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莫斯科八月二十二日电】芭蕾舞女演员卡琳娜·乌兰诺娃，已经六十九岁，但在她的想象中，她仍在大剧院演出，并且胜似当年。
乌兰诺娃认为，如果现在年迈的身体允许的话，她可以比在大剧院雄踞芭蕾舞舞台的几十年跳得更好。
在一次会见记者的时候，她说：“这就是芭蕾舞的悲剧：它是一种年青人的艺术，可是一个人的经验、理解力和创作想象力却是随着年龄逐渐增长的。”
她说，在她舞台生活的最后几年——即当她十八年前五十一岁退休的前几年——她所扮演的著名的朱丽叶比她在年青的时候演得更好，具有更真实的青春气质。
在她整个舞台生涯中，她始终保持反复琢磨角色，尤其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不断发现新的深度和新的性格特色。
与此同时，她停演了一些芭蕾舞剧，如《天鹅湖》，《睡美人》，因为她发现这些角色过于肤浅，不过是一种“技巧的表演”。
乌兰诺娃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舞台生涯。她说，她舞台生活的最美好的回忆完全不是来自于大剧院的舞台，而是来自于排练厅，因为在那儿她对所演的角色进行了精细入微的设计。
“一到举行首次演出时，我的兴趣就不大了。工作已经结束。真正能给我喜悦的是创作的过程……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并注入自己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乌兰诺娃虽然已不再登台演出，但仍在继续这种探索。“我的舞蹈艺术将通过我的学生留在人世间，因为我教给她们的都是我自己的舞蹈。并且我内心感到，我总是和我的学生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在给大剧院培养了几个当代优秀的天才演员之后，去年乌兰诺娃甚至想退休不再任教了。在这些优秀的天才演员中，有华西里耶夫，玛克西莫娃和谢缅娅卡。
“但是我又发现了这个姑娘。我觉得我至少得用三年时间来教她。我希望我没看错这个孩子的才华。但愿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
这个女孩叫谢米佐罗娃，一个来自基辅的无名小辈，可是在她老师的眼里，她能成为大剧院第二代伟大芭蕾舞女演员中的一个。
“培养年青人实在是件难事，因为要干好工作得全神贯注，可是年青人常有许多分心的事。”
但在身材修长的二十一岁的谢米佐罗娃身上，在这个象大剧院伟大的芭蕾舞演员普利谢茨卡娅那样心中燃着一团烈火的姑娘身上，乌兰诺娃发现了一种干劲，这种干劲有时在晚上还使她俩双双回到排练室，进行几个小时的额外训练。
教学工作好象使乌兰诺娃重新焕发了青春。今年谢米佐罗娃首次演出的前夕，作老师的就好象她学生那样紧张不安。
乌兰诺娃五十一年前的首次演出对她说来并不是件愉快的回忆。“我怕每一件事，怕剧院，怕观众，怕演不好。”虽然她演出时紧张不安，动作生硬，但她的老师洛普霍夫对她仍然充满信心。“不要紧的，让她跌倒好了。”她想起他的话。但她从来没有跌倒过。
她第一次公开演出是在列宁格勒学校。一九四四年由于战争撤退到西伯利亚，乌兰诺娃才进入了大剧院，从此声誉日隆。
乌兰诺娃离开舞台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但她的名字在大剧院仍占首位，甚至普利谢茨卡娅都从来没有同她能并驾齐驱过。
但乌兰诺娃仍然象首次演出时那样战战兢兢，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因此她对去年庆贺她舞台演出五十周年时对她的赞颂之词也感到有点出乎意外。
她说：“人民仍然记得我，我感到高兴。”
【美联社梵蒂冈城八月十八日电】（记者：塞缪尔·库）所传北京选出天主教主教一事使梵蒂冈重新抱有与中国当局和中国天主教教会进行对话的希望。一些梵蒂冈分析家认为已经开始了非正式的讨论。
梵蒂冈一位发言人说，把傅铁山提升为北京主教是“非法的”，因为这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批准。但是，教庭还说，它的态度是以只有教皇才能任命主教这一普遍原则为基础的，并不表明敌视北京政权。
梵蒂冈人士普遍认为傅的当选——新华社于上周报道的——表明，中国天主教徒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迫害之后可能正以有限的方式进行活动。
一个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的梵蒂冈官员说：“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我们要肯定，不错过任何信号，不管这种信号如何微弱和有限。”
中国的天主教会脱离梵蒂冈已有二十多年了。
没有迹象表明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准备与罗马和解。
但是，一些梵蒂冈分析家认为，梵蒂冈已经通过目前在中国进行“半官方”访问的两名在中国出生的梵蒂冈高级神职人员在北京与中国的神父进行接触。
表明中国容忍宗教活动的其它发展是：从监狱释放了一些梵蒂冈任命的上了年纪的主教，实际上取消了不准听外国广播——包括收听梵蒂冈每天的华语广播——的禁令，并且采取行动，邀请外国的耶稣会教授回到他们以前办的学校去。
这位梵蒂冈官员说，在建立官方关系以前，仍然存在着“可怕的障碍”。
一个障碍是：中国说，只要教庭与台湾
——那里有三十万天主教徒——保持外交关系，北京和梵蒂冈就不可能建立正式对话。
一些人士说，梵蒂冈可能准备作出让步，象美国那样解决中国问题——把大使馆从台北转到北京。
【美联社新德里八月二十七日电】印度联合新闻社今天援引西藏人士的话说，由达赖喇嘛的哥哥和达赖的流亡政府成员组成的西藏五人代表团，正在中国同北京领导人会谈。
