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七月四日刊登波波娃的一篇文章，题为《电子计算机能干什么……》，摘译如下：
在西德萨尔布鲁肯市举行的语言学和信息学的大会上，科学家们搞了一次小试验——计算机和人进行语言翻译比赛。比赛时，计算机突然地露出了“夸大狂”的毛病。例如有一个句子：“计算机多能，但不是万能”，计算机居然翻译成“计算机几乎是万能！”
一百三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译解马雅人的手稿。最后决定求助于技术装备。制定了挑选和寻找所需要的语汇的计划，由计算机来完成数以十亿计的运算。结果，在不到一年，发现的手稿几乎有一半可辨读出来了。
我们拿起问讯处的电话，例如机场的电话，就可迅速得到所需要的查询。这种效能只有借助计算机才能做到，因为人们把计算机同转播有关气象、时刻表变更、航班完成情况以及旅客可能问到的其他许多情况的各种问讯处连接了起来。
计算机的好处的确很多。然而，如果人在使用计算机时出了差错，可能会发生完全难于置信的后果。
最“高昂”的错误，大概是在程序中漏掉一个符号，就会破坏从肯尼迪角向金星发射的火箭。而一枚火箭价值一千八百五十万美元呀！
美国有一家大公司的一位副董事长，有时顺便到放置着计算机的屋子（在工作人员不在的情况下），在穿孔卡片上“只不过”打一小孔。其结果，计算机就会认真地把公司的一部分收入列入这位副董事长个人的账内。
由于计算机的差错，底特律一家大商店的副经理蹲了十一天牢房。由于稍微违犯交通规章，交通调度员让他的汽车停下来，并“以防万一地”通过无线电查问这个违章者的情况。计算机存贮着曾经落入司法部门手中的一切罪犯的资料。当你去查询时，一分钟后，计算机就会作出答复，说明某某人是不久前从苦役的地方潜逃的撬门贼。这样，“危险的罪犯”立即就会被送入牢房。过了十一天，想起来应该查查被拘留者的指纹，最后才弄清计算机所指的是与他同名的人。
不管怎样，电子计算机毕竟仍是我们可靠的助手。
【本刊讯】苏联《苏联画报》一九七九年第六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浮肿说明什么？》摘译如下：
一位著名的苏联作家、职业医生很久以前就指出：有些作者塑造浪漫“高尚”的主人公时，常把他们描绘成脸色苍白，两眼塌陷而目光炯炯，身体瘦削的形象。对医生来说，这些特征与其说是浪漫的天性，不如说是病症……
一个人的外表的确能使有经验的医生知道很多情况。皮肤发青会使人联想到心脏衰弱，含热的眼神是高烧的征候，眼白发黄说明肝脏有病。浮肿也同样有不小的诊断意义。
各种疾病都会引起浮肿。而首当其冲的却是心脏病。衰弱的心肌不能正常输送血液，因此血液久滞在细小的静脉和毛细血管内。结果管压升高，管壁拉长，水肿液渗进周围的组织。心脏病引起的浮肿往往从离心脏最远的地方——下肢开始。在重力作用的情况下，双脚会发生郁血。在心脏功能严重衰弱的情况下，水肿液会在腹腔和肺里积存起来。
看到人的眼下有浮肿，我们会想到，这个人的心脏或者肾脏有毛病。然而，这种结论可能是不对的。对服用药物，一些食品和饮料，肌体有时会产生各种病态状的激烈反应。变态反应的浮肿在脸部和组织最松软的地方表现得最为明显，严重时可以使人窒息。
炎症也能成为浮肿的原因。当然，任何一种发炎都表现为浮肿，皮肤微微肿起。在炎症的最初阶段，浮肿则是常见的现象，因为这时它起好的作用，水肿液把血液从炎症灶中排挤开。
人的智慧很久以前就创造了“饥饿引起浮肿”这一术语。它准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长期饥饿能产生严重浮肿。
我们医务工作者，知道发生浮肿不单是因为饥饿，还因为肌体缺乏蛋白质。处于这种状况，肌体开始自己“吃”自己，本身的蛋白发生分解。水分从缺乏蛋白的血液中转移到组织之间的间隙，随之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饥饿人的体重增加，真象胖起来一样。
肾性浮肿的发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肾脏功能发生障碍的情况下，血液中的蛋白就不断消失。肾性浮肿容易看出来。与心脏性浮肿不同的是，肾性浮肿均匀地分布在全身，有时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由于细小的血管痉挛，这类患者的皮肤变得干燥、发光和苍白。医生称其为“大理石”皮肤。
能够引起浮肿的疾病远远不止所列举的这些。我们列举的只是几种主要的疾病。但是，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知道，浮肿是某种疾病的征候。确定为那种疾病
——这是医生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轻视这个征候——这却是您应该做的事。
【法新社曼谷九月五日电】泰国副外长阿伦·帕努蓬今天透露，泰国和中国在最近结束的中泰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同意继续互派考察代表团。
阿伦说，该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年会一致同意，泰国小组将在中国考察森林、针灸和低成本的建筑材料的生产情况，中国小组将在泰国考察珍珠的养殖和波萝罐头的生产。
他指出，将在明年下半年互派观察团。
这位泰国副外长没有见到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而见到了负责国际合作事务的副总理陈慕华。
她祝贺泰国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且表示希望中泰关系将保持融洽。
认为中国现在已注意提高生产率，实行对工作作出不同贡献得到不同报酬的原则，强调用合同来调整生产和贸易，用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经验解决目前经济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说明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
【本刊讯】英国《中国政策研究会会刊》一九七九年九月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摘译如下：
从技术、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这三项仍然是西方现在使用的尺度——的角度来说，中国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进入了二十世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以后，中国准备进入二十一世纪。
