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新社慕尼黑七月二十四日电】西德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最近已经得到证实，在一九○○年结婚的每对夫妻平均生四个孩子，而现在每对夫妻平均生一点五个孩子。
如果低出生率和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减少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到一九九○年居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口，将从现在的约六千一百万人（包括西柏林人）减少到五千四百五十万人。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学者们一直在设法弄清出生率低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恰恰与普遍的看法相反，造成人口下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贪婪”，或者换句话说，是不愿意同其孩子们分享可以得到的资金。
社会研究人员发现，希望少生孩子不是根本愿望。
在进行了民意测验的一批姑娘当中，有一半人在她们结婚之前说，二至三个孩子将是“理想的”。
但是在她们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许多妇女就决定不再要了。
特别是职业妇女认为，她们要照料一个以上的孩子就负担过重了。
怀孕的麻烦——身体上的麻烦以及精神上的麻烦——也是促使她们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不再生了的原因。
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已婚妇女在她们打算要孩子之前就怀孕，而对三分之一的妇女来说，怀孕比她们原来预料的要困难得多。
三分之二的妇女在分娩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在照料婴儿方面就遇到严重问题，这样就使得她们不愿意再要孩子了。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婚姻问题被认为同孩子有关。
由于无暇同朋友来往而感到的孤独，以及因被“锁在屋里”而受的烦恼，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节育方法。
说先进国家出现不要孩子的思潮和出生率显著下降的现象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七月二十日登载一篇文章，题目是《出生率下降和家庭的崩溃》，摘译如下：先进国家有不要孩子的思潮从整个地球来看，国际儿童年的今天，在儿童中间还有不少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儿童在饥饿、疾病和教育水平低的状况中受苦。在政局不稳定的地区，如印度支那难民那样，很多儿童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
在先进国家，出现不要孩子的思潮和出生率显著下降的现象。今年三月五日《时代》周刊，在题为《孩子有必要吗？》的文章中，就美国的状况说，如果说五十年代是奇妙的幻境所象征的儿童时代，那么七十年代就陷入了相反的极端。例如据某社会调查，百分之七十的父母回答说，如果可能，不希望有孩子；说反税斗争的结果，从教育预算中勾销了。全美国虐待儿童事件达二百万起以上。在洛杉矶有不满五岁的儿童三万多人被卷进了色情事件。以儿童为主角的神秘电影所以流行，恐怕和这种思潮不无关系。附带说一句，该周刊七月九日一期谈到美国家庭的暴力问题时说，“如今不论贫富，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家庭是打嘴巴到杀人的最危险场所。”
据说英国遗弃儿童在欧洲占首位，德国因为石油不安而感到前途绝望，所以发生了出生率明显下降。国际儿童年应该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决心解决这些问题。
表面上，我国儿童似乎很幸福，但是他们中间正在发生和过去不同的问题。那就是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激烈变化，带来的家庭、妇女地位及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不能认为是文明国家的养子制度妇女进入社会甚为明显，如今占劳动力人口约百分之四十。但是对儿童来说，母亲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事实。要调整这两者未必是容易的。但至少在乳儿期间能有母亲保育。因此必须有劳动惯例，如保证保育期间不工作和重新就业等。
日本的出生率，去年打破了千分之十的大关，是十四点九。接近过去最低的丙午年，即一九六六年的十三点一。看来这个下降趋势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到二十一世纪前半期，我国人口结构将受到强烈的冲击。我国老年人所占的比率将更大。
出生率下降的一大原因是，我国的生第一个孩子的母亲的年龄同外国比较是非常大的。多数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推迟了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在我国，第一个孩子成了贫困的原因。
虽然说人工流产手术渐渐减少，但是提出要求的人数还超过六十万人。我国的养子制度为了父母或家庭的利益设立的，举世没有前例。这里我愿指出，外国的儿童专家指责说，就连现行制度也是文明国家所不会有的制度。要培养有干劲的人材日本的父母热心于教育是好事，但实际情况显然是千篇一律，以考试为中心，变成预备学校。因为这是下述情况在教育上的反映：高速增长时期所培植的以第二次产业的大企业为顶峰的社会的统一价值观和主要凭学历和笔试来选择就位人员的做法。笔试固然也是种能力，但是难于鉴定创造能力、判断能力、领导能力和技术能力。目前的教育正在培养非常片面的人材并糟踏卓越的本能，值得忧虑。
也有人指出：出生率下降的结果使兄弟减少了，失去了同母亲的劳动相结合和在家庭内的社会性训练的机会。家庭逐渐变成了投宿的地方。
今后的世界和我国的前途，有能源危机等很多暗淡的因素，可以预料到骚乱。在这个期间培育精力充沛，创造能力洋溢的下一代是当前这一代人担负的责任。尤其我国将进入老年化社会。它的影响所及是超乎想象的。但是困难重重的二十一世纪的支柱却是目前的儿童。