这里的达赖喇嘛发言人不愿否认有关访问的消息。这可能是流亡的西藏官员自从一九五九年发动反对中国人的未遂叛乱以来的第一次访问。
发言人扎西旺堆又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印度联合新闻社报道西藏人士说，这个代表团是八月二日乘飞机取道香港去北京的。这家通讯社说，这个代表团还要去西藏，以便“估量那里的真实情况”。
代表团的成员有：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登珠，安全部长平措扎西，部长土登朗吉，内务秘书长扎西多吉以及另一位官员洛桑达杰。
这些人士引用通报上的话说，在出访之前，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接触。
【本刊讯】香港《明报》八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译载《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外国贵宾享受最好》，转载如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他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说出了整个国家的渴望，中国终于摆脱了被西方列强分割为势力范围的半殖民主义的束缚。
中国人民受了一个世纪的屈辱之后，恢复了尊严和自豪的意识，而且充满了国家重建的热情。现在，三十年后，自豪的意识似已消散，殖民心理有冒现的新危险。
出现这种情形是有很多理由的。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夸大地宣扬社会主义的成就，制造了普遍的希望破灭。
同时，现政府的坦白作风，正式承认中国经济与西方国家或亚洲国家相比之下的落后，由此引起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疑问。外国访客，游客和商人，往往使一般中国人得见西方富足的具体证明。
当然，政府的坦白态度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实事求是”的口号使干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值得效法的地方。
但是，在目前热烈学习西方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盲目崇拜一切外国事物的不健康迹象。这种现象，大致上是自发的，但为政府的态度所加强。举例说，官方的政策似乎特别优待外国人，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他们往往得到让座（有时候是妇女让出来），他们排队则被带到前头，并且在特别的饭馆里吃东西。
这部分是中国人真正好客的结果。外国来客统统被称为“外国贵宾”，这个称呼自然而然地打开了门户、加强了服务，以及保证得到普通中国顾客从来不会得到的不同态度。
但是，外国人得到的特权，有时候却象过份了。在火车站和飞机场，外国人享有特别的等候室和饭馆。有时候，一小撮外国人占用的地方，比起几百个中国人还要多。
外国人和中国人受到分等对待，显然是潜伏着危险的。危险有两种，第一，很可能触发对外国人的不满。第二，可能使中国人觉得自己比不上西方人。而且还可能使西方人认为天生地优于中国人。
一位住在北京饭店的加拿大籍华人，在电梯里碰到了一个白种美国人，那人对中国血统的人竟获准住在这家饭店，表示惊异。饭店门口的看守人员让外国人自由进出，但却监视着中国访客，那些进去的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他们要出示身份证明，并在柜台登记，写下姓名和他们要探望的人的房间号码，以及彼此的关系等。
很多地方是留给外国人的，饭馆有为外国人设的特别房间，较普通房间干净和宽阔。店铺里把最好的货品放在只有“外国贵宾”才能进去的房间。火车和飞机上的最好座位是给予外国人的，照顾外国人的友谊商店，禁止中国顾客进入。
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外国人并不想受到优待。他们在别人让座或被带到队头的时候，觉得很尴尬，宁可像别人一样等待。有时候，外国人也会觉得他们得到的“特权”是昂贵的，饭店对外国人的收费高得多，有些外国人觉得还是节省些好。
目前的情况，无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能发展起对中国人的轻视意识，并且尊崇仰慕外国人。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一定要平等待人，对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尊严都要一视同仁。如果进出一个地方要出示身份证明的话，一切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应该出示。客气的服务，应该施及所有人，不单单是外国人，如果大家排队的话，那就全部站着等好了。只有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中国才能避免殖民地心理的出现。
【路透社新德里八月二十八日电】这里的西藏青年大会已经要求印度政府允许在不丹王国的四千名西藏难民进入印度。
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洛桑金巴在一项声明中说，由于不丹当局扬言要把这些难民遣送到中国人统治的西藏去，他已经写信给看守政府总理查兰·辛格，要求他让这些西藏人进入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