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成报》八月九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黄文欢返越有期》，摘要如下：
中共一向重视民族大义，尊重有民族气节的人，而最蔑视叛徒。黄文欢之受到北京尊重和接待，就是因为他不是叛国者。如果黄文欢有叛徒性格，则早在四年前当他被排出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时，他已经可以出走，但他决心留在越南，继续和一小撮忘恩负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河内当权派对抗，直到现在他被迫害到在自己的国家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再不走就会被置于死地，他才不得不选择政治流亡之途。政治流亡不同于叛国，流亡只是手段，目的则是重返祖国。当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局势出现转变，受外国操纵的现当权派受到人民唾弃时，他们就必定会回国。中共尊重这种不向恶势力低头妥协的真正爱国者。
黄文欢之不能见容于黎笋、武元甲统治集团，并不是什么权力斗争，而是一场是非斗争。一九六六年七月，当美国不断增兵南越，北越在抗美卫国战争中处于最艰险患难的时刻，黄文欢亲眼看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百万中国人民举行援越誓师大会，也亲耳听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不惜以民族牺牲”支援越南。这句话的前文后语的意思连贯起来看，就是说如果美军进攻北越，中国一定出兵，就算北京吃原子弹也在所不惜！现在黎笋之流却泯灭天良诬称中国当年援越是为了要并吞越南。黄文欢不愿违背事实，也无法违背良心，于是就不能见容于黎笋当权集团。黄文欢出走是越南内政问题，所以中共不加张扬。
【合众国际社旧金山八月十日电】（记者：斯特兰德）众议员乔治·米勒（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刚结束对东南亚的访问后回来，今天把大批“船民”离开越南的主要责任归于美国。
米勒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得到的消息同国务院的说法大不相同，国务院的说法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麻烦。”
九名国会议员用了一周的时间访问了难民营，并在河内同包括越南国务部长阮基石在内的越南官员进行了会谈。米勒是这些议员中的一个。
米勒说：“这次旅行使我大为吃惊。”他描述了印尼阿纳巴斯的状况：在那里有四千名难民挤在一英亩的场地上，孩子们在外面的污水里玩，水是从受污染的井里汲取的。
米勒说，国务院提出这样的说法：现在住在各种难民营里的四十万难民主要是受大规模政治迫害逃离的，可是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他这一行人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他说，政治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种族仇恨，特别是经济破坏是更重要的原因。
米勒将向卡特总统建议美国现在迅速采取行动以结束对越南的贸易禁运，他说，贸易禁运“排除了越南人民在经济上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任何可能性”。
他说，河内周围的地区“看上去就象月球上的陨石坑”，越南南部美国建造的工厂得不到零件，这个国家现在的粮食比一九七五年少百分之四十。
他说，这些情况加上第七舰队舰只驻在海岸附近海面，可能鼓励再有二百万人出逃，而这些人是其它国家吸收不了的。
他说：
“第七舰队是在鼓励人们出逃。他们想，如果他们能够登上第七舰队舰只，他们就到了美国。”
他说，美国现在应该通过国际组织向越南提供资金，帮助越南重建遭到破坏的经济。
米勒赞同国会代表团另一个成员——众议员丹尼尔·阿卡卡（夏威夷州民主党人）——星期四在檀香山发表的谈话。
阿卡卡说，如果美国现在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难民问题就会缓和。
说日本人出口成功的战略是以质量为基础的，每个工人同时也是生产作业线上的盾量检查员，工人不仅同他的企业而且同他的产品质量都是一致的，保持质量被看作是对个人的要求
【本刊讯】西德《经济周刊》七月三十日刊载一篇文章，题为《质量从家庭开始》，副题为《特雷西·达尔比谈日本出口成功的原因》，全文译载如下：（原编者按：特雷西·达尔比是《远东经济评论社》东京分社社长）
如果说日本的经理们犯了错误的话，那末错误就在他们太过于热心地想做好工作。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出口货物的某一个小的范围，他们成功地打击了美国和欧洲的竞争。
西方的经理们常常错误地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口成功归因于优惠的价格。但实际上日本人的战略是以质量为基础的。亚洲人在战后就已把希望寄托在质量上了，那时“日本制造”这个商标还是质量可疑的廉价大路货的同义词。
直到这一战略显示出它的全部作用之前，持续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远东岛国人民在产品质量和信用方面的武士道牺牲精神，终于在世界范围内把日本的彩色电视机、高保真音响设备、汽车和其它一系列产品推到最前列，并受到买主的喜爱。今天同样精细地注意生产、管理和销售使得日本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和其它尖端技术产品在国际上越来越成为一等品。
