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流署华盛顿１０月２２日电】题：白宫谈同中国签订的粮食协议，人们认为这个协议是加强美中关系的步骤
白宫欢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０月２２日签订的销售粮食协议，认为这是“推进建立美中关系的长期结构的进程”的一个步骤。
白宫声明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粮食协议，从而做完了两件重要的事情。首先，这个协议将促使美国向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广大市场出售粮食。其次，这个协议将促进建立美中关系的长期结构的进程。
根据本协议的条款，中国将在从１９８１年１月１日开始的四年内每年至少购买６００万公吨美国小麦和玉米。中国人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可以最多购买９００万公吨。
自１９７９年１月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已迅速扩大，１９８０年将创２０亿美元的纪录。中国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棉花买主，是其他农产品的最重要的买主之一。这个协议是（美国农业）部长伯格兰早在１９７８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时的一次对话的产物。这个协议对美国的农场主和消费者都会带来重大的好处。这个协议有助于缓和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摆动，这种摆动又往往同农产品出口每年的波动幅度有联系。这个协议还会进一步激励我们的生气勃勃的农产品出口部门，并有助于我们不断增加农产品贸易的顺差，农产品贸易额１９８０年将达到２２０亿美元。
总统本人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他在执政期间采取了这个困难而又极为成功的步骤，即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由于在差不多两年前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前进以建立能真正丰富我们的知识、贸易和文化的新关系：
——贸易增加了一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１亿美元增加到１９７９年的２３亿美元。今年，我们估计贸易额几乎会再增加一倍而达到４０亿美元。
——每半年就有大约２５个文化和体育代表团从中国来我国访问，我们也相应地派管弦乐队和其他文化团体以及我们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访问中国。
——我们分别签订了１３个科技工作协议，这些不仅使我们在目前和今后得到商业上的好处，而且使我们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可能分享中国在医学、地震预报和农业方面的研究成果。
尽管贸易和文化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这些关系。我们也仔细和周密地开始建立一种协商关系，以使我们能够一起工作来找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
这种建立长期战略关系的努力仍然是新的，因而是脆弱的。它是以经过艰苦的谈判和经过仔细斟酌写成文字的谅解为基础的。这种谅解已写入美中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本届政府始终表明它决心遵守这种谅解。
自差不多两年前总统宣布我们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中国人达成协议的那一天以来，我们已经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三十年的相互隔绝和敌视已为一种日益加深的协商关系所代替，这种关系已为美国的安全、为东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美国《时代》周刊１０月２７日一期文章】题：商人们打中国牌在一个广阔的新市场上大企业可以做大宗交易
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从出售烤面包的设备到喷气式飞机等各方面都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发展着。自从美中１９７８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间的贸易已从１１亿美元猛增到今年估计的４０亿美元。商务部的一些官员估计，到１９８５年，美国同中国每年的贸易额至少要达１００亿美元，而同苏联的年贸易额为７０亿美元或不到７０亿美元。在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最有前途的是农产品和尖端的工业设备。农产品的出售额现在占美国总出售额的一半以上。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同美国建立贸易联系的迹象。在上海，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船只在卸下一包包的美国原棉。在四川省，根据一项同休斯工具公司签定的５０００万美元的合同，目前已经开始筹建一个生产石油油井钻头的工厂。在沿海的福建省，国营厦门卷烟公司不久将根据同雷诺兹烟草公司达成的协议生产“骆驼”牌香烟。在北京，美洲银行将在一座两层的楼里开设一个分行。现在总共有大约五十家美国公司已经在北京设立了规模不大的办事处，但业务很兴隆。美国商人蜂拥而至，夹杂着络绎不绝的外国旅游者，使北京旅馆和饭店的房间就象古老玉石一样难得和昂贵。商人们说，最令人沮丧的事情之一是同疲沓和工作不讲效率的官员打交道。中美之间的商业交流也从东部向西部发展。每个月大约有一百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访美来寻求交易，有时仅仅是来寻求美国的技术资料。
尽管在中国作生意存在种种复杂情况而且费用高昂，美国商人仍对这个大约有１０亿顾客的新市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一是会外交易很活跃；二是许多厂矿企业自己派人到交易会兜生意
【香港《中报》１０月２９日特稿】题：做大陆生意要找窍门，今届交易会有新路数
自从北京对外贸易权力下放后，大陆各区各自努力开拓外贸市场，今年春季交易会首次出现各省之间竞争的现象。
这届秋季交易会，随着大陆经济政策的日益开放，各省自主权日益增大，各省代表团做生意的手法越发灵活，而且维护本省外汇利益的本位主义更为突出。做生意的花招层出不穷。
今届交易会有一最大特点，就是会外交易很活跃。何谓会外交易？简言之，就是在交易会谈判厅外达成的交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北京有这么一条规例，各省代表团与外商在交易会达成买卖协议，所得利润（外汇）要上交２０％给国家，于是不少代表团就大力加强会外活动，与外商在会外谈判，这样就可以连那２０％也不必上交，通通收入本省的荷包。