卫生部长被撤职，另两名副部长受到处分
【本刊讯】苏联《巴库工人报》六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在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摘译如下：
（原编者按：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在对居民的医疗服务组织工作上存在的严重缺点的问题。）
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许多门诊部、医院、药房和其它医疗机构的工作组织得不好。共和国一九七八年的卫生保健主要指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指标，尤其是在居民的疾病系统防治和病人的住院治疗方面。
共和国卫生部及其地方机构，没有很好地组织急救和急诊这样重要的实际保健服务工作，这对病人以后的治疗产生不好的影响。对于保证居民的药物供应没有实行严格监督。
在卫生防疫服务的组织上存在着严重缺点，没有很好地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工作。对工业设施、公共饮食企业、商业和日常生活服务工作的不卫生情况，没有进行有效的斗争。在大多数医疗机构，卫生水平低。在居民中间没有很好地进行卫生教育工作。
医疗预防机构网（尤其是在农村）发展得很慢。没有保证完成保健项目建设和投产的计划。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大约有两千万卢布的投资没有使用。没有确保使设有七百七十九张病床的医院和容纳一千二百五十个病人的门诊部交付使用。在卫生部领导人的纵容下，竟然发生接收未完工项目和完工工程质量十分低劣的项目的情况。
在许多医疗机构，对于所使用的昂贵医疗器械还发生毫不爱护和大肆浪费的事件。
共和国卫生部没有进行必要的工作，以协调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提高科研效果和把科研成就运用到卫生实践中去。
许多已经完成的科学研究工作，无论就其题目还是就其质量来说都不符合当前的要求。经过研究班对科学干部进行的培训并不能令人满意，培养工作效率很低。
在对共和国居民医疗服务的组织安排上的严重缺点，是卫生部领导人对解决干部问题持不正确态度的结果。
卫生部领导人在挑选和配备卫生工作人员领导成员上犯了大错误。在提拔工作人员时，没有深入和仔细地研究工作人员业务、政治和道德品质，在这个重要的工作上往往表现出任人唯亲、家天下的作风和同乡关系。在许多医疗机构揭露出来的盗窃、受贿、勒索和利用职权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件，是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仅在最近三年内，卫生系统由于滥用职权、盗窃物质财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就有八十一名工作人员。在巴库、基洛夫阿巴德、阿格达姆、叶夫拉赫、共和国其它城市和地区的医疗机构中，发现了把药品藏起来，再以高价出售，盗窃专供住院治疗的病人吃的食品这样一些事件。
所有这一切就引起了居民正当的责难，对共和国和全苏机构有许多抱怨。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认为，共和国医疗机构对工作的极其令人不能满意的组织，首先是因为共和国卫生部长阿卜杜拉耶夫同志、副部长鲁斯塔莫夫和阿利耶夫两同志没有以应有的责任心来对待完成他们所承担的义务，没有同已存在的缺点进行坚决斗争，对所属卫生机构的领导人没有严格要求，对医疗工作人员受贿和勒索事实及其它舞弊行为采取调和主义态度。
部长阿卜杜拉耶夫同志竟然滥用职权，为亲属的非法行为助威打气，给他们当靠山。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认为还必须指出，州党委、市党委和区党委，以及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对医疗机构的工作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注意，对它们的领导人在保证医疗服务的高水平上没有提出应有的严格要求，没有把共产党员、人民代表和公众的努力放到坚决消除不良现象和在每个集体中创造健康的精神道德气氛上来。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鉴于阿卜杜拉耶夫同志对卫生部工作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在选拔、配备和教育干部上有严重缺点，对医疗预防机构中的舞弊行为的种种事件采取调和主义态度，解除他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长的职务，并宣布给以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在组织医疗预防工作上的严重缺点，由于在消除不良现象上表现出无原则性，宣布给予阿塞拜疆卫生部第一副部长鲁斯塔莫夫同志以严重警告处分。
由于在组织卫生防疫服务上的严重缺点，由于在工作中表现自由主义。宣布给予阿塞拜疆卫生部副部长阿利耶夫同志以警告处分。
【路透社莫斯科七月二十一日电】据今天莫斯科收到的阿塞拜疆一家报纸报道，阿塞拜疆党的两位高级官员在该共和国开展的一次反贪污运动中被开除出党。
《巴库工人报》说，这两个人中一个是马麦多夫，他“由于采取同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负责官员不相称的行动”被开除出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另一个人是阿巴索夫，他“由于滥用职权”和其它罪名而丢掉了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在这之前，《真理报》本星期报道说，阿塞拜疆政府有三名部长由于助长“贿赂、贪污和欺骗国家”而被解除了职务。
《真理报》证实，这三个人是卫生部长阿卜杜拉耶夫、商业部长泽伊纳洛夫和汽车运输部长巴巴耶夫。
这三名部长的工作今年早些时候遭到该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的严厉抨击。阿利耶夫暗示，该共和国卫生系统的贪污现象尤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