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苏联现在出现了开始讲究个人生活的倾向，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工作越少越好，责任越小越好；而信守的原则是，干活要慢，免得别人显得落后；对社会财产视为可有可无，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一己的私利则要尽可能地捞，而且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去捞；集体主义往往是表面现象，现实生活中往往产生虚伪——人们倾向于在会上照上级的意图发言、投票，而想的却是另一套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三日刊登戴维·希普勒发自莫斯科的一篇专稿，题为《苏联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消失，计较个人利益的倾向在形成》，摘译如下：
苏联一贯极为强调集体主义道德，教育孩子们，个人的欲望要服从集体的利益。现在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是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而是逐渐开始讲究个人生活的倾向。一些俄国人认为，这种倾向已开始腐蚀人民的社会道德和应有的思想品质。
从文学、戏剧、社会学、电影、教育和人们干工作时的态度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倾向。
一位仍然住在莫斯科的美国共产党员说：“当我一九三一年刚来这里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有一股子纯朴的热情。他们认为工作越努力，国家就越富，他们的所得就越多。现在呢？整个倾向似乎是工作越少越好，责任越小越好。”
一位年青的俄国人说：“每个人都在为他自己而生活。”
同学们和工友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仍然是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课堂上，在工厂里，老师和经理人员利用这种手段造成整体的压力，使人不敢越轨，否则就要付出代价和遭受痛苦，这样就使每一个人俯首听命了。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是否培养出了真正使自己融为集体之中的公民是值得怀疑的。苏联一位共产党员说：“苏联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比西方许多人所想象的要强，但比这里的许多人所想象的要差。集体感是有的，但至于说个人利益无足轻重的思想，对不起，再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的确，在最近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个人的地位突出了。今天最受欢迎的作品既不是对社会提出泛泛批评的那些作品，也不是歌颂将装配线和战场变成宣传品的虚构的英雄主义的作品。最受欢迎的作品倒是这样一些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电影和戏剧，它们的描写已涉及人所熟知的家庭世界，探索人的喜怒哀乐，而结局并不总是喜剧性的。有些作品是严肃的，有些则追求离奇的情节，多数作品并不装模作样地歌颂共产主义的成就。尤里·特里丰诺夫描写苏联城市生活是如此逼真，以至一位俄国人说读他的作品就象是“从锁孔里窥视一个人”。他的短篇小说《交换》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家庭中的仇恨与贪婪，并被改编成戏剧在莫斯科上演，大受欢迎，剧院场场满座。
瓦连京·拉斯普京是众口称颂的苏联最有天赋的作家，由于擅长以优美而带伤感的笔调描写俄国农民的生活而著称。费奥多尔·阿勃拉莫夫创作了几篇很有影响力的反映农村个人不幸遭遇的故事。剧场的鲜明对照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在最近一次作家会议上讲话时对这种倾向表示不满，对现代文学作品没有讴歌共产主义英雄人物感到惋惜。许多俄国人认为，使理想主义暗然失色，使人们只顾自我的，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缺乏英雄人物。
在舞台和银幕上，尤其是在描写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史诗般题材中，作家们一直在表现工人、战士和革命家的英雄主义行为。但是最近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却不是这种题材。这部叫做《奇怪的女人》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女人本在享受着人生应有尽有的幸福，却为了追求爱情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位丈夫吼道：“让爱情见鬼去吧！人人都在忙着工作、工作——懂吗？谈情说爱弄得人人神魂颠倒，似乎世界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当尤里·特里丰诺夫的《交换》在塔干卡剧院上演的时候，剧院外面有几十个人在徘徊，想从前来看戏的观众中买多余的票。但是，当根据勃列日涅夫的战时回忆录《小地》改编的描写战争和英雄主义的一出爱国主义戏剧最近在另一家莫斯科中心剧院上演的时候，许多人站在外面想退掉他们不要的票，但是别人根本不要；在戏院里，许多座位是空的。融合在集体之中是重要的苏联非常强调个人同集体搞好关系，孤僻的人不管多聪明，都很少受到钦佩。关心集体、热爱集体受到称道，个人主义、与世隔绝则招人非议。素不相识的俄国人在火车上见了面，也能聊起来；人们大冷天未让孩子穿暖和点，或者穿着寒酸，或者开着肮脏的小汽车，都能甘受过路人的公开责骂。
学校是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主要场所。教师手册规定要努力向学生们灌输集体主义意识，办法是使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大体上必须得到其他学生以及老师的认可。
一种办法是将一个班分成五六人一排或五六人一个小组，并互相开展竞赛，看哪一个小组的作业做得最好，最守纪律，最整洁，等等。因而一人的表现好坏便关系到整个小队：任何一个优秀学生可使整个小队成为先进集体，任何一个落后学生可使整个小队降为下游。学校鼓励孩子们帮助后进学生，训斥懒惰的孩子。一位教师说：“这种办法很灵。”有时候，一个孩子有了错，整个班都骂他，对他施加压力。
在苏联学校里，学生们揣测老师想让他们怎么看待其他学生，他们就怎么看待其他学生，这种现象是常见的——班长通常是美国学生所说的“讨厌的管家婆”。小孩长大了，也就是这副性格，他在工厂当了工人，或者成了党员，在正式会议上就只知道照上级的旨意讲话。
有时候这种一本正经的集体主义只是表面现象；有些青少年说，在学校里，所有这些都是弄虚作假，往往教师刚走出课堂、学生就哄堂大笑。谴责过分此外，一些教师和学校对集体的强调程度各各不同。有的对它欣然接受，有的对它漠不关心，有的利用它作为执行纪律的严厉手段，有的认识到强调过分有危险。
强调过分偶尔受到谴责。最近莫斯科电视上放映了一部电视片，说明过分强调集体，利用集体的压力来对付一个学生是有破坏作用的。一出供青少年看的反映青少年犯罪情况的戏，描写一集体因敌视一个需要帮助和支持的男孩而害了他的故事。一位学法律的学生说：“对我们来说，集体怎么看我们比我们的父母怎么看我们更为重要。”他的一位学历史的同学点头赞同他的意见。
可以说，到处的年青人都是这样，所不同的是，苏联社会尽力使集体的压力沿着正确的方向发挥作用。结果之一是产生了虚伪——人们倾向于在会上照上级的意图发言、投票，而想的却是另外一套。美苏之间的一次比较六十年代中期的一项很有说服力的研究，比较了苏联和美国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同学面前违规的情况。布朗芬布伦纳在他的《两个世界的童年》一书中说，美国学生在认为只有他们的父母知道他们的行为时，他们的行为就好；但当他们认为只有他们的同学知道他们的行为时，他们的行为就差。
布朗芬布伦纳写道：“苏联的学生恰好相反。说实在的，在减少不规矩的行为方面，他们的同学与父母和老师几乎是同样地发挥作用的。”
这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它们经常涉及的只是苏联生活中形式上的和矫揉造作的方面，而很少涉及到苏联生活的比较自发和自然的脉搏跳动。凡属集体，有它冠冕堂皇的一面，比如满堂学生照老师的吩咐谴责不规矩的行为，但也有它见不得人的一面，比如一帮十几岁的小青年砸汽车开心。青少年犯罪现象、离婚率高和现代都市生活的其他弊病，促使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再度把家庭看作一个构成社会的关键的单位，促使他们强调保持健康和稳定的家庭生活的必要性，并促使他们远远背弃十月革命之后的头十年所盛行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提出的一种概念，即家庭将消失，集体生活将代替单家独户。
今天人们认为，所谓每家有自己的房间但同别家共用厨房和浴室的一套套公寓住房是不合时代潮流的，是贫困的象征。是住房奇缺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在整个苏联，这样的公寓正迅速被一家一套的多层高楼所代替。
同样，抚养孩子的事并没有交给国家。即使几乎所有能工作的妇女都有工作，多数妇女还是充分利用漫长的产假照顾孩子，然后在上班时便把孩子托给奶奶、姥姥管。苏联的统计数字不精确，但这种数字表明，三岁以下的儿童进日托的大约只占百分之十七，进托儿所或幼儿园的学龄前儿童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虽然集体主义减少了政治上的越轨行为，但它在其他方面却不怎么灵。目标没有达到有些工人说，关于工作，人们信守的实际原则是：干活要慢，免得别人显得落后；对社会财产视为可有可无，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一己的私利则要尽可能地捞，而且往往要通过非法手段去捞。俄国人说，透过表面来看，集体也常常是人们互相散布流言蜚语和在背后捅刀子的地方。
集体主义道德似乎并不含有强烈的社会良知。数月之前莫斯科一群共青团积极分子碰见一位美国记者，这位记者问他们，世界上有哪些不合理的现象是他们想要纠正的。他们的回答都集中在他们觉得是美国的一些弊病上面：犯罪、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军备竞赛。
当问到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发表一点看法时，他们都默不作声。为了让他们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记者换了问题，问他们希望能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什么，他们再次沉默不语。最后，一个男孩机械地说：“我们想建设共产主义。”
【德新社罗马七月六日电】意大利共产党今天上午在这里结束了它为期三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领导人贝林格成功地捍卫了他的“历史性妥协”政策。
这项同左翼的和中间的政党进行合作的政策，曾遭到意大利共产党左翼分子的攻击。
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领导层所进行的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
贝林格说，党在六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遭受的严重挫折，是由于意大利共产党在执行一条右倾战略时有错误。他说，这条战略便是进行历史性妥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取代它。
左翼分子徒然地试图改变党的路线，恢复反对天主教民主党的战略。
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领导层进行的其他批评还有：党的领导垄断了权力，使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不了解青年人（他们已大批脱离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问题，没有对东欧集团国家中的政治压迫进行足够的谴责。
批评者还叹息党内缺乏民主程序。
中央委员会说，党将处在反对党的位置上来支持政府和对政府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中央委员会将在下周初开始召开它的第二次会议，届时将选出意大利共产党的新的领导机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尽管贝林格的地位已被削弱，但他肯定仍将继续担任党的领导的职务。
然而，报纸预料，其他许多领导人物将成为一次主要的领导阶层的变动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