所以有些外商在与谈判对手在交易会谈判时，往往不得要领，谁晓得，返回酒店后就有对方电话联系，而这些会外谈判却往往融洽和谅解得多，价钱甚至可稍为压低，生意也较容易做成。许多外商也不明所以。有些明白此中奥妙的商人（主要是港商）则周旋于代表团的驻地，洽谈于酒席之上，颇有收获。
今年秋交会的第二个特点是，许多厂矿及企业的代表破门而出，自己派人到交易会兜生意。本来，北京外贸当局，是规定各省参加交易会的代表的人数的，而这些代表又多是外贸机构的人员，一般生产单位的极少。
这届交易会，许多厂矿企业急于打开外贸门路，就自己自费派代表到交易会兜揽生意，由于这批人不是正式代表团成员，没有入会资格，他们只能在会外活动。
这些人活动能力强，特别是大陆企业自负盈亏即实行，能赚到外汇就大大有利于本企业的盈利，甚而职工的生活。（大陆企业赚得外汇，可以１００元港币兑５０元人民币向当地中国银行换兑）所以，他们的冲劲和干劲甚至可与西方的推销员相比。如果外商能和这批生产者个别代表接触，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他们的产品价格不须经过外贸公司的层层加价，要便宜得多。
但是，存在的一个缺点是他们不是外贸机构，在官僚主义、关卡众多的中国，他们虽有出口的热情，也有能力，但往往会给卡住，因而与他们打交道，得冒风险。
国际收支结构发生这种变化引起的问题是，首先，国际收支出现盈余，而物价上涨率相对的低，二者不一致。也就是说，汇率的调整是根据通货膨胀的差距进行，还是根据国际收支进行？如果以通货膨胀的差距为主，那么，西德方面的汇率就会提高，并进一步促进南欧国家发展服务业。如果以国际收支为主进行调整，那么西德方面的工业专业化就将进一步发展，在任何情况下，在与欧洲以外的国家竞争中（以工业品竞争为主的）西德都必须全面承受负担。
据认为，随着欧洲货币体制的建立，使欧洲内部的汇率稳定下来的尝试，当初是以西德兴办资本资料产业、周围国家兴办消费资料产业这种产业专业化为前提设想的。如果说这伴随着西德搞制造业、周围国家搞旅游业这种专业化，那么，欧洲货币体制的意义会怎样变化呢？能够说的一点是，如果汇率稳定下来，那么，通货膨胀的差距也就不得不缩小。通货膨胀的差距将向高的方面发展？还是控制在低水平上？不妨认为，将继续向国际收支盈余的方面收缩是妥当的。这样，整个欧洲就不得不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西德应该采取的政策是，向欧洲以外的国家寻求盈余。但是，在和欧洲以外的国家进行竞争方面，西德的竞争力已不是那么强大，这是致命弱点。
而且，欧洲不存在能取代西德的强有力的国家。这就是欧洲努力实行保护贸易主义和发展集团经济的基本原因。欧洲在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批评日本商品，在前面谈到的纤维等问题上，最近正在迅速地提高对美国商品的警惕。不妨说，七十年代，欧洲拼命实行短期通货膨胀对策，不进行设备投资，因此欧洲在八十年代非常强烈地希望实现集团化。
要使这种集团化倾向固定下来，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欧洲能够做到的，是恢复黄金的地位。甚至有人说，欧洲拥有的黄金已经超过了美国，通过以黄金为后盾的欧洲货币同美元和日元相对抗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以黄金为后盾的欧洲货币吸引石油美元，再把石油美元借给不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从而对第三世界施加影响，也就是设法接近初级产品和扩大出口市场。日本的对策——日益严峻的市场制约条件欧洲和美国把恢复对制造业的设备投资作为政策目标，而日本看上去就好象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一样。这是因为，石油危机引起了短期的混乱，引起了日元下跌和日元上涨的激烈循环，日元下跌刺激了节省能源投资，日元上涨刺激了省力化投资，日本经济的素质因而得到了增强。
但是，在雇佣和设备投资两个方面，日本经济至今还远远低于１９７３年发生石油危机前的水平。制造业的雇佣与１９７３年相比，只是当时的１０％，是很低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１９７３年为１９％，现在还不到１６％。
这表明，日本经济的质量提高了，如生产率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加强了，但另一方面，数量的扩大受到严重制约。如果把日本经济重新摆进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中去，就会发现日本经济的规模已经扩大得过分。看一看日本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就容易明白这一点了。
五十年代，日本的出口在世界工业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５％。而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初，已超过了１０％。日本贸易在世界工业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此迅速地增加，是因为在此期间，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为７％，然而日本出口却一直以比世界贸易高一倍即１５％的速度增加。
日本能在不受欧美国家抵制的情况下增加出口，其原因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规模小，不管日本以百分之几的比例增加出口，欧美国家也不感到任何痛痒。但是，如果日本所占的比例超过１０％，那么，情况就将发生很大变化。
市场占有率平均为１０％，就会出现某些商品，如钢铁和造船的出口比例超过２０％或３０％的情况，这类商品以１５％的年率增加出口，那就必定对美国和欧洲的国内相应产业造成沉重打击。欧美国家开始对日本出口产生不满，也是不足为奇的。
由于石油危机，各国都加强了力争以扩大出口来保持雇佣的姿态，加之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严重停滞不前，因而对日本出口的批判将加强，这是难免的。而且，从那个时期起，韩国、台湾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和东欧国家开始迅速增加出口，这对日本也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制止日本商品的增加，那以后就更难办了。产生这种危机感，也许可以说是不景气情况下的特点。最近，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开始迅速增加出口表示不满，也是不能忽视的。
欧美国家反对扩大出口，并不是由于价格竞争力或商品力之类的经济问题，应该认为，已经开始出现了拒不接受贯彻这种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反应。就这样，在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口的市场占有率不得不停留在１５％前后。引进起关键作用的石油美元日本出口的市场占有率被固定下来，意味着日本的出口增长率将下降到和世界贸易的增长率相同的程度。但是，如果既便如此仍认为日本产业的生产率的上升率还高，那么，日本就不得不进一步降低雇佣水平。
而且，设备投资的重点，也将从扩大生产能力转向合理化投资上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