０万神甫人数的１％。
【奥地利《新闻报》１０月３１日评论】题：克里姆林宫采取预防措施：
当波兰的政治危机在经过了一段表面上的平静之后又重新掀起了波涛之时，各个共产党国家对待波兰的态度开始出现不断增长的差异。即使这些不同的态度表达得含糊不清并且总是小心谨慎的，但它也反映了东欧集团各个国家中的国内方针和一般的政治气候。
所以，使某些西方观察家感到吃惊的匈牙利领导人的保留态度是前后一致的，并且是和卡达尔·亚诺什在大约２０年前所宣布的路线相一致的：“‘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主管意识形态的专家阿策尔在和《新闻报》记者的谈话中明确无误地强调说，布达佩斯政府决心毫不动摇地继续走困难重重、但却是唯一可行的经济改革之路。
恰恰在这些日子里，这种本身是不言而喻的态度的重要性之所以增加了，是因为人们听到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完全不同的声调。尤其看来波兰的危机时间延续越长，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起的作用将越大。甚至最老实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被许多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看作是实际中的政治局第二把手的苏联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基里连科，在捷克斯洛伐克逗留了三天只是为了和瓦·比拉克一起在斯麦塔纳剧院观看《卡门》的演出，以及观赏“金色的布拉格”和签订关于两个国家之间“发展全面合作”的联合公报。
尽管如此苏联是在着手准备干涉吗？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有些事情说明，基里连科在这样一些人那里请教主意并不是偶然的，这些人在１９６８年８月军事干涉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那就是使这个受控制的国家的局势“恢复正常”。
晚一星期公布的在最近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警告让人证实，布拉格的当权者甚至在起着一种督导的作用。党的书记瓦·比拉克，这个莫斯科真正信任的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说，“波兰的事态使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深感忧虑。”当然德国的共产党人也感受到了这种同样的不舒服。苏联领导人越来越难以继续对波兰的事态发展保持沉默，甚至心平气和地看着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布拉格，东柏林，甚至还有布加勒斯特的这种变得激烈的言论，是要使波兰的领导人处在压力之下，并迫使他们采取更坚决的态度来对付不听话的工人。从一切可得到的证据来看，苏联不愿重复１９６８年的暴力行动。以下一点也是非常可能的，即根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痛苦的经验，在采取处罚措施的情况下也只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敲敲边鼓，而不要它参加干涉部队。匈牙利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保加利亚人又远离危险区，而罗马尼亚人则会对事情的平息表示欢迎，不管是否运用武力，但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要苏联的干涉。
但是，决定是在莫斯科作出的——而决不会只在但泽和华沙作出。基里连科的布拉格之行中的神秘使命，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产生作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推行的对到波兰去和从波兰来的人进行事实上的旅行封锁的作法已经是又一个不祥之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