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越南农业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工业生产低于一九七五年水平。官僚主义和贿赂的现象充斥社会的各个方面。西贡的监狱里装满了犯人。在今天的南越，有钱能买鬼推磨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七月九日出版的第二十八期刊登一篇报道，题为《难民谈今日越南的情况》，摘译如下：
逃出来的越南人和被迫出境的华人所谈的情况。是目前关于越南情况的最重要的来源，因为越南现在几乎不准西方记者进入这个国家。
从难民的谈话中透露出关于近几个月来几十万人离开越南的原因——越南人是非法离境，华人是合法的，要以黄金支付高额出境税——而且常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试图漂洋过海到达邻近的国家。
在上几周里，欧洲共同体和联邦共和国已经停止已答应给越南的总共大约四千二百万马克（约合二千一百八十四万美元）的发展援助，现在越南正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尽管有它的苏联朋友向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按照苏联的榜样搞的计划和组织工作，也不能够建立起一种那怕是勉强满足人民需要的社会来。
农业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工业生产还低于战争最后一年一九七五年的水平。官僚主义和贿赂的现象，充斥社会的各个方面。越南人，特别是南越人，对此很不满意，并且气馁了，其原因大概是，这个政权使共产党统治国家的强制措施越来越严厉。
根据所有难民的异口同声的说法，“战俘改造营”直到今天也还在办。
在这种战俘改造营中，战俘们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参加思想改造课。生活条件是很差的，许多人因患热带丛林病而致死。
今天在城市里的监视组织得很严密。每一个城区都设有一个安全当局，其领导人通常都是北越去的，有权发布拘留和逮捕令。
警察局的条例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详细规定。比方说在南越，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他所在的城市或地区，除非他得到特别的批准。对于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或者是住在同柬埔寨接壤的军事要地的人，要离开自己的城市和城区则需要得到城市最高安全当局的批准。
在西贡甚至一直还实行从午夜到凌晨三点禁止外出的办法，在这段时间里，任何人不经特别许可都不准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留宿。
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受严格的控制，只进行政府的宣传。
去年夏天开始了一场旨在反对“颓废文学”的新运动。西贡市的居民出于谨慎把他们所收藏的外国和越南古典著作都给烧掉了，因为所有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出版的书籍都有“颓废文学”之嫌。
今天要在西贡买一本外文书是不可能的。连学习英语或法语也变得困难了。然而在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都有免费分发的俄语教科书：三个月学习字母发音，三个月学习语法。
同外国人接触，而且包括同俄国人和东欧人的接触，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每一次同外国人的会晤，那怕邂逅，也必须向城区的安全当局汇报。
因此西贡的监狱里装满了犯人，这些人大都是因为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过失被抓起来的。
有时行贿受贿也是抓人的原因，但是行贿又是逃避逮捕的办法，阮文绍军队的前上尉梅文莲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
在过了两年又十个月的战俘改造营生活之后，他和他的家庭应被当作农民送到平隆省的一个“新经济区”去。他听说，那里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因此就请求给他三天假期到西贡去探望他的父母。
到了西贡，他到了他父母所在城区的安全当局，以便在那里谈谈自己的问题。两杯咖啡之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即梅文莲的假期证明可以延长到三个月——但要交二百个盾。若交八百盾，他就可以入他父母亲的户口本，可以无限期地在西贡住下去。他利用了这段时间来筹划逃离的事情。
行贿受贿同时也给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害。以西贡西北古芝市一家糖厂的情况为例。直到一九七五年，这家糖厂——能加工局围四千公顷的甘蔗——还一直全面开工。但是到了一九七八年，这家糖厂和周围的甘蔗田一样，都国有化了，然而却只开工了整整一个半月。
因为主管这些蔗田的干部宁愿以每吨甘蔗五百盾的价格，把甘蔗拿到黑市上去出售，而不愿意以每吨六十盾的国家牌价把甘蔗卖给国营糖厂。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西贡市国营商店中食糖短缺，而黑市上则有大量的糖在出售。
“公路大王”阮明春，他是主管富林区——西贡南区——的干部，开往湄公河三角洲的公共汽车和载重汽车，都从这个区发车。
通常情况下，从西贡到三角洲地区的美萩市，公共汽车票价是一个盾，但有一段时间买不到车票：阮明春把所有的票都买去了，然后再以每张票十个盾的价格把票卖出去。
当他被捕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他被判处死刑，但当他被关押在嘉定的监狱里等待处决的时候，他又成功地花钱买通了逃跑的生路。他花了八百两黄金，在三个月之前同一位帮手一起逃离了越南。