经济增长可能只是各国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之一，而对中国来说，经济的增长从来就不是首要的。社会态度的转变和向比较平等的社会制度的过渡，是中国作为一股世界力量兴起的标志。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不存在短缺的，今天正是在遭受短缺之苦。如果消费超过生产——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就是，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新的投资的话，那农村就会有隐蔽的失业，城市就会有明显的失业。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中国必须提高生产率。
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提高生产率并不是一个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里不能自行解决这个问题一样。
中国是确实要着手提高生产率并且坚持这样做呢，还是在现代化的纪律还未来得及巩固中国就被其他一些优先要办的事情转移开呢？中国所作的宣布使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模糊不清之处。即便把政治上的危险因素考虑进去，看来这一点现在也是定了的，因为，如果轻视呼声越来越高的要实现现代化的要求，那就会再度陷入小生产者的思想境界中，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静止不动或者下降。
中国现在认识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对工作作出不同贡献得到不同报酬的原则，并非组织方面的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政策问题。按劳分配在四人帮以后的时期经常挂在嘴边。要使价值法则用来加强社会主义的发展，就需要经济地利用时间和原料，进行严格的企业核算，并减少单位生产费用。衡量有效利用时间和资金的标尺必须是投资资金的利润率。否则就要冒浪费时间和资金的危险。中国在七十年代的经验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人浮于事的情况很严重，数千名工人每天只干五个半小时的活，但是却领全薪，因为没有适当的成本核算。在一个过渡社会中，这对工人劳动态度的损害和对工人阶级革命潜力的损害不亚于对生产本身的损害。因此，把工人和工作人员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管理中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是至为重要的。不然，那就会倒退，因为意识形态与日常实践不合拍。
即使从一九七八年发表《论十大关系》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的其他一些文章粗略地看一眼，另一个问题也是很明显的。重新强调用合同来调整生产和贸易的好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之间订立具体合同可减少各级管理机构的负担。这意味着减少一些干部的官僚作风和高压手段。
可能是，合同制度是调整时期解决各级管理问题的唯一办法，并在调整之后要加以修改或者用别的办法来代替。贸易显然必须用合同来调整，但是用组织间的合同来控制生产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可能还有一场关于这些建议中的另一项建议的类似的辩论，这项建议就是要扩大纯经济控制的作用，即建立一些专门化的公司，这些公司只负责制造过程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只负责生产活动或推销活动中范围非常狭窄的一个部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中国最接近（比方说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幻想。现在发表的观点是：搞统一的、设备齐全的企业，不管大小，都是生产中的一种落后的组织形式。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不管什么时候，一旦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就通过危机——商业的、金融的或者经济的危机来加以调整，有时是小规模的调整，有时则是大规模的调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能自动调节，因此一出差错就会打击整个经济。那么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技术学很多东西呢？因为，即使总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没有计划的，但是企业内部肯定是有计划的，而有些企业是很大的。这使列宁一九二○年所作的结论应验了：无产阶级不能单用专政来维持它的统治，还必须采用资本主义的全部技术经验，只要这种经验发挥进步作用就行。中国领导人以列宁这个结论为依据醒目地让人看到过去和目前经济管理效率不高的问题，他们在这一点上和毛一样坦率，但是比毛具体。
正在认真地对待四个现代化，管理正在实行必须的纪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很明显，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研究其必然结果。如果他们不是在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会把钢的生产在轻重缓急的考虑中降到第二位，而把消费品和能源的考虑升到第一位，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在恢复毛多年以来的一个教导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硬说社会主义的政策原则不受影响，或者硬说对社会主义过渡的本质没有关键问题可提出，那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