日本现在的几乎所有出口畅销品的基本技术都来源于美国或欧洲。亚洲人在此期间早就超过了新旧大陆的发明家。例如：早在六十年代他们就已把半导体技术引用到电视机上。当时他们的美国竞争者正在搞电子管电视机，美国人当时认为，（半导体电视机）这种东西是永远不会行的。所以日本人今天能够提供便宜的和节电的机器。自从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以来比较知道节省能源的消费者要求这种产品。
在日本这种“我们必须干得更好”的哲学后面有着较深刻的文化原因，这种原因来自日本古老的传统，它在今天的工厂车间里也起作用了。
在地下资源贫乏的日本，越来越重视从现有的物资中吸取最后一点有用的东西。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日本的生产者非常注意在产品离开工厂之前避免生产中出错和保证产品的绝对可靠性。
所以日本人用比其西方竞争者大得多的努力来检验质量——而且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从零件到成品都检查。这也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彩色电视机的废品额平均比日本的机器高二至四倍。
如果一位日本电视技术人员请您去看彩色电视机的内部，那末他就会把它同简化的笔划和他的国家的传统绘画中的空间进行比较。产品越简单，它的元件越少，可能产生的问题也就越少。
在全世界获得成功的电子消费品是在非常清洁的车间里生产出来的。对于在世界市场上占重要地位的日本彩色显象管的厂商来说，清洁的生产设施意味着灰尘粒子比较少，灰尘粒子可能进入显象管和影响画面清晰度。
在日本工厂里缺少庞大的质量检验部门可能使外来人惊讶。绝大多数消遣性的电子器材的大厂商很重视让全体职工（从生产线到董事会一级）在开始工作之前首先详细地熟悉企业哲学。而这种训练计划的内容很多是谈对生产成绩的自傲感和企业的高质量水平。于是每一个日本工人，同时也就是生产作业线上的质量检查员。
每个工人通常终身在其企业中供职，这也有利于日本产品的质量。所以，工人不仅同他的企业而且同他的产品质量都是一致的，保持质量被看作是对个人的要求。
出人意外的是有迹象表明，西方工人也是能接受日本这种管理方式的。如三洋和松下这样的公司能够这样说，在欧洲和美国接受这种管理方式的那些工厂里，质量和生产率也都提高了。
至少强调质量部分是因为，日本的厂商在家里必须使这个有一亿一千五百万苛求的顾主的民族满意。普通的日本人喜欢用他购买象彩色电视机、空调设备、汽车等家庭消费品的能力来衡量他的国家战后经济上升情况。人们对商品普遍要求很高，在最小的家庭用具上稍有一丝痕迹就意味着不可出售。
企图挤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企业很快就察觉到，当地顾客是多么的苛求。当荷兰的菲利浦公司七十年代初把它的煮咖啡器和电动剃胡刀带到日本市场上时，经理们不得不把质量标准和顾客服务提到高于西方的水平。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九日电】美国今天谴责越南继续占领柬埔寨和被赶下台的“专制的”波尔布特政权使那个遭到战争破坏的国家饥馑和灾荒日益加剧。国务院发言人汤姆
·赖斯顿谴责“柬埔寨境内对抗的力量”——指越南和残存的波尔布特的力量——试图从已经开始的国际救援活动中获得“政治利益”。
赖斯顿为了解决这种“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呼吁——并且表示美国愿意支持——在柬埔寨境内展开国际救济活动，柬埔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赖斯顿说：“美国对于柬埔寨日益增多的表明发生饥荒的迹象深感关注，饥荒是由于这个国家遭到入侵和占领而且是由于前几年的专制统治造成的。”
赖斯顿说，迄今为止，向高棉人民提供救济品的各个组织和国家所作的人道主义努力“仅仅起了有限的作用”。
赖斯顿说：“美国准备在美国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同在国际监督下援助一切需要援助的高棉人民的国际救济工作进一步合作。”
赖斯顿说，柬埔寨的饥荒增加的消息是“根据难民和刚刚去过柬埔寨回来的观察家最新近的报告。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最确实的情况。我们相信这些报告。我们认为现在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和柬埔寨内部的各种力量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挨饿的问题。”
【时事社纽约八月九日电】据《纽约时报》八日报道，联合国及国际红十字会当局人士本周在河内及胡志明市接受访问时说，现在有二百二十五万柬埔寨人濒临饿死状态，情况较越南难民更加悲惨。
这是根据最近在柬埔寨调查实际情况后而判明的。这些人士说，为救济这些濒临饿死状态的柬埔察人，迫切需要相当于一亿美元的粮食及医药品的援助。
他们说柬埔寨的医院、学校及自来水设备等，几乎全遭破坏，虽然予以某种程度的粮食援助，由于情况过分严重，杯水车薪没有什么效果，而必须采取紧急对策。
【美联社联合国八月八日电】发言人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合作，向柬埔寨提供援助。这两个组织本周将从曼谷运送四百四十万吨药物和医疗器材赴金边。（原载香港《新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