那些在一九七五年来西贡时还穷得可怜的共产党干部，由于接受贿赂现在都很阔气了。例如过去南越首都南面的一个叫做平正村的村长，给自己建了一所房子，价值十万盾。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他把农民打算私运到西贡去的大米没收之后，由他老婆再把这些大米拿到黑市上去出售。四号公路（“大米之路”）从西贡市通往湄公河三角洲，这条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头头，都能从被运往西贡的农产品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另外一个负责为边和招收工业工人的干部，要求他给介绍工作的每一个人交三百盾给他。
在今天的南越，有钱能买鬼推磨。谁要是想作为一个“已改造好的人”，以便离开战俘改造营，谁要是想得到允许，去看望一下自己家里的人，谁要是想从乡下带两只以上的母鸡到城里，或者是想弄一辆汽车——要得有关这些方面必要的应允，那就要分别付出不同的代价。
自从今年四月二十日以来，私人车辆禁止开动。但谁要是能向当局付一定数目的款项，就可以得到一张小小的行车许可证，要把这种许可证贴在汽车前面，就是说，这位司机是在为国家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自一九七五年以来放在汽车房里的大部分汽车，现在都在出售，大部分买主都是干部。一辆法国产的普吉奥牌５０４型汽车，价值相当于一条难民船上的十张出境签证。
很难弄到汽油。干部可以用国家规定的价格买到汽油，但每个月只能买三公升价格为两盾的汽油。在西贡天主教总礼拜堂周围的马路上和通往城外的所有主要交通干线的起点地方都可以用黑市价格买到汽油：四分之三公升的瓶装汽油，要卖十二盾。
那些只配给干部的货物在黑市上可以买到（除了汽油之外，例如还有波兰的黄油），说明干部们肆无忌惮地接受贿赂。
这套办法是很简单的：一辆载重汽车必须由西贡开往海滨城市头顿。司机拿到了可领二十五公升汽油的油证。半路上他从这二十五公升汽油中倒出十公升来，并且卖掉了。当他回来之后，干部给签个字，说这二十五公升的汽油都用完了。卖汽油所得到的钱，他们之间就分掉了。
把大米运到城里去的载重汽车，在半路上也被当地的官员给拦住。从二十袋大米中，要卸下两三袋来，开一张收据，说这几袋大米霉烂了，必须扔掉。于是这批大米就到了黑市上。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有十二台几乎是全新的起重机在内港隆平干活，在这里美国人每天要卸下十吨重的弹药。几个月之内，这十台起重机全都不用了，因为这个港口的负责人让人把粗大的钢丝缆绳拿掉了，仅仅是为了要用这些粗大的钢丝绳把那些停在那里的载重汽车拖走。
一个存放载重汽车新轮胎的仓库被越南军队占领了——他们拿这些新的汽车轮胎来给士兵做胡志明式凉鞋。在这样一种习惯的影响下，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不再能得到恢复，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收授贿赂和缺乏能耐同零件不足一样，都阻碍着工业的重建。几乎各地的生产都下降了。
平和市的“科吉多”造纸厂一九七五年有七百四十五名工人，每年大约生产一万八千吨纸，而一九七八年时已有工人一千三百二十名，但却只生产了八千吨纸。河仙市的水泥厂前六个星期一直停产，因为出了故障的燃烧炉因没有零件修不了。有一部分产品在炎热太阳的曝晒和风吹雨打下变质坏掉了，因为包装水泥的纸袋不足，以往这种纸袋是从日本进口的。
西贡市郊区所有的电子产品公司从一九七五年起都关门了。
如果工人能以官方规定的价格购买东西的话，那么工人的收入还是足够维持生活的。但是国营商店里的货物是有限的。
西贡市一个产业工人开始时的月工资是三十五盾，一年之后每月可挣三十九盾，以后可以增加到五十五盾。西贡市每月的食品配给是：十三公斤粮食，其中三公斤大米，官价是每公斤零点四盾。但这点东西不够吃的，而在黑市上，每公斤大米则要花六盾，每公斤肉要三十六盾，一公斤鱼要二十五盾。
农民个人对生产不关心，因为国家以固定的价格把所有的收获物都买过去了。他们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当然也还由于缺乏肥料和农药，使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过去能生产出三吨稻谷的那么一块稻田，现在充其量也不过只能收六百公斤。在热带丛林中的“新经济区”，生活是十分凄惨的。通常情况下是移民们得到一间草棚子，一块土地（每个家庭八千平方米），按规定还有够吃六个月的大米。但实际上大米很少，至多是三公斤，可能只给三四个月就不再给了。
不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村子。没有电，耕作的土地离住处有六公里远，每天早上这些劳动大军都要步行走这段路程。
其结果是：一年之内村里的人有三分之二从新经济区又逃回了西贡。
这些从乡下“回来的人”，今天已构成了西贡市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他们已经没有食品配给证了，因此就不再能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来购买食品。在他们原来的住房里，现在住着另外的人。为了不让这些人露宿在西贡市的街头，所以警察开始时不准他们进城。在龙山大公路的十字路口，这是西贡的北部入口处，有几百个离开新经济区来到这里的家庭，它们现在都住在桥里，或者住在旧的汽车场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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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新德里七月十八日电】（记者：格兰维尔·瓦茨）雷迪总统今天要反对党领袖恰范组织新政府，以结束印度的政治危机。
如果恰范得不到足够的支持，预计总统会请另三个主要竞争者
——即德赛、拉姆和辛格——中的一个人来组织新政府。
【法新社新德里七月十八日电】今天据这里透露，老资格的甘地派社会党人纳拉扬已要求即将卸任的德赛总理放弃人民党议会党团的领导职务，而由拉姆副总理担任此职。纳拉扬也还曾告诉人民党主席谢卡尔，他赞成拉姆当印度的下一任